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向著現代性、全球化大步邁進，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中國夢”已成為最為激動人心，響徹中國和影響世界的時代強音；而“小康夢”作為“中國夢”的具體實踐和最引人奮進的動力，作為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時代主題，自從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建設“小康”的概念后，經過40年的篳路藍縷，現已基本建成了“全面小康社會”。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先行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踐中更是濃墨重彩，先人一步實現了“小康夢”。由張培忠任總撰稿、廣東12位作家參與撰寫、花城出版社近期隆重推出的四卷本、百萬字的《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下稱《奮斗與輝煌》），是國內第一部全景式、史志式記錄小康工程的壯麗華章，也是廣東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的小康“創業史”。作品主題重大，場面開闊，結構宏大，敘事多變，人物眾多，史志結合，堪稱氣象恢宏的人民史詩。具體來說，《奮斗與輝煌》的獨特性、探索性與開拓性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國家敘事”與問題意識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記錄與謳歌追夢小康路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無疑是當下文學的主旋律，也是一種宏大的“國家敘事”，這不僅是國家的需要，同時也是一個作家的使命感、責任感的體現。不過在肯定這類作品的同時，也應看到，目前在大量的“國家敘事”報告文學中，有相當一部分只有歌頌，缺乏問題意識，加之審美欠缺，文學性稀薄，這樣的報告文學，自然也就沒有力量，不可能感動讀者。

上個世紀80年代的報告文學，之所以能夠上升為“時代的文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是因為那時的報告文學，既有歌頌，也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這樣的報告文學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和揭示也就更全面、更深刻，也更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奮斗與輝煌》的可貴和獨到之處，在于它一方面心系民族復興偉業，堅守人民立場，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中的人事物，體現出“眼納千江水，胸起百萬兵”的大歷史觀與大時代觀；另一方面又富有問題意識與獨立思辨色彩。它沒有回避問題，而是直面歷史現實。不僅思考和追問為什么要改革，為什么要追夢小康，而且真實地展現了實現小康路上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遇到的種種阻礙。舉例來說，作品第一卷“百端待舉”開篇，展現在讀者眼前的是暮色四合、月黑風高之夜，寶安縣布吉公社南嶺村村民集體逃港，這是發生于上世紀70年代末的事情。作品從大逃港、從改革開放前社會面臨的問題寫起，是大有深意的。其一是窮則思逃，其二是觀念的轉變。因為窮，所以要逃港；同樣因為窮，所以思變、思改革，并且敢于沖破樊籬，勇往直行。所以，當“堅冰已經打破”，航路一旦打通，廣東率先啟航，也就順理成章了。這就是問題意識與獨立思考的體現，也是這部宏闊的人民史詩的寫作邏輯和寫作基礎。

《奮斗與輝煌》還寫了改革開放過程中的“資本兇猛”，寫了勞資糾紛、工廠倒閉、工人罷工等“負面事件”。作品秉持客觀、公允、準確的態度，不僅忠實于歷史，而且敢于直面現實，同時用發展的、辯證的眼光，真實地記錄廣東奔小康途中的各種問題、各種矛盾。中國的小康建設走到今天，并沒有那么容易，更不是一帆風順，其間經歷了各種問題和矛盾。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些問題和矛盾，實際上也就忽視了奮斗的艱難和挫折，如此報告文學也就會變得不可信，變成偏于表揚、歌頌的“風雅頌”類作品?！秺^斗與輝煌》之所以值得稱道，在于它承續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報告文學那種既充滿思辨色彩，又有很強的問題意識的寫作傳統，它沒有一味唱贊歌，而是以冷靜、客觀的態度，理性看待廣東奔小康途中的陣痛和問題，所以它才顯得真實可信?！秺^斗與輝煌》的成功啟示我們：作為時代的文體，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一方面必須具有豐富鮮活的時代生活，引人奮進的主題和令人心動的旋律；另一方面它又必須有問題意識、人文關懷和精神維度，有真實、客觀、科學的寫作態度，以及文學性和思想性的高度融合。唯此報告文學才有可能成為“信史”。

