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關于“新南方寫作”的討論開始熱鬧起來。這當然是好事。不過，有關它的釋義和闡述，似乎更多是理論工作者的事情，作為寫作者，雖然偶爾也登臺當一回“配角”，多數時候扮演的卻是旁觀者。既是旁觀者（聲稱是旁觀者，其實也是故作矯情了。就像一張大大的漁網罩下來，選擇置身漁網之內還是之外，這是魚所能決定的么？那么，姑且，就自覺地站在漁網之下，老老實實地當一個新南方寫作者吧），一些話題的提出和議論，便多少有些“事不關己”之感。真要硬著頭皮說點什么，從自身的角度出發，通常又會顯得狹隘和實用主義，聽起來就難免有些俗氣和缺乏高度。

身份的認證無法更改，就像對故土的選擇永遠是被動的一樣，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廣東人，既然走上寫作這條路，就必須承受來自身邊的不“理解”，以及來自外界的不“接納”。這么說多少有些言重了，事實也相差無幾。如果說每個作家都有其原產地，那么多數有實際抱負的作家應該不會選擇嶺南粵地，或者說，當它作為一個作家的原產地時，多少有些貧瘠和不自信。

在中國的文學版圖上，嶺南似乎一直是“局外人”，這里的寫作者要么不入（主）流，要么關起門來自娛自樂。即便有過那么幾次社會改革的機緣巧合，把這里的人推上了風口浪尖，頂多也是熱熱鬧鬧一陣風，再依存某種權威之力施舍式地推舉一兩個代表，而底下的大多數說難聽點是泡沫，說更難聽點就是炮灰……熱鬧過好些年的“打工文學”“新城市文學”等，無不如是，大同小異、殊途同歸。這里面可能存在內在的邏輯和辯證，但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種文學運動，如果只想推舉代表，只想對其“蓋棺定論”，離“爛尾”也就不遠，即便看起來是多么的成功。

盡管如此，我對“新南方寫作”的提出者還是心存敬意，他似乎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卻也不明說，并且正嘗試著“咸魚翻身”式的努力。退一步講，就算是一種地理上的文學圈地運動，“咸魚”們也應該團結一致，共襄盛舉，哪怕到頭來還是被一個“等”字囊括。

相比而言，我覺得“新南方寫作”的提法有其新穎和鮮活之處，帶著一種汁水豐沛的潮濕感，能讓人聯想起南方熱帶的綠色植被，同時也會想起滴水淋漓的“南風天”。它區別于其他文學流派的地方，依我看來，關鍵在于兩點：一是“新”，新南方當然是相對于“江南”而言，既有區別，也算是延續——所謂“南方以南”，即為“新南方”，比之“嶺南”，文學地理上有所拓展，囊括和包容了更多省域。嚴格意義上講，“南方以南”也是一個偽命題，地域本來就是一個可以無限切割下去的概念，再小的地方都有南北之分，細究之下，其差異還很明顯，例如廣東的廣府、客家和潮汕（即便是潮汕地區，我的家鄉海陸豐和潮州、汕頭、揭陽三地又有不同），雖然同屬粵地，在外人看來卻像是三個省份的文化。當然，這些具體而細微的差異可以暫且不論，從大局觀看，新南方自然要有大格局和大氣象——這是前提；二是“新南方寫作”突出的是“寫作”二字，而非“文學”，這看似沒什么變化，實則細究之下，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狀態。“寫作”更具有在場感和行進性，注重體驗和過程，而“文學”更多是指結果，是可以“定論”的東西——顯然，“寫作”比“文學”更具鮮活樣貌和探索精神。

基于此，我更愿意把“新南方寫作”簡化為兩個關鍵詞：地域和狀態。

對作家而言，地域性的不可避免和重要性已無須贅言，幾乎任何作家都跳脫不了它的限制和定義，從福克納到馬爾克斯，再到我國的莫言、余華、蘇童、閻連科，都充滿了地域的特色和魅惑。去年，南京師范大學何平教授曾以“地方的幻覺”為主題，把我和其他兩位潮汕籍作家組合在一起，在《花城》雜志的“花城關注”欄目集體亮相。何平教授在《導言》里對地方性的“幻象”和“真象”做了一番深刻而透徹的闡述，所謂“寫作即文化還鄉”，似乎已是亙古不變的信條。所以說，新南方寫作群體首先是地域上的趨同，繼而才是文化調性上的方向構建。以嶺南為例，這里一直是文學的富礦，之所以沒被充分發掘和表達，一方面是歷史和地理的局限，更多則是缺乏自身的文化覺醒和外力的激發。近些年，當潮汕地區以“文藝復興”式的架勢涌現出不少年輕作家時，就曾被視為一種文學現象。他們也許并非最優秀的，卻有著天然的地方題材的陌生化書寫，讓讀者耳目一新，像是撕開了一道口子，外人終于透過縫隙看到了潮汕文化的斑斕與博大——目前還只是一道口子，需要更多的后繼之力，把裂開的墻體掙脫，界限的屏蔽才能徹底打開。

