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性、詩意兩個詞在許多詩人和評論家那里常常被混用，在大眾那里可能只剩下“詩意”一詞了，用來指那些有意味的東西；辨析清楚一點的評論家可能會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使用“詩性”一詞，帶有“詩”的屬性的社會文本和書寫文本都可以用“詩性”來描述。但在我的詩學范疇內，這兩個詞的使用是指向詩歌和詩的不同的領域的，詩歌對應的是詩性，詩對應的是詩意。

海德格爾對詩和詩歌有不同定義，對于“詩”的定義，他有著極高的要求，他說：詩乃是對存在和萬物之本質的創建性命名——絕對不是任意的道說，而是那種讓萬物進入敞開的道說，我們進而就在日常語言中談論和處理所有這些事物。在《人詩意地棲居》一文中，他意識到人已不可能永遠地棲居于詩意之地，很大一部分詩人已經從詩意的筑造——作為存在世界推動者又是被推動者的工作——進入文學的行業，詩也就表現為文學。

我們今天的棲居也由于勞作而備受折磨，由于趨功逐利而不得安寧，由于娛樂和消遣活動而迷迷惑惑。而如果說在今天的棲居中，人們也還為詩意留下了空間，省下了一些時間的話，那么，頂多也就是從事某種文藝性的活動，或者書面文藝，或者音視文藝。詩歌或者被當作玩物喪志的矯情和不著邊際的空想而遭否棄，被當作遁世的夢幻而遭否定；或者，人們就把詩看作文學的一部分。

從詩和詩歌這兩個詞的不同定義，我們能意識到它們不同的維度和指向，“詩乃是對存在和萬物之本質的創建性命名”，是“讓萬物進入敞開的道說”；詩歌乃是文學活動的一個部分，是在向還留下空間的詩意不斷靠近的文藝性活動。當然，詩人作為同樣的被驅逐者并不甘于這種命運，他們的詩寫依然還有一部分在努力地向詩意挺進。

但我們從這定義中辨析出詩性作為詩歌的范疇，它葆有詩意的屬性，但已經趨向于弱化，它是關于存在的存在。在文學史中，我們可以把詩性定義為它既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又對詩意永懷著眺望的理想主義選擇。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詩歌總體上是這一維度上的寫作，他們既面對人類的歷史生存和現實生存，又保持著對詩意——那寬闊的、有尊嚴的、充滿愛的世界的追尋。這就決定了詩性對當下真實的現實生存的切入的重要性。幻覺般的生存并不能使詩性產生，甚至會陷入野蠻的狀態。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的那句名言“奧斯維辛之后，詩歌是野蠻的”，雖然有不同的解讀路徑，但它提示的苦難與詩歌的關系卻是無法忽視的，歷史和現實雙重生存對于現代詩歌來講，就像命運一般是無法逃避的，它就像根基一樣要求詩歌必須把根深扎于這塊土壤之中。

如果我們把荷爾德林的詩句改為“人，詩性地生存于大地”，這可能是現代的最低要求了，無法“詩性”地生存也就使人在萬物中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人之為人的底線也就被徹底抽離了。

“詩乃是對存在和萬物之本質的創建性命名”，詩意乃是詩的范疇，詩意對應的是存在和萬物之本質。每一時代都有其本質。從西方的歷史經驗看，在康德之前，雖然在啟蒙運動之前赫拉克勒斯、狄奧尼索斯和耶穌基督這個“三位一體”的英雄和上帝的時代已經受到了動搖，但只有到了康德在理性上徹底宣告這個時代的結束；而在荷爾德林那里，由于“上帝的缺席”而宣告了世界黑夜的來臨。夜晚來臨意味著詩意的產生已經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意味著“不再有上帝顯明確定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的周圍，并且由于這種聚集，把世界歷史和人在其中的棲留嵌合為一體”，這就要求黑夜時代的詩人必須從黑夜的“深淵”里搶救出詩意。在荷爾德林的詩中，那就是為他終有一死的同類指出一條“歸鄉”的道路，回到依然留下神的蹤跡的阿爾卑斯山和萊茵河。“詩意”一詞在世界不再嵌合一體之后，“拯救”已成為獲得詩意的唯一途徑。但拯救必須從危險之處而來，不面對危險就沒有拯救。

也許任何不是從危險所在之處而來的其他的拯救都還無救。用無論多么好的補救方法來進行的任何拯救，對于本質上遭受危害的人，從其命運的長遠處看來，都是一種不耐久的假象。拯救必須從終有一死的人的本質攸關之處而來。

即是說，詩意必須面對時代生存的深淵，必須在最危險所在之處施加拯救。這就是時代的尊嚴時刻，詩立于其時代之上。這也就是詩意的神圣性，詩意是具有神圣性的，神圣性是指在危險所在之處對拯救的尋覓和施行，有如荷爾德林在貧困時代，在面對“深淵”之時，依然對諸神蹤跡的尋覓。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神圣就是終有一死的人在天地之間對存在（本真）的體驗，必須是這些體驗著神圣的詩人通過對遠逝諸神的尋覓，才能在天空或大地的高處重獲神性的照耀。這種尋覓必須先抵達“深淵”，才能在那里得到暗示和指引。

???????????? （原文刊于《南方都市報》2022年6月12日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