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從小鎮走出來的文藝青年不計其數，在我的印象里，北方有賈樟柯，南方有朱山坡，一個做導演，一個寫小說。

與賈樟柯一樣，朱山坡從在小鎮上的電影院看《伊豆的舞女》感到震撼開始，踏入文學，膜拜經典，繼而掉進小說的“黑洞”，全力以赴。電影是他的啟蒙老師，詩歌是他的初戀情人，而小說則是他的終身伴侶，他著魔式地在短篇小說領域闖蕩，不是在寫小說，就是為寫小說做準備。不變的就是他努力向創造經典靠近，跟自己理想中的小說較勁，要重建短篇小說的雄心；變的就是他總要把每一篇小說寫得不同，不甘心只在某一個領域轉圈，在“變”中實現華麗轉身，在“變”中朝著那理想中的經典前進。

相較于他的短篇小說集《蛋鎮電影院》和《十三個父親》，他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我在南京沒有朋友》和在《長江文藝》上發表的《索馬里駱駝》以及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薩赫勒荒原》，變化顯而易見。

在他的《十三個父親》之外，他拋開了他原來所寫的系列父親形象，創造了第十四個“父親”。這個父親在《回頭客》里剛剛出場就沉入河底，卻是一個為了自己的名譽而死的勇者。他的去世為“母親”的出場做了鋪墊，朱山坡罕見地開始大筆墨地刻畫“母親”。表面看，《回頭客》里來路不明的陌生人占了不少篇幅，但母親的睿智與溫情卻體現出人間的真情，自始至終占據著小說的中心。《索馬里駱駝》中也寫父親，一個援非的醫生，但他騎著駱駝回來將母親接走，卻創造了一個非洲人眼里非凡的女英雄。如同鮑十所寫過的《我的父親母親》一樣，朱山坡的父親母親一定也是文學中的經典。

現在，朱山坡又開始寫姐姐了，“我”的姐姐與別人的姐姐。《驚叫》中，我在直覺的靈異中感覺到姐姐遇險。在深圳，姐弟相依為命的經歷感動了兇手的姐姐，作為一個啞巴，兇手的姐姐要去見“我”已去世躺在太平間里的姐姐，好說服“我”的姐姐不要在陰間與她的弟弟結仇，為難她的弟弟，并能靈魂返鄉。她在太平間做出了不可思議的舉動，用刀在自己身上捅了十七刀，為的是死去好與“我”的姐姐溝通。這個犧牲自己成就別人的舉動，讓姐姐成了神圣的精靈。

向經典致敬，向民間學習，是朱山坡小說的常態。在他的小說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杰克·倫敦、馬克·吐溫、果戈理、博爾赫斯、魯迅以及民間故事的影子。《驚叫》的結尾寫了兩只奇特的水鳥，它們經常在江面上并肩而行，像一對孿生姐弟，每當“我”與妻子以及姐姐的三個孩子路過那段路，它們就從南面的舊碼頭款款飛來，在我們面前作一次超低空長距離的滑翔，并做一個熱烈的示意動作然后折身往南離去。這看起來有點荒誕不經，然而卻符合“我”的情境與心境。萬物有靈，在這里得到情感的灌注。從民間文化汲取元素來寫現代的故事，在奇異的經歷中加入魔幻，正是朱山坡的拿手好戲。因此，他的《捕鱔記》《牛骨湯》《鳥失蹤》《把世界分成兩半》，魔幻味道里總藏著“南方以南”的色彩。這又是不變之中的變化。

《中國銀行》是他特別的作品，面對苦澀的現實，他學魯迅的筆法而又恰當地變化，寫出了一個當代的“祥林嫂”。馮雪花是氮肥廠的退休職工，在工廠倒閉之后，退休金也停止了，她抱著不可能實現的希望每天到銀行刷存折，盼望出現奇跡。當她看到人家比她還慘的境遇，又會得到一絲幸運的安慰。安靜的時候，她會變得和善，除了給銀行里的職工講一些趣聞之外，還會給他們送一些花苗。她會提起她曾經有一個幸福的家，還破天荒地存了8元錢，不過很快又支取走了，因為她家里還有一個瘋了的兒子。到又一個大年夜的時候，她突然出現在運鈔車旁，想要抓抓車廂里的錢箱，結果被押運員打昏了過去。春節過后了很久，在許久沒有聽到她的消息的時候，她那只蒼老、瘦小而骯臟的手又緩緩地伸到了銀行的窗臺。小說對年關時節的氛圍描寫、銀行職工對她的態度：同情而愛莫能助，偶爾才會想起她來，以及小說結尾馮雪花的形象：花白而蓬亂的頭發，單薄的衣服破爛而邋遢，整個身子都在不斷地顫抖，弓著腰，竭力使自己站立著，她的頭即使仰起來估計也夠不著高高的窗臺……朱山坡在向魯迅的《祝福》致敬時創造了父親母親之外的一個底層老婦的文學形象。

朱山坡會說故事，而且會變著花樣說故事，他的《送我去樟樹鎮》前半段創造了一個雨夜驚魂的橋段，但到結尾他卻用一則收音機里的新聞，四兩撥千斤，輕輕地瓦解了自己親手制造的驚悚與荒誕。作為與集子同名的小說《我在南京沒有朋友》，則刻畫了一個吹牛從不上稅、“我”發誓不再幫助他卻又在最后讓“我”陷入極其尷尬境地的混混趙球，現實之中透露出的荒誕不免讓我們想起莫言近年來的小說《等待摩西》和《詩人金希普》和《表弟寧賽葉》。與他的另兩篇小說《胖子，去吧，把美國吃窮》和《荀滑脫逃》一樣，他把諷刺與幽默的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就是他不斷求新求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