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黃燈《我的二本學生》最顯著的視角特征，是以回溯家庭狀況來展開個人小史，家庭出身成為作者最重要的分析范疇。這種視角既賦予作品特殊的深度，又構成其內在局限。黃燈擴大了文學書寫的版圖，但也因視角的限制而將資本市場和教育問題推回類型化的鄉村家庭敘事，未能激發家庭和產業化教育、“關系”和資本這組“矛盾”可能帶來的思辨；學生的作文和自述又因代際的隔膜和審慎的沉浸，而失去了在知識與經驗、理性與情感的交相轉譯中縱橫的氣魄。黃燈領受又逃離了非虛構文學經濟的開放允諾，亦未能進退自如地規避杠桿的風險。寬闊和疏離的不足、對接連講述經驗的流連，使原本具備的問題意識無法聚焦。

● 關鍵詞

黃燈；家庭史；關系資本；非虛構

一、“烏云”的皺褶：書寫輪回和輪回的書寫

在一篇名為《我悲哀地看著這個時代》的作文中，黃燈的一位沉默寡言的學生黃慶偉寫道：“烏云已醞釀著危機，雷鳴電閃而人們視而不見，暴雨將至，沒人能幸免于難。”這末世論的斷言腔調，作為叛逆青春身姿的罕見例證，在《我的二本學生》中一閃而過，但又似乎凝聚著黃燈整部著作的憂思。何謂烏云，何謂暴雨？跟這個時代許多其他的隱秘和沉疴一樣，黃慶偉和黃燈察覺到的危機折進了信息洪流和虛浮表象的深皺，隔絕于被日常生活割據的視野。能否打開皺褶見出烏云，能否把對危機的憂思推向對醞釀危機之底層結構的洞察，將決定黃燈這部著作的分量。

黃燈是善發現皺褶也善打開皺褶的有心人。匆匆行色間，唯她思量同一條地鐵ABCD不同出口，導向的是迥然相異的居住風景，“輕輕跨過一條街，就進入了另一個階層”。跨過街道的人若是也跨過階層和意識的攔截，連接起不同區塊色彩各異的故事，自然能撥開皺褶，切近城市的復雜面貌和區隔的細膩紋理。但黃燈以大學教師的身份視角，為我們打開的其實是課堂的皺褶：那些本如流水過營盤、心事各自揣的二本學子，其命運的印跡經由黃燈的筆觸得以呈現；每個人風雨兼程的成長旅途，在人類學式的調研和個人小傳式的記錄中得到珍重。這些“八五后”“九〇后”被宏大歷史話語和精英主義話語遮蓋的面目及其飄搖和困惑，由此浮出地表。而黃燈的學生身在開放前哨的廣東，更是中國城市化進程最富代表性的參與者，也是借以認識中國未來發展的視窗。通過觀察這樣一群學生，黃燈的確可以如她所期望的那樣，寫出世界的宏大轉身在年輕生命和細枝末節中的滲入，寫出時代烙在個體身上的“錐心至痛”。

黃燈承認她的“喋喋不休”，其用意是盡可能地傾聽，盡可能用聲音的在場稀釋成見，以觀察和直覺抵御整體性結論的粗率。為打開皺褶，這種選擇不失明智，尤其當我們像人類學家那樣考慮到“受交染的多樣性是拒絕被‘總結’的，而‘總結’已成為現代知識的特點”，因遭遇而變化的個體不應為整體而被計作某種成本、收益或功能。但是，當這樣的“喋喋不休”推動著多樣性之下同一類故事的輪轉，當對閱讀耐性的考驗落腳在對同一種命運或重復性情節的忍耐，我們就不得不去追問黃燈打開皺褶的那個特殊角度，去探查那些反復敘說中使我們感到枯燥同時又警醒的同一性模式。換言之，黃燈的“喋喋不休”更像是一種有意無意的強制重復，體現了她切入觀察對象的一貫眼光，并由此見出二本學生共處的困局。作為雷鳴閃電之結構母體的“烏云”既已現身，也就誘使著作者和讀者去加以勾勒。