掙脫和自證的過程，也就是“新南方寫作”的行進狀態，它是流動的、未知的，擁有無限的可塑性和可能性。在我看來，正是這種不確定，才是它真正存在的意義。奧登有一首詩叫《小說家》，里面有一句詩句我特別喜歡，他說“無人看重時要學會和自己相處”，“新南方寫作”的處境應該也差不多，就像貝克特在小說《被驅逐的人》里寫的，“一個警察攔住我說，馬路給車輛，人行道給行人。”“新南方寫作”就是被馬路“驅逐”的行人，它是主流之外的旁支，是熱鬧邊上的孤獨，貌似劣勢，卻也是最大的優勢，因為越是邊緣化，越能鍛造其個性，以退為進，恰恰是最好的出擊和亮相方式。這讓我想起家鄉人經常提及的詞匯——“省尾國角”，小時不太明白，以為是一個特指的名稱，后來才知道，所謂“省尾國角”，其實就是那個被主流遺忘的角落，以我們海陸豐為例，更是“省尾國角”中的“尾角”，邊緣再邊緣，地域和文化，皆是如此。當我們自稱是“省尾國角”時，除了有哀怨委屈之感，更多則是一種自嘲心理，有豁達之意，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無所畏懼。

前些年，我有意將寫作重點從深圳挪移回老家，在一個叫東海的小縣城，相繼寫了一系列縣城題材的作品。這一系列作品，目前仍是我較為滿意的，愿意和敢于拿出來分享的。有些編輯和讀者在讀過之后，意猶未盡，嘗試用一個詞來形容它們，我直接跟他們說“省尾國角”，他們都作恍然狀，表示很精準。我想這種文學氣質上的趨同，在每一個嶺南作家身上都有所體現，進一步講，整個“新南方”乃至“大灣區”，都有這種主動邊緣化的避讓心理。

然而，正是這種主動邊緣化的心理，才更為接近文學的本質。省尾國角固然落后、荒蠻，同時它也山高皇帝遠，自有桀驁不馴的一面，原始質樸的一面，另起爐灶的一面……這些未經開化的自由的特質，不正是當下中國文學所缺失的，或者正在式微的珍稀之物么？誠然，作為一種文學樣板，自認其邊緣就很難成為主流，但至少也是極具鮮明個性的存在。在此之前，像中國臺灣、馬來西亞等地，其實都給我們提供過精彩的文本，那些直面“南方以南”，熱帶亞熱帶，植被茂盛、水分充沛，濕漉漉的南方意象和表達，我們在不少小說和電影里都能感受到。作為一種表達意識和欲望，其實早就被喚醒，只是還處于初醒階段，需要更多的參與和深化，像潮汕籍作家林培源，在我看來就是比較成熟的“新南方”寫作者，開闊的文學視野和理論基礎讓他能從世界文學的高度觀望家鄉，同時又能敏感地捕捉到地域的獨特況味和氣息。

五條人樂隊在首張專輯《縣城記》里，有一句宣傳語也說得頗有深意——立足世界，放眼海豐。這種文學性的覺醒，使它一開始就打上了濃郁的文學烙印。所以，五條人的起步、存在和走紅，甚至可視為“新南方寫作”的另一種表達形式，或者說“出圈”的路徑。幾年前，我開始關注五條人時，他們還很地下，很邊緣，和他們歌曲里的海豐縣城一樣，充滿噪音、隔閡和塑料感。換句話說，五條人的歌唱樣式并不具備走紅的優勢，過于地方化和個性化，并不符合一般聽眾，尤其是沒有經受同一片地域浸染過的異鄉人的審美趣味。但事實上，他們確實紅了，被廣泛地接受了，這里面既有網絡傳播的“蝴蝶效應”，也說明大眾對來自偏僻處和小眾化的事物有了接納的欲望，而仁科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魅力則不僅僅來自音樂本身，更多是文化（文學）的“粉飾”。

林培源筆下的潮汕也好，五條人歌里的海豐也好，還有我陸續創作中的縣城系列，作為“新南方寫作”客觀范疇里的文學表達，我們目前寫出來的，或者說能寫出來的，其實都很有限。對深厚的地域而言，它的存在是當地人上千年歷史沿革和生活點滴的積累，不是為了文學而存在，更不是為了寫作者而存在，反倒是文學和寫作者是因它們而存在，就像作家不能因文學流派而存在，得是文學流派因作家群體而存在……當我們有如此清醒的認知后，對待賴以生存和書寫的土地便有了敬畏之感，不妄自僭越，這是其一；其二，也是更為實際的東西，我們在才能和視野上的局限，其實是可以原諒的，要相信一個作家只能寫出一點，只是一點點。換句話說，一個寫作者只能在進行的路上，而且永遠在路上……也許這才是“新南方寫作”的要旨，拒絕被虛妄地定義，卻容許不斷地被注釋。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南方寫作”的提出不是一次粗笨的命名和鼓動，更不是圈子化的代名詞，而是對一種寫作狀態和格調的認同，同時團結和收集散落的文學支流和碎片，不做自以為是的指引，不做自以為是的干預——事實證明也是徒勞——卻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整個地域的文學事業，客觀上有了繼續行進的凝聚力和驅動力。若干年后，當我們回頭看“新南方寫作”，既能看到一個個被識別出來的“個體”，更能目睹一個以文學之名而存在的蔚然壯觀的“群體”。

（刊發于《廣州文藝》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