楊克親歷過許多流派與潮流的更迭，卻從不被流行的趣尚所左右和裹挾，而是一直視詩為生命棲居的精神家園，堅守獨立的文本立場，歷經40多年的風云流轉，終成一只不老的“青鳥”。回望并不算短的創作歷程，好像楊克從沒鍍過大紅大紫的“速榮”光環，也無隔日黃花的“速朽”的悲哀。而且他沉潛自覺，越寫越好，既有著標志詩人成熟的明確的方向感，又飽具撼動靈魂的重量和沖擊力。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日前出版的《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了我的祖國》再次透露了這一信息。

打開和詩集同題的第一首詩，很多讀者會出現不小的審美驚顫，石榴、祖國這兩個體量懸殊、毫無關系的意象，怎么能拷合在一起，又怎么可以從一顆石榴里看見祖國？勢若南北兩極的本體和喻體并置綰結，但仔細閱讀下來便會覺得其組合的構思又是巧妙“合道”的。從這首詩不難看出，對楊克來說，寫詩是關乎心靈和精神之事，所以他的詩是“走心”的。不論是《新桃花源記》《擔憂》中人類理想與人間大愛的執著觀照，還是《人工智能美少女》《花城廣場》等都市景觀、體驗的日常凝眸，抑或《人杰地靈》《溫暖之詩》的環境與生態的溫熱撫摸，均因“心靈總態度”的融入，烙印著主體的思想渴望和吁求，蟄伏著與讀者心靈溝通的可能。楊克高出一般詩人的是，當很多人以為“非”詩的社會、現實層面的因素無助于詩歌之美時，他的詩從心靈出發，卻很少沉湎于個體情懷的抒唱，而是力求在“及物”向度上建構自己的詩歌美學，在與整個外部世界的寬闊“對話”中，對現實做出貼近而又超越的詩意發現和言說。尤其是他早期詩歌《對一個中年男子的描述》中“血肉之軀/不能被抽去骨頭”的詩人身份認知，更賦予他的詩一種“為天地立心”的擔當色彩，其詩作常以個人視角傳遞群體或時代的情思意向，不管詩風如何嬗變，總能做到詩魂硬朗，充滿力量。作為現實與人類良知的代表，楊克詩歌相互間聚合拼貼的散點透視，完成了轉型期中國“形象心史”的書寫，從中能夠把捉到歷史的紋理走向和內在脈動。

南方成長起來的楊克想象力出色，他的詩在感性路線上行走得稔熟自如。大都市最為嘈雜凌亂的場所經他數筆勾勒便形神畢現。擁擠和孤寂、時尚和欲望、健康和潰瘍等矛盾因子的拷合，見出了都市繁華背后冷漠殘酷的本質。而更為引人矚目的是，楊克詩中“思”之品質和分量在日益強化。詩是“肉身中靈魂的頓悟與喚醒”觀念，同豐富的人生閱歷、自省的心理結構、超拔的直覺能力遇合，使他的《死亡短訊》《石匠》《風扛下了所有的罪》等詩，不時逸出生活、情緒以及感覺的層面，直抵事物的本質，成為回味與沉思的結晶，在感性之外滋生出一定的理性內涵，更像是一片片思想的家園，或一條條人生的“眉批”。隸屬南方的感性和偏于北方的理性在詩里融匯，無疑增加了楊克詩意內涵的鈣質、高度和深度，也會引發讀者對詩歌只是情感的抒發、只是生活的表現的傳統觀念的質疑和反思。

與詩魂的高邁硬朗相比，楊克在詩藝上更不甘人后。他的《石油》《綠色自行車》《乘高鐵從湘潭到長沙》等作品中廣場、石油、電話、汽車、轎子、郵遞員、郵輪、車站、高鐵、隧道等商業敘述的物質類語碼大量起用，以新質顯豁的意象系列打造，和現代人繁復、神秘而紊亂的心理達成了理想的對應，沖擊了傳統詩歌的意象格局，陌生刺激得出人意料。楊克的詩在結構、平衡大與小、抽象與具體事物的構思方面的功夫也令人折服，如《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了我的祖國》《銀瓶山》，或將“石榴”和“祖國”類比，曲訴對國家的愛、對苦難同胞的悲憫；或則諧調“山”與工廠的轟鳴，揭示工業文明帶給現代人欲望、繁忙又歡快的本質，都能大里帶小，小中見大，虛實相生，有種舉重若輕的風度。特別是楊克的詩在豐厚文化底蘊支撐下的反諷、幽默的機智風格，更堪稱獨步。

另外，也許是越來越意識到新詩和傳統融合的必要，楊克詩歌中打量古代文化和詩歌的成分明顯增加，如《蘇東坡》《仙游寺遭遇白居易伏案疾書長恨歌》《風度張九齡》等等，不勝枚舉。它們不只是對古人精神與思想的再現與恢復，更是詩人與先賢之間跨時空精神“對話”之后對他們的想象與重述。可以說，楊克詩歌在“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上所打開的藝術可能性及其不俗表現，對詩壇均不無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