《我的二本學生》最顯著的視角特征，是以回溯家庭狀況來展開個人小史，書中個人史的集結實則是一部部家庭史的集結。這使得《我的二本學生》像極黃燈前作《大地上的親人》的續篇，二者本身存在記錄時間的重疊，而她作為鄉村兒媳對傳統家庭結構的深刻體認，又潛伏在了她對學生生命歷程的敘寫中。久經淬煉的家庭史體察方式，讓黃燈從非血緣的師生之情切入學生的血緣網格，精準地感知其性情、際遇和原生家庭的關系。家庭出身成為她最重要的分析范疇，一次又一次，黃燈述及家庭的“瘀傷”或“溢出效應”，揭示超生罰款、“下崗潮”等父輩波折所造成的家庭困難對學生的決定性影響，而這越來越難以通過大學教育得到破解。然而，也正是在與前作的比照中，《我的二本學生》顯出其單薄、匱乏甚至不自足。其單薄處，在于欠缺前作在親情紐帶下咀嚼“天聾地啞”式家庭悲劇的情感濃度，以及那種在揭瘡疤的痛楚中堅持書寫的張力。其匱乏處，在于它的討論不如前作那般，能圓轉調動手頭的知識材料和思想資源，增進對現象的把握。其不自足處，則不僅在于家庭肌理剖析這一既往思路的延續使新作不“新”，更在于《我的二本學生》中隱伏的動機和未澄清的解答恰恰在前作才有較張揚而透徹的分辨，使我們往往要后退一步，才能朝前思索。應當說，對家庭“瘀傷”的洞察既賦予了黃燈這部新作特殊的深度，又構成其內在局限。

從《我的二本學生》折回《大地上的親人》，不難發現黃燈一直揪心扼腕的，乃是家庭境遇的輪回和社會階層的固化，即所謂“不可逆轉的生存劣勢”的“代際傳遞”。輪回的不可逆轉，是因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和城市化的高歌猛進，“農二代”們別無選擇，唯有背負著擦不去的農民身份和沿襲而來的生存劣勢，流散為城市的打工“蟻族”，卡入一種既無法支付當代的消費幻象，更難以“咸魚翻身”的結構性困境。《我的二本學生》的書寫對象自然不限于“農二代”，但其軸心仍是翻演不休的輪回戲劇；二本學生們出身寒門者眾，高考和大學教育曾使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貧寒子弟有望出人頭地、轉換階層，如今卻難以為“先天不足”者注入足夠的轉換資本，平衡社會競爭的起跑線。黃燈于是不得不在書寫二本學生時書寫輪回，書寫階層處境的家庭傳遞，又因她對家庭皺褶的聚焦而把這種書寫變成了一種輪回的書寫，一種在《大地上的親人》里已多次上演的雷同故事的揪心重復。但是，輪回的書寫所書寫的輪回雖理清了學生的家庭“來路”，卻遠不足以敞明他們的“此在”和“出路”。他們的“此在”是在教育資源和體制里、在教育改革風頭中的所處，而他們的“出路”是在全球資本流動和中國勞動力市場中的顛簸。恰恰是后兩個方面，黃燈所給予的關注還未能生成富有支撐力的思想圖譜，未能將城鄉二元大結構下二本學生的危機生態充分語境化。盡管我們有理由欣賞她倚托于直觀和個體經驗的審慎，警惕現代知識的“總結”熱望，卻也會在閱讀中實際地遭遇家庭、階層、教育、市場和資本連成一片的叢簇，渴望一種關聯交染的縱深而不滿足于“烏云”的現而又匿。

在教學工作中，黃燈意識到“兩組詞語之間的鴻溝”，一組是她博士期間所翻炒的學術熱詞，從“現代性”“敘事學”到“啟蒙”“民族國家”等，不一而足；另一組是她在工作中必須掌握的“報告、請示、命令”等直截了當的功能性語匯。前者的邏輯抽象性使人虛空，后者的功利交易性亦使人厭倦。而在學院的知識等級中，操練著后一組詞語的現實生活經驗似乎“失去了平等的討論資格”。黃燈預感到她面臨的真正挑戰在于這兩組詞語間的溝通，或許這才是她選擇“喋喋不休”敘說方式的真正原因。但是，開掘現實經驗的礦藏固然有糾偏的意義，僅埋頭一端卻無法帶來有效的溝通，只會加劇經驗的輪回。要建筑鴻溝之上的橋梁，恰需克服偏倒的逃遁，在不同話語間大膽嘗試和不斷轉譯。就此而言，沉浸于感性認知和家庭敘事的《我的二本學生》，應當說尚未完成黃燈自設的挑戰。近似的挑戰也內在于“非虛構”命名的提案中，我將留待本文最后一節闡明，由《人民文學》2010年“非虛構”專欄推到臺前的新分類法和寫作實踐，自發軔時便包含著對跨越傳統文類秩序、調節文學場之正典化（canonization）機制的期待，包含著對文學之寬闊性的核心訴求。也只有當文體混雜流動，話語穿梭溝通，虛構似是而非，才能讓文學有可能超越現實。正是這種混雜使許多非虛構作品展現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風貌，而黃燈和其他耕耘“田野”的作者面臨的更大挑戰還在于，如何讓文學家寫出的“民族志”不遜色于人類學家既善刻畫又善剖解的“非虛構”。不妨說，黃燈是發出了一個更廣泛的邀請，當批評者在學院話語體系中把她投身的現實經驗重新導回理知領域，其間自會發生輪回中增殖的交染，發生朗西埃所謂可感性的重新分配，讓二本學生的故事超出單一話語和一本書的體制范疇而繼續書寫。

