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馮娜善于在詩中書寫物象和風景。從云南藏區的邊地風物到南北迥異的自然風光，從植物禽獸的吶喊與生長到器物技藝的觸摸與共鳴。馮娜以一種冷靜與理性，有時甚至冷峻的風格，在物象和風景的回眸與觀照中，進行客觀的抒情——以一種超越于個體、私人而日常的情感，對生命與存在進行叩問與質詢。

馮娜從小生長于云南麗江這一少數民族雜居區域，童年的經歷與少年的成長，使這片神奇的土地及其信仰早已深深地烙刻在她的心靈深處，成為她詩人天賦的重要養分。她詩中獨特的邊地風物意象及其對物象、風景的獨特想象力正得益于這一養分的滋養。云南麗江的山水賦予馮娜一種“萬物有靈”的詩性視域。她以一種平等、敬畏的方式面對其他生命形式，去悉心諦聽自然萬物包含的諸多教誨、智慧、奧妙和啟示。

在她的詩中，天空在趕海謠歌者的喉嚨中被焐暖，來自非洲的樂器姆比拉在彈奏者的指頭下“叩出礦石的裂縫”與“雌獅咀嚼骨頭的聲音”；來自異國的洛克在她熱愛的麗江“逐漸長出屬于高原的舌頭”。馮娜善于用“焐暖”“叩出”“長出”等精確的動詞來匯通不同的物象與世界，讓不同的意象與詞語在她的筆下像大自然的秩序那樣自然而放肆生長，跨越生命與物象界限。她更擅長通過物象的表層紋路召喚出內在的年輪與生命、曾經的熱烈與激情，從而在抒情主體與物象之間建立一種私人的、悄悄的交流。

比如她在山西的黑煤與抒情主體的內心找到了生命的秘密，“在山西，一塊塊煤將自己按在卡車上/它們像我一樣，害怕西口的大風/仔細藏掖過的心，一走神/就會自燃”。又比如透過一只釉質木碗的生命感應，她重新發現了自我的性別與經驗，“如果我突然變成母獸，那是熾烈的窯變/如果我身上有了裂紋，那是你在火中的忍耐/大多數時候，我著迷于做一只一聲不吭的容器/你用整個大洋清洗過我還不夠”。

在她的詩中，我們經常可以讀到她與自然萬物之間在生命體悟層面上的對話，“她在屬于我的禱告中拆除廟宇/在我未完成的詩句中丟下種子/我在給她看我的目光——/那凝固的、舞者的雕像”，這不是一種單純的來自詩人內心的訴說，而是舞者與“我”的相互端詳與意外饋贈，是一種萬物與“我”的相互啟悟。馮娜詩歌中多首以你與我、你與她等所建立起來的對話結構，正是這樣一個雙向的、生命交匯與理解的啟發空間。

對詩歌的使命，馮娜有著一份確定的自覺。她將詩歌寫作隱喻為詩人以微妙之光在黑暗中“摸索著世界的開關”。語言發展、科技進步與商業發達的同時，也帶來個體對世界存在經驗的疏離。在她看來，詩是對世界的澄明與去蔽，是對人類文明與現代社會的反思，“無論身處哪個時代，詩人都有必要保持警醒，審度和甄別時代的趣味，理解每個時代的真實和鏡像”。在《獵戶座》中，她反思了天文學對星座的命名所帶來的視景的“聾盲”，《鴿子》則寫出了物質主義對生命意識的損害。面對科技、城市的發展，她塑造著一個人與城經由精密的汽車儀器而被連接的獨特意象，“每一秒鐘的燃燒和消耗，都讓你偏離或靠近/你的身體是一件儀器/它的走神和誤差，它的昏聵和精密/被一條限速的大道記錄，這琶洲/這城市、這所有紅綠燈的交叉路口，都在調校你……”

人們習慣于從少數民族的身份來解讀馮娜的詩歌。然而，少數民族的身份或者云南藏區邊地的“原鄉”，與其說是馮娜詩歌的身份，倒不如說成就了馮娜作為一個優秀詩人的位置。這既使她在此后的漂泊中，獲得了“從高山辨認平原”的眼界，也使她在他鄉異地不斷經由“人們總想我提起我的出生地”的反觀，而獲得重新發明故鄉的契機。這種原鄉與異鄉、他鄉與故鄉不斷流轉的視角，使馮娜擁有一種進入物象、風景的心靈視野，得以展開原始自然與科技生活、傳統經驗與現代感受之間的對話。

（作者：鄭煥釗，系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