宏大結構與微觀敘事

作為一部體量超大、內容綜合廣博，融合了脫貧小康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大歷史展現的敘事作品，同時也是一部書寫對象具備史詩性和文本敘事的史詩性相統一的紀實之作，《奮斗與輝煌》有著史詩般的宏大結構。作品縱橫捭闔、氣魄雄闊，緊扣國家命運的走向，以廣東為主要敘事點，通過一系列重要而翔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場景的再現，闡釋了廣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必然，揭示了中國崛起與世界發展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辯證關系，為新時代的報告文學和構建具有嶺南特色的文學話語、敘事體系進行了積極探索。

從作品結構和敘事手法看，《奮斗與輝煌》借鑒了《史記》“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優良寫作傳統，作品采取編年史和紀傳體相結合的方式構建創作框架。所謂編年史，就是以時間為經、以重要的歷史事件為緯。從時間軸線上講，作品從1978年寫起，結束于2020年，時間跨度長達40多年。整部作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主線，全書分為四卷。第一卷“百端待舉”（1978—1991），第二卷“風生水起”（1992—2001），第三卷“攻堅克難”（2002—2011），第四卷“逐夢飛揚”（2012—2020）。各卷的內容雖各有側重，但總體上圍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大方面展開。所謂紀傳體，就是講老百姓的故事，為小人物立傳?！秺^斗與輝煌》共記錄了600多個故事，寫了1000多個人物，通過這些故事和人物，將普通人的奮斗精神融入時代的旋律中，從而反映黨帶領人民群眾創造美好生活的非凡歷程。

由于結構上采取編年史和紀傳體相結合的方式，《奮斗與輝煌》在經緯結合的時間縱軸上建立起一個縱橫共生、點面結合、重點突出、結構均衡的龐大而有機的敘事結構，這種結構框架的長處是敘事靈活機動，富于彈性，不僅可以有效地集納廣博豐贍的寫作內容，客觀展示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又可以微觀敘述歷史的細部和刻畫人物。這部作品不僅重視作品結構的史詩性整體設置，而且對結構局部細節的安排也十分用心。如卷與卷之間的對接與起承轉合，開頭與結尾結構上的呼應等等，這些結構局部細節的精心處理，既凸顯和強化了作品史詩性的內涵，又使作品的開篇和尾聲在基調和蘊含等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有效地增強了敘事故事性、戲劇性和傳奇性的張力。

與宏大結構相對應，在敘事上，系列叢書主要采用微觀敘事的方式，即以小切口展現大主題，以微觀敘事反映大時代?！秺^斗與輝煌》微觀敘事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其一是寫老百姓的生活。也就是說，作品主要圍繞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通過“平凡人”的故事折射時代變遷，這樣貼合百姓生活、講述幸福過程的微觀敘事，與那種高大上的宏大敘事相比，的確更容易讓每位讀者能夠從書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攻堅克難”后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其二是“小人物”的個人敘事。書中的主角，或者是普通老百姓，或者是鎮一級以下的干部。尤其是隨著“脫貧攻堅”的深入，扶貧路上涌現出一批“第一書記”——共產黨員人物群像。作品對這些從省里、市里、縣里各機關、各部門一頭扎進“我們村”的黨員干部，進行了多層次、全方位的微觀刻畫，從而具體形象地詮釋了共產黨人踐行以“小我”融進“大我”的“初心”與使命。其三是注重生活細節。廣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一條經驗或模式令人矚目，這就是少凌虛蹈空，多做實事，少高調張揚，多低調內修。也就是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既要從宏觀和總體層面著眼，更要從“宏大敘事”轉向“噓寒問暖”，要堅持“普惠”原則，切實解決“民生”問題，讓改革開放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應該說，在“噓寒問暖”這一方面，《奮斗與輝煌》有著相當充分和精彩的描述。比如在“先行一步”這一章中，有一節叫“民以食為天”。作品從“吃”入手，通過每年的“慶富賀富”村民大聚餐，講述“奔小康”給南?？h農民生活上帶來的變化。在這里，“賀富餐”是一種鄉俗、一種符號的象征，更是農民思想觀念轉變的見證。因為在此之前，老百姓信奉的是“窮光榮，富可恥”的思想觀念，而現在，在奔小康的路上，這個觀念被顛倒了過來，變成了“富光榮，窮可恥”。此外，還有寫“廁所革命”，寫扶幫弱勢群體的具體細節等等，正是通過大量的細節化敘述，通過日常生活的一只只“麻雀”，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脫貧攻堅”的重大主題，與老百姓的故事、與日常生活的煙火氣是如何建立起一種必然的、緊密的聯系；另一方面還感受到一種情懷，一種“廣東溫度”。