二、教育的“性價比”：家庭和資本之間

《我的二本學生》在嚴格意義上，也并不是關于整個社會階層流動和分布的文學報告。這些從二本大學流入社會崗位的學生，極少能實現巨大的階層跨越，書中的他們因而只能顯露為某一階層的典范，而無法直接指示社會各階層的固化或流動狀況。家庭對于黃燈來說，是比階層準確得多的定位。正是通過家庭史，我們看到中下層在代際的位移中如何被再次生產為結構的中低部，從而窺見社會結構再生產的規則。也是通過家庭史，我們才發現，就連中下階層的內部，固化的情況也相當堪憂：在那些彼此階層差距甚微的二本畢業生中，家境較優者具備更高的市場適應力和就業空間，家境較差者即使能養家糊口，也少了許多從容。也就是說，你在某一社會階層中那個狹小的特定位置，也已幾乎被家境提前預定。且不說移動階層，就連移動那個座位，也“難”字當頭。大學教育因而越來越像是一張賣相尷尬又不可或缺的入場券，一番知識與技能的洗禮后，拿得文憑的各路英雄還是沿著原生家庭的延長線各歸其位，他們經濟位置的相對上升其實是基于家境的整體平移。雖然黃燈并未囊括全局，但經由寓言式的折射，我們仍可想見當下年輕人在其社會-經濟位置上的處境，有如患上約翰·巴思《路的盡頭》中那種當代拉奧孔式的僵固癥。

教育本應打破僵固，黃燈卻發現而今它喪失了較高的“性價比”。在黃燈讀大學的1990年代初，公有制下的工作分配制度中，大學生皆是“天之驕子”，是受到眷顧的少數精英，出身貧賤者亦可跳過“龍門”，畢業后被認定為“干部”身份。其時家庭固然施加著潛在的影響，教育卻可在家庭之上形成自主運行的區間，打破沿襲而來的經濟支配，用國家分配機制減弱身份的歷史差值。但在市場化鋪開的大眾教育時代，家庭的教育投資不再能確保可靠的回報，那些二本學生畢業時，“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勞務派遣’，可以說，剛剛卸下高考的重負，就繃上了找工作的弦，整個大學過程，不過教育產業化后被學校鍛造為專業‘流水線’上的一個規整產品，并被冠以‘人力資源’的工具化表述”。伴隨教育產業化的進程，黃燈對高考制度的信心也在變化。在她做062111班的班主任時，還能為“夾縫中的光芒”而慶幸，那些“八五后”學子好歹還能獲得立足社會的根基。即便如此，她的敘述也透露出，“85后”的這種“立足”并非堅挺，且是以夢想的集體塌落為代價，他們一直在為上一代的困境買單，并制造著下一代的困境。到了滿是“90后”的1516045班，“光芒”已難尋覓，距離062111班不過九年，如今“沒有一個外來的孩子理直氣壯地和我說起要待在大城市，更沒有一個孩子相信憑自己的能力、工資，能夠買得起一個安居之所，能夠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

