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繼“底層敘事”的熱潮之后，抒發生存之痛的打工詩歌勃然興起，鄭小瓊、郭金牛、許立志等“打工詩人”陸續浮出歷史地表，打工詩歌一時成為引人矚目的文學事件。如今20余年時光流轉，“打工詩歌”不再“喧囂”，它迅速成為一個歷史化了的詩歌術語。與此同時，“勞動者詩歌”率先在深圳等城市凸顯它新鮮的時代面孔。2016年，《深圳勞動者詩歌十人集》《向勞動致敬：我們的詩》等陸續結集出版，“勞動者詩歌”的命名橫空出世。2020年，全國首個勞動者詩歌獎在深圳頒出。雖然“勞動者詩歌”的命名，迄今尚未引發文壇熱議，但命名以及書寫方式的嬗變，不僅是符號學層面的更迭與移動，更是背后結構性意義的變遷與時代精神的折射。那么，從打工者到勞動者，創作主體發生了何種變化？從打工詩歌到勞動者詩歌，其文本又呈現為何種嬗變？

先談打工詩歌。2007年５月由珠海出版社推出的《中國打工詩歌精選》可謂一份標志性的打工詩歌文本，它收錄了1985至2005年全國100位打工人的詩作，全面展示了打工詩歌的實績。有學者指出，這批被奉為典范的打工詩歌反復出現的主題詞是“孤獨”“迷茫”“流浪”“徘徊”“掙扎”“絕望”“煎熬”“鮮血”“淚水”“失眠”“屈辱”“盲目”“傷口”“傷痛”“失意”“無助”“茫然”“痛苦”“我們這一代人的苦難史”等等。（李楊：《底層如何說話——文學鏡像中的“后打工文學”》，《天津社會科學》2020年6期）車間、流水線、螺絲釘、工裝、機器、鐵等意象成群結隊地占領詩歌，現代企業流水線的生產模式演化為限制人身自由的抽象權威，悲愴感彌漫于整部詩集，苦難敘事以類同的方式集體出場。

典型如鄭小瓊、許立志的詩作。鄭小瓊的《打工，一個滄桑的詞》《生活》等代表作以一唱三嘆的悲情感嘆著打工人的滄桑生涯，她“在機臺，圖紙，訂單”的負重下“無待”地書寫，于“鐵”“水泥”等冰冷之物上提煉詩意，黃麻嶺轟鳴的機器構成詩人一個巨大的夢魘。2014年，打工詩人許立志從深圳的高樓一躍而下，肉身的自我毀滅仿佛顯影劑，進一步放大了他詩作中的絕望與痛楚，《他們說》《省下來》等詩粗礪直白，敞開了一個幽暗的底層經驗世界，回旋著打工人的悲鳴。

上述沉淀著傷痛與屈辱的書寫模式在勞動者詩歌中突然消失了，展讀《向勞動致敬：我們的詩》這一詩集，新的抒情主體與新的抒情機制迎面撲來，同樣是寫打工妹的生活，與以往詩人所塑造的屈辱、迷惘的女工形象不同，鄔霞筆下的打工妹褪去了沉積于“打工”符號上的陰暗色調，成長為充滿自我價值感的社會實踐者：“我們來自不同籍貫/懷揣不同的夢想/奔向不同的工廠/坐在不同的流水線上……我們不是嬌嬌女，從不叫一聲苦喊一聲累/迎著朝陽奔跑/讓青春像花一樣綻放”。（《打工妹》）在這里，“打工詩歌”中的苦難者形象被全面更新，朝氣蓬勃的勞動者形象明朗地崛起，歡快的書寫編織了一曲頌歌似的勞動詠嘆調。劉永的《一個民工的時光志》則以主人公的姿態宣告新歷史語境下勞動者的尊嚴與價值：“一個民工日常的物質生活/以及一個城市的精神敘述/從不缺少土方、鋼鐵、乾象、資金/以及現代意義的民工/通過最平凡的方式/進入這個城市的編年史/……他們像是虔誠的古代人一樣/在那建造一座屬于未來的城池”。詩中的民工不再是被資本與機器壓制的受體，而是主動介入歷史進程、加入現代城市運行邏輯之中的主體，民工作為一種肯定性的歷史力量，參與時代建構，并以古典式的崇高感創造著未來。

顯然，從打工詩歌到勞動者詩歌，抒情主體發生了一系列的嬗變。如果說打工詩歌中的抒情主體總拘囿于被壓抑、被傷害的自我體認，滑行于控訴與自我憐憫相交織的抒情機制；那么，在勞動者詩歌這里，抒情者從苦難的陰影下果敢地掙脫出來，呈現了主體明快的能動性與強大的意志力，擯棄了慣性的苦難抒情方式，轉而強調現代工業勞動賦予個體的尊嚴與幸福。這種積極而正面的表達帶來了明朗、宏大的美學風格，不禁讓人想起李澤厚對大工業生產美學的呼吁：“不必去詛咒科技世界和工具本體，而是要去恢復、采尋、發現和展開科技世界和工具本體中的詩情美意。……大工業生產的工具本體就沒有滲入情感（心理）本體的可能嗎？就不可能恢復工藝-社會結構中的生命力量和人生情味和意義嗎？”（李澤厚：《美學四講》，長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89頁）

抒情主體與抒情方式的嬗變離不開時代演變的邏輯。“打工”一詞的產生與20世紀末農村勞動力大量入城就業有關，特別自中國進入市場經濟社會以來，廣東因全球資本、技術的涌入而一度成為世界工廠，大量勞動力麋集于深圳、東莞、佛山一帶，打工者命運在粗放的生產方式與資本擴張的裹挾里浮沉跌宕，勞動過程中人的價值被相應壓抑，人格主體與勞動主體由此分離，打工詩歌呈現了時代幽暗處的傷口，對壓迫性的現代符碼進行了有力的反擊，只是，這種批判始終伴隨著超載的苦難意識，在輸出悲情、批判現實的同時亦部分扭曲了當代生活的真實圖景，乃至某些寫作演變為一種討巧的、宣泄情緒的文化商品。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的歷史階段，曾經野蠻生長的資本競爭與工業生產進入了相對成熟規范的后工業時代，網絡科技、自主創新、綠色工業、產業強國等時代課題逐步展開，嵌入其中的產業工人在工作環境、社會保障、價值認同方面也得以完善并提升，他們對勞動與世界的關系得以重新解讀與把握，一種洋溢著樂觀主義精神的抒情方式由此形成。當然，這種單一而樂觀的抒情詩作難免會遭遇新的困境，全面投入的抒情或許懸置了復雜的現實問題，光滑明亮的勞動敘事可能屏蔽了掙扎困惑的精神圖景。

顯然，如何在批判與歌頌之間尋求客觀的現實坐標，如何在盲目反抗與全面投入之間保持清醒的主體意識，仍然是值得我們不斷深入探討的問題。特別隨著人工智能日新月異的發展與信息技術社會的全面降臨，制造業的自動化發展、虛擬空間的蔓延等正生成新的生產邏輯，勞動者與生產機制之間的關系勢必發生層出不窮的新變化，如何正確描述這一變化，并尋求更具時代性的抒情方式，儼然為當代詩歌創作提出了新課題。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