史志式報告文學的拓展

我國的報告文學，是在中國社會的歷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之后才發生了質變，并迅速發展成熟起來的。上世紀80年代，最受歡迎、影響最大的是對現實生活中某一個重大社會問題，或某一個重要現象進行審視、思考和批判的“社會問題報告文學”。進入新世紀以后，開始出現了將“史”和“志”，“時間”與“空間”相交織的“史志式報告文學”。《奮斗與輝煌》正是“史志式報告文學”的代表性作品。

史志與文學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門類，但在特定的情況下，兩者可以相互滲透，相處融洽，甚至可以融為一體。文學是用語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藝術，史志則是研究和編纂歷史或地方志所用的資料。這兩個看起來不相關聯的文化門類，其實存在著不解之緣。地方志的定義是指全面系統地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地方志的體例結構包括述、記、志、傳、圖、表、錄七種形式，其中“述”列第一，最為重要。實際上，地方志書的“述體”，既是文學范疇，又是方志范疇，所以廣義上說，報告文學或非虛構文學就是方志文學的延伸。在史志與文學相融合這一方面，《史記》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妒酚洝肥侵袊鴼v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從故事構架看，史志資料貫穿全書，但從文字上來看，《史記》文筆簡潔、語言生動，人物刻畫栩栩如生，可視為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正是這種融合，使《史記》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成為“無韻之離騷”。

“史志式報告文學”書寫有三條要求：一是作家在史志資料的搜集上要力求全面完整；二是作家要嚴肅認真地對待史志資料，不能隨意捏造和虛構；三是在進行文學創作時要科學地運用史志資料。我們看到，在上述幾方面，《奮斗與輝煌》都有著十分出色的處理。作者從“地方志”的角度，首先將“奮斗與輝煌”定義為1978—2020年這一時期廣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與輝煌”，而且將這種“小康敘事”上升到“史”的高度，使其有濃厚的“史味”。其次，《奮斗與輝煌》的撰寫者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了不少田野調查，走訪采訪當事人，并在吃透材料的基礎上，用大量的篇幅記錄下當下鄉村物質和精神上的深刻變化。第三，《奮斗與輝煌》的“史志式”書寫還體現在講述自己視野內的“中國故事”時，對日常生活進行真實還原，以及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奮斗目標與南粵這片大地上特有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自然地理、民風民俗結合起來。這樣，《奮斗與輝煌》也就如李敬澤所說：“從中既看到了‘史’，又看到了‘志’，既看到了大的時代發展、時代趨勢，也看到了在每個地方空間具體的‘點’上人們的奮斗、人們的抉擇、人們向著宏大的歷史目標邁進的進程。”

“史志式報告文學”是報告文學向社會生活更深層次的開掘，也是新時代的報告文學對傳統報告文學的拓展。它是在更加宏闊的時代背景下，以史為鏡，并將地方史志的元素置于歷史之中，以此達到對歷史和現實生活的一種新的認識與把握?！笆分臼綀蟾嫖膶W”的題材領域不論大小，思維核心不管是頌揚還是批判，它都傾向于借助某些歷史的、行業和地域文化的資料，因此，這種類型的報告文學作品，在文學和歷史兩個方面都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奮斗與輝煌》是盛世中國在珠江畔敲響的黃鐘大呂，是廣東文學在新時代誕生的一部氣象恢宏的人民史詩，也是廣東作家自覺傳播先進文化，自覺為改革開放大業著書立傳奉獻的一份文學厚禮。廣東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在全國具有示范意義，其地位、作用和價值是不可取代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廣東小康建成史既是廣東的，更是中國的、世界的。這樣重大的題材，確實需要一部大作品來反映，需要大手筆、大氣魄、大情懷來濃墨重彩地呈現和聚焦。《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中應運而生的人民史詩，張培忠和他的創作團隊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大手筆、大氣魄、大情懷來展示廣東奔小康的全部歷程，講述中國最好的故事，并呈現出史詩性歷史寫作的文學追求。我們相信，廣東的優秀作家一定會牢記文學的神圣使命，繼續譜寫書寫新時代、書寫新中國、書寫中華民族奔小康的“奮斗與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