教育屏障功能的弱化，使得家庭盤根錯節的影響更被放大。教育投資回報率縮減，家庭實力顯露為更可靠也貫穿始終的決定參數。這種情形，也許用布爾迪厄的術語能更好廓清。在《資本的形式》一文中，布爾迪厄指出在資本最為常見的經濟形式之外，還有文化和社會的形式，三者又能彼此轉換。他進而區分出文化資本的三種狀態：一是其內化于個人能力的“具身化狀態”（embodiedstate）；二是其作為文化商品的“客觀化狀態”（ifiedstate）；三是其作為學術或受教育程度資格認定的“體制化狀態”（institutionalizedstate）。學歷資格為現代主體灌注的文化資本具有相對自主性，它使具身化的技能資本只有在具備了制度化承認的前提下，才能在勞動力市場中充分獲得信任和發揮效能，它也抵制世襲傳遞性和可轉讓性，傾向于剝奪家庭的特權承繼。但家庭仍進行著隱蔽的文化資本傳遞，它不但能夠專門或潛移默化地授予某些技能（當然也有流失的風險），能夠將經濟資本轉換為下一代受教育的條件和可消費的文化商品。家庭本身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越充足，越能保障孩子積累文化資本的時間；而“家底兒”越弱越容易浪費時間，即還得花費更多時間去糾正早期教育相對于勞動市場的不對路。黃燈憂心的“性價比”問題，以此看來，實則是家庭為教育做出的經濟投資難于為孩子換取未來足以立身的文化資本，是大學教育對主體的資本賦予越來越從屬于家庭資本條件的世襲。黃燈筆下有太多例子證實著寒門子弟是如何被勞作、留守、營養不良等情況牽制了時間或“錯用”了時間。這些后來的二本學生，不但跟那些出身“‘一線城市、高知父母、國際視野’的高配家庭”的精英學霸在文化資本上天淵懸隔，而且在群體內部也反復著家庭資本長線圈里的輪回。

在學生就業方面，家庭的能量更不容小覷。黃燈敘寫家庭史，總不忘考察家境與學生畢業去向之間的牽連，其中至為重要的一條，是有沒有關系和人脈。有這些，顯然更容易定向流動、被正式雇傭或擠進體制，占盡競爭的先機；沒有這些，則是大海撈針，找到的工作也欠缺穩定和正式保障，數年苦讀似乎未增加太多籌碼。黃燈的發現或有其洞察力，但也正是對中國式“關系”的這種強調讓她陷入某種內在矛盾而不自覺。這一矛盾可能激發的思辨，亦因此止于黃燈過于平滑的“喋喋不休”中。

一方面，黃燈將當下學子的困局歸咎于教育產業化時代人的工具化——人變成資本要素從家庭流入學校再批發給社會工廠，說到底是現代性的廣泛深入讓僵固社會結構的再生產成為必然。但另一方面，黃燈又警覺著傳統家庭人倫關系及其社會延伸，申說著中國講情面攀關系的“民族特色”，仿佛在資本之下四通八達并起實質作用的是從家庭溢出的人情脈絡，它才是在優勢或劣勢的代際傳遞中鎖定個人社會-經濟位置的關鍵。在一座以教育為中軸的天平上，若資本處于完全壓倒性的一端，那么寒門子弟由于其歷來投入的不足，自然是永難“逆襲”，除非憑借智力的偶然因素和時間精力的超常付出增大其自身的資本占比；而如果家庭及其人際關系推到極致，那教育就是失效的，是徹底形式化和被前定的，它僅僅提供進入社會的門檻，卻不帶來任何分配規則的改變。資本終究不會取消教育在勞動力再生產上的功效，家庭之社會輻射的決定論卻會使教育全然虛無。相應的，假如資本是罪魁禍首，那么應對的方略應在于教育的去資本化和公平環境的維護，概言之，是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反撥或矯正；但若蛀壞堤壩的是傳統親情人倫結構及其擴展，那問題似乎還在于中國的不夠現代，該引為利器的豈不應是啟蒙吶喊和魯迅式的民族性批判？

黃燈在《我的二本學生》里慨嘆貧苦人家的孩子沒有過硬關系時，并未凸顯和處理資本與家庭人情脈絡這對潛在的矛盾。相比之下，前作《大地上的親人》那種人類學眼光或許更有必要。黃燈何嘗不曾留意農民工依靠的“鄉里鄉親的關系網”，又何嘗不了然鄉土中國“熟人社會的家庭結構”和“在血緣基礎上的情感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她還以親人的經歷講述過現代市場環境中熟人社會和法理社會的交織和沖突，體會到熟人社會的經濟承諾既需要在市場條件下履行又欠缺法律保護的脆弱。的確，資本和家庭或熟人結構不必是各持一端的矛盾項，而是在現代性情境中復雜交織；講關系也未必意味著不現代，它恰恰可能是埋入中國現代性根底的社會網絡機制，是被資本裹挾和重新功能化的傳統因素。正如在文化資本之家庭傳輸的分析中已經顯影出的，家庭并不自外于資本生長流動的系統，“關系”也不例外，該問的或許不是它和資本誰更成問題，而是它和資本如何制造了階層和社會-經濟位置固化。對“關系”的反思也因而必得超出單純文化批判的范圍。沿著這種思量，將會把我們引向一場社會學和人類學中的“世紀之辯”，也或將讓我們往前一步，靠近“雷鳴閃電”的源頭，打開“烏云”的皺褶。遺憾的是，在新作《我的二本學生》中，黃燈放棄了在這一論題上引領我們向前推進的機會。

三、結構性困境：“關系”資本和新自由 主體之“喪”

在《中國的社會聯系：“關系”的體制、文化和變遷本質》一書中，社會學家曾對中國的“關系”展開過一番承前啟后的探討。這場討論切口雖小，卻關乎中國社會網織、經濟活動、人倫結構和“交往理性”的核心，并被學者們認為承載著文化根性和時代變遷的關鍵信息，展露出“世紀之辯”的大氣魄。如編者在導言中指出，一個最常見的預設是，“關系”是中國獨有的社會事實，是深具“中國性”的現象。而“關系”作為“民族特色”的獨異性在于，它首先是一套基于互惠的禮物經濟，不但是有意識地在被生產、培育和維持，而且有它所遵從的儀式和規則，有由彼此受惠和虧欠轉換成的義務和無時限的償還；但同時，若隱若現的工具性之上它又有著情感和文化心理的要素，有著“人情”制造的溫暖和“臉面”帶來的尊嚴與名望。然而，亦有學者認為“關系”不過是一個普遍現象的中國表達，是換個說法來指稱人際網絡、社會資本和廣泛存在的禮物經濟。基于這種認知，他們把“關系”視為對社會體制結構的應時而變的策略回應，而非巋然不動的文化基因或運轉如一的古老裝置。

一個折中的態度大概是最富生產性的，亦即在承認文化特殊性的同時，懸置本質主義的定性，去窺探“關系”實踐在歷史和現實中的模態。距離那場討論二十年后，黃燈的著作對“關系”的屢屢重提，讓我們感覺當年部分學者對法理社會和市場經濟將祛除“關系”的預期恐怕太過樂觀和片面。更值得重視的，是那些主張“關系”與市場、人情與法理、義務與效率可能同謀共事的觀點。如皮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就認為，作為非正式協調機制的“關系”不是法律體系的對立而是與其互補，通過協同運轉，“關系”也“成為了一種資產，能夠被儲蓄和調用，來服務于持有者在一個更大的體制系統中的利益”。邊燕杰也指出“‘關系’資本”或曰“社會網絡資本”與工作流動成正比，而橋接社會網絡的活動能力本身也是“關系”資本的量度或組成部分。

黃燈亦曾在《大地上的親人》中評說，熟人社會的“關系”，關乎城鄉強烈沖撞中“維持社會彈性的可能”。“關系”不全是負面和腐朽的，它既是生存基礎薄弱者聯合互助抵擋風險的必需手段，也是體制環境下中性的非正式調節機制。事實上，社會也需要一個彈性區間，善于見縫插針的“關系”，便也總能因其在中國文化和社會組織中的根深蒂固而輪回轉世，由前世邁入今生。黃燈對二本學生就業情況的考察，再次確證了“關系”的“今生”。但由于她未能在新作中接續對“關系”和“社會彈性”的反思，又未能意識到在談論家庭和產業化教育、“關系”和資本時可能陷入的矛盾邏輯，所以自然也錯失了進一步打通對立兩端、做出融貫理解的可能。

社會學家對“關系”資本或社會網絡資本的界定實則受益于布爾迪厄的思想遺產。亦是在《資本的形式》一文中，布爾迪厄定義了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外的“社會資本”：它是大家公認的“體制性關系的持久網絡”所帶來的資源積累，這種網絡使個體具備了在一個團體中的成員身份，并因此獲得集體資本的支撐和信任擔保；而特定主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額，則“取決于他所能有效調動的聯系網絡和接入其中的每一個人自身持有的（經濟、文化和象征的）資本的規模”。現代社會的關系連接總在突破著家庭的限定，但布爾迪厄指出，家庭仍能在不逾越自由放任的邏輯前提下施加控制，通過創造偶然——諸如提供場合、選擇場所、舉行活動等——來聚集同類。中國人的“關系”在許多方面，當然都契合布爾迪厄對社會資本的刻畫；而不論其文化特性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在對學生就業和勞動市場的窺察中，將“關系”作為社會資本來理解，無疑是最為直切有力的。

黃燈雖然最終未能開啟“關系”資本這一命題，但結合布爾迪厄的洞見，她的家庭史剖析卻能帶給我們一個特別的提示：家庭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人際關系的終端，“關系”從血緣出發、再由親屬關系橫向擴散至鄉里鄉親和其他維度，資本利潤和人際資源被導回給子女（前提是他們也需具有接下贈予和維系關系的能力），由此形成一個縱橫交織的網絡。這一終端的資源聚合和輪回圓轉并未被現代性反世襲的一面所摧折，而是作為資本積累、流通和轉換的“后臺”，在持續創造著事關下一代未來的必然的偶然。于此，我們終于可以嘗試去澄清黃燈一直憂慮卻又難言究竟的“結構性困境”具體為何。二本學生遭遇的困境是沿襲自家庭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關系”資本的三重貧乏。往往因為這三重貧乏，他們才是二本學生而非高配學霸，也缺少在就業市場中比拼的憑借，只能將有限的文化資本和關系資本轉換為難以立身的經濟資本和象征資本。這也使得更為隱秘的資本的家庭傳遞，成為了社會結構和個體社會位置再生產的決定因素，成為了二本學生群體內也需較量的砝碼。

尚待說明的，還有多數二本學生“關系”資本貧乏的緣由。這些緣由，大多能從黃燈的敘說中提取出來，并且總脫不開農村家庭在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化進程中的處境。首先，這些孩子所擁有的“關系”與更優越的家庭相比，不但更狹窄，而且也是效用更局限的弱關系，他們也短缺促使“關系”生產的其他資本。其次，農村家庭原本依賴的宗法親情倫理結構在現代市場面前彷徨無主，熟人結構的傳統“關系”喪失了基于鄉情和信任的人情味，也就實際上喪失了集體資源的擔保支撐，便也自然沒有了與其他強關系或轉世更生的現代關系抗衡的力量。再次，農村的非獨生子女和城市多見的獨生子女在綜合資本的配給和“關系”締結的能力上相差甚遠，而后者也是“關系”資本的內在組成。伯娜丁·徐在《錦衣玉食，壓力飽嘗：北京的獨生子女》一文中指出，獨生子女從小就被鼓勵培養發展“關系”的能力。相較而言，農村非獨生子女則在兄弟姐妹的天然環繞中“浪費”了積累“關系”資本的時間。最后，二本學生“關系”資本的瓶頸或許還源于超出家庭的校園橫縱關系網絡的貧弱。由于黃燈主要是一對一地進行個人史和家庭史的縱向挖掘，我們很難更多窺探出學生之間橫向交互的情況，或和校友及其他上方資源對接情況。但可揣測的是，在職業教育中，二本學生恐怕沒有名牌大學的同齡人那樣在眾多社團、組織和活動中去建立和革新關系網絡的機會。

文化資本也好，“關系”資本也罷，如黃燈所說，最終都是要把那些已經在高考競爭中裁剪得規規整整的學生，再經由大學教育變成勞動力市場上的“人力資源”，教育的目標已成為培養“找到工作的就業主體”。這種情況并非中國獨有，它關涉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經濟市場的競爭秩序和國家在此秩序中的崛起目標。安·安納格納斯特（Ann Anagnost）于《在中國想象全球未來：兒童作為價值符號》一文中認為，“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從曾經服務于集體的意味變成了在市場中棲身、不淪為剩余勞動力的期許，自兒童開始的教育都在致力于打造具有就業潛能且適應競爭的“新自由主體”，他們“素質”的提升不僅有利于個人飯碗的解決，而且也確保著國家在全球知識與人才競爭中的獲勝。黃燈筆下的二本學生不怕吃苦、習慣應試、接受競爭，卻又在進入大學的一陣迷茫后，迅速進入那個被輪回所束縛、將掏空其青春特質的市場坑位。黃燈明白，他們的“喪”或“佛系”其實都是面對結構困境、面對那一紙“勞務派遣”和高企房價的反諷性自處，是在資本制約的緊箍咒中奮起掙扎又倍感無力時潛入虛擬網絡的“扮酷”。如同今日，所有叫嚷著“躺平”的人其實也大都含辛茹苦地“內卷”著。

四、文學的寬闊與微賤：非虛構的杠桿機理和“超越”可能

上文用人類學和社會學觀照黃燈著作中的問題圖譜，并不是倡導理性知識的凌越，而是黃燈口中那兩組詞語的必要溝通。通過批評的中介，邏輯演繹和生活經驗、知識的法理性秩序和現實交往的經濟、西方話語和中國實踐，才能在轉譯和交染中彼此激發和共同增值。也可以說我在拉一場“關系”，以攝取兩套詞語網絡背后更大的資源，而中國式的智慧也已啟示我們，知識的理性秩序也不可能是密不透風的，它一定需要經驗與習俗的互補和轉導，哪怕世界朝前一個方向狂奔而去。但“關系”要想拉成功，需要手法的微妙，需要遵守雙方都接納的儀式，并慮及對方的所處給出禮物的贈予。若理知和現實彼此心會地贈予，那么非虛構或批評，都或許是最好的禮物。非虛構之“非”，也同樣可以說是拉了一場“關系”，一場虛構與其對立面的非關系的關系。

交染和轉譯的雄心內在于“非虛構”興起于中國的文學場動力學。2010年2月，《人民文學》創始“非虛構”欄目并發出“集結令”，由此涌現出一大批反響熱烈的非虛構作品，也使得這源自美國的新文類概念和新分類法廣受矚目，并事實上扎根在了圖書市場的分類習慣中。在當期“留言”中，編者自解道：“我們其實不能肯定地為‘非虛構’劃出界限，我們只是強烈地認為，今天的文學不能局限于那個傳統的文類秩序，文學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學本身也應容納多姿多彩的書寫活動，這其中潛藏著巨大的、新的可能性。”非虛構旗幟鮮明地訴求著文學的寬闊，立意用一種對抗細分的“一攬子”分類方案，來促使一個含混的、以素材真實性為基準的大文類下不同體式、不同寫作樣態和話語風格的轉譯和交染，讓文學性不再被文學場的既有體制和正典化勢能所局限。用調查填補空洞，用個體經驗避免浮泛，用深入翔實代替抒情套子，這些對“真實”的返歸或爭奪，首先都要立足在一個使隨筆、書信、演講、博客、短信、學問文章等通通都能納入和混生的“散文無疆”。幾乎所有學者都注意到非虛構模糊文類、跨越文體的解放性，但這種敘事解放性的底部，更是不同語言和關切的可流通性，與其說非虛構必定要觸及被“話語”裹住的一手經驗，不如說要首先實現話語的溝通融解。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李敬澤說得最為巧妙，即面對一些不好歸類的文學作品，“中藥抽屜不夠用了”，索性塞進“非虛構”這個“乾坤袋”。抽屜固然總可以再增加，但“乾坤袋”的妙用，是海納甚至鼓勵無數的“四不像”，是讓非此非彼的交染試探非法之法，也是任由其內多元而難測的化學反應噴發可能的文學能量。

“非虛構”的命名法和分類法作用于文學場的機制，在我看來類似經濟學中的杠桿原理。“非虛構”的文學經濟也運用著這種能使現有的文學場擴容以博得更高紅利的杠桿，它以“乾坤袋”囊括了小說在內的許多傳統文類，也吸納被文學正典化機制排除、不太“像”文學的日常書寫，并有計劃地支持行動者的調查和記錄，由此“借”到了更多文本和經驗來豐富“資金池”。它或將增大文學場獲益的空間，促使話語流通和不同以往的杰作的誕生，但也面臨刺激效應帶來的風險，即混雜類屬和降低門檻后文學性的貶值或文學本真性的流散。這種杠桿下，文學之寬闊和微賤的兩端實則相輔相成：只有納入遍布現實世界各個角落的經驗碎片、喃喃話語和微賤敘事，文學才能寬闊；亦只有不憚借貸并承擔風險的寬闊襟懷，才能發現和催動緊貼地面的微賤經驗的表現。寬闊和微賤要對抗的，不只是純粹虛構（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來先鋒小說那種為了虛構的虛構）超離于現實經驗的晦暗玄奧，而且是虛構對現實所常常進行著的過度戲劇化的處理方式和對所謂“素材”的篩選機制。這一點，黃燈的丈夫在給她的郵件中曾做過說明，即中國農民的苦不必是“像余華、鬼子寫的，要用那么多的死亡、賣血、犯罪等悲劇事件去填充，好像沒有這些悲劇性的事件、這些人的生之悲苦就不復存在”。非虛構杠桿的意義，因此也就更在于打破虛構戲劇的篩選，打破象征沖動和書寫體制的預期，為文學的“資金池”借來更大的可表現域。那些廣大而卑微的悲苦動蕩，其皺褶打開之時，亦必有震懾人心之處，因為那也是我們所同享和共振的。

在非虛構的宏觀文學經濟之下，藏在心理暗室的敘述主體也有著微觀的杠桿機理。他既需在行動和在場中趨近某種零度以讓現實浮現，又需不時冒出頭來，以諸種借來的話語和不失為虛構的想象開展廣泛交染的言說。正是這一杠桿的靈活施用，使得非虛構可以高于新聞報道的客觀冷靜，又免于陷入傳統報告文學熱衷議論的口舌之快。盡管隱匿聲音的隱形掌控或零度狀態似乎更受褒揚，但非虛構的文學杠桿實際上肯定著敘述主體在寬闊的體式選擇、想象延展和話語轉換中處理現實經驗的前提。只有技藝高超的敘述杠桿調節，才能讓作者的現實表達逼近又疏離現實，抵達歷史和結構的深層。對此，李洱的提醒很是應時，他認為在非虛構語境中作為“他者”的虛構，正是那“異于現實的美學”，才能在對體制化現實的疏離中使我們認清和介入現實。李洱自然是在為虛構正名，但是，他的說法也暗示出，非虛構的現實書寫若要深化，就不能只落實到現實經驗上，而是同樣需要它內部兼容虛構和理性話語的寬闊，需要超出現實的一種疏離，就如同阿甘本認定的成為“同時代人”所需的那種疏離。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所欠缺的也正是這一點，她調節敘述主體之杠桿的技藝也還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她已的確從對微賤的確信出發，擴大了文學書寫的版圖，但也因視角限制而將資本市場和教育問題推回類型化的鄉村家庭敘事；她已通過文本內部的杠桿經濟納入學生的作文和自述等等，催迫文學史接納對二本學生的書寫和他們或許亦將從事的文學書寫，但又因代際的隔膜和審慎的沉浸，而失去了《大地上的親人》那般在知識與經驗、理性與情感的交相轉譯中縱橫的氣魄。黃燈領受又逃離了非虛構的開放允諾，亦未能進退自如地規避杠桿經濟的風險。寬闊和疏離的不足，對接連講述經驗的流連，也使原本具備的問題意識無法聚焦。

非虛構需要對現實的疏離，還更是因為，當下的現實或那個非虛構文學經濟背后的文化經濟，將非虛構作為仿真后現代性的對立補充而組織進了一個二元結構中。盧永和早在2011年就指出：“社會上各種虛構或虛假的故事已遠遠超出文學的虛構與想象能力。同時，虛構故事的泛濫致使虛構本身的魅力日漸褪色，尤其是網上那些無厘頭的穿越更讓虛構變得不再神秘。置身于此，文學似乎不再需要虛構的念頭，因為與媒體炮制的那種伸手可觸的虛構的真實相比，文學虛構反倒意味著與真實生活的某種疏離和逃避。絢爛之至歸為平淡，文學不得不返璞歸真，追求另一種言述表達方式。從這個角度而言，歷史講述、名人傳記、旅游散記、個人回憶錄等非虛構文類也具有一種‘超越’社會的文學功能。”換言之，置身于后現代處處虛構的仿真現實中，返璞歸真的非虛構反而能夠逆向地超越。亦有學者將非虛構的興起類比于當代藝術場對瑣碎之物、消費商品、以即興表演等活動構成的反作品（anti-work）的體制性納入——西藥抽屜大約也早就不夠用了。這些都提示著，非虛構在中國的興起不僅是寫實精神的簡單回歸，而且是一個后現代文學現象。或者說，它在某種意義上是現實主義文學在仿真后現代性中的輪回，它和后現代的虛擬本體論和文學元敘事結成一個同享的二元結構。正因如此，單純從理知走向經驗，從虛構化的仿真現實走向另一端的非虛構，實際上無法真正完成對此結構的超越，而僅僅是經驗乃至于這個結構的輪回。所以，當我們批評虛構疏離現實或被消費時，又必須領會，非虛構也會被“投喂”給倦于虛擬或經驗貧瘠的人們（包括批評家和學者）。非虛構也恰恰只有疏離，只有在現實經驗中納入想象和理性的轉譯，跟進而非逃離擬像世界和實在世界時刻發生的交染和話語轉換，才能激發它在仿真后現代性中的潛能，觸摸到現實中的幻象結構和幻象中的現實結構，亦才能由輪回走向具有解放意義的差異性重復。所幸黃燈并不會遇到一些非虛構作家實踐淺嘗輒止、寫作不可延續的問題。一日為師，她對學生的探視就不會終止，《我的二本學生》刻錄下的印痕，仍會在今后的回望中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