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生態散文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寫作。它是自然、社會、精神、文化、生態意識與思想和文學審美相融共生的文學。它既不同于傳統文學，也有別于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等作家的寫景文學。整體考察生態學理論及當代生態散文，可從自然生態倫理；社會生態倫理；精神生態倫理；文化生態倫理四個層次建構生態散文倫理。生態散文還預示著這樣一些新的價值訴求與走向，一是促使我們重新認識文學的功能；二是拓展了文學的疆域；三是召喚文學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在當下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未來世界只有在文化多元、互補共生共榮的融合中，把生態問題變成一個全人類共同關注的大命題，人類才能在解決危機四伏的自然生態的同時，迎來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社會生態、精神生態、文化生態整體平衡發展的生態文明的時代。

【關鍵詞 】整體性視? 生態散文? 生態倫理

近年來在散文領域，出現了幾股創作潮流：一是新文化大散文；二是非虛構寫作；三是生態散文興起并漸成氣候。這三股散文潮流承接和替代了上世紀80年代的報告文學；90年代的文化大散文；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新散文”的題材取向、思想內蘊和創新意識，使當代散文不僅再度活躍熱鬧，而且呈現出新的活力和精神質地。關于前兩股散文潮流，筆者已有專文論析，本文重點考察生態散文這一散文潮流的興起、發展趨勢與存在問題，以及如何建構一個完整的生態散文倫理共同體。

一、生態散文的整體考察及概念辨析

要全面而準確地判斷、把握一種文學潮流，離不開對它的興起、流向、發展趨勢做整體性的考察。

生態散文的興起（為論述方便，本文將報告文學歸入散文文體中），首先源于人類歷史進入近代以來，隨著工業文明的產生與發展,人類對自然資源瘋狂地占有、使用與一味地征服，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對此，馬克思和海德格爾都對其進行了深刻批判。美國作家福克納則以小說的方式，深刻揭示了人在失去土地和家園時的痛苦。其次，自二戰以后，自然生態危機日益惡化，人類遭遇的各種問題：核大戰、資源耗盡、環境污染、海嘯和外星球撞擊地球, 現代社會愈演愈烈的生態危機：資源枯竭、物種銳減、垃圾圍城、江河污染、大氣毒化、海水升溫、怪病頻發、瘟疫流行，乃至社會競爭激烈、人文精神失落，道德文化淪喪，情感冷漠、物化與淺表化……這一切都告訴現代人一個嚴峻的事實：在“萬物為我所用”的觀念和科學技術祟拜，一味追求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人們對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已蕩然無存，對中國古老哲學中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古老遺訓已近乎遺忘。人類以為科技可以面對和改變一切，殊不知，當人類無視大自然的法則，大自然會反過來報復甚至毀滅人類。生態文學包括生態散文的興起，正是對科學至上、技術主義，以及“優勝劣汰”、“叢林法則”、“人定勝天”、“改造自然”、“人為萬物之靈長”等等觀念法則的反撥和宣戰。其次是現代消費社會中人的欲望無限膨脹所導致的人文精神生態危機的催生。當今時代，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進程無遠弗屆，而現代性擴張導致的東方各國的“全盤西化”浪潮, 已經被百年歷史證明不是東方的福音, 而是人類單面化和異化的開始。現代性與全球化為人們承諾美好生活的同時,又帶給當代社會和人類世界太多的問題：自然生態危機、社會生態危機、精神生態危機、文化生態危機……正是面對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失衡和消費主義、文化霸權主義盛行的時代和現實，當代生態散文應運而生。生態散文是對受傷的大自然發出的深情呼告，是對無視自然法則的無知行為的規勸，也是對現代文明中泛濫的欲望化、物質化、科技崇拜和人類中心主義等傾向的反思與批判。它企盼通過對大自然的致描繪、對話、想象、親和與致敬，重新確立人與自然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一個人與自然平等共生、物我同一，既具生生不息、持續發展的循環之美，又具生態與社會發展平衡、物質與精神齊振共進的現代文明社會。

論及生態散文，自然無法繞開國外“生態主義散文”對中國當代生態散文的影響。特別是美國的三部作品：梭羅的《瓦爾登湖》，奧爾多·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這幾部作品幾乎成為中國當代生態散文作家的經典。除此之外，奧斯汀的《少雨的土地》 ，利奧波德的《一只鴿子的紀念碑》，艾比的《大漠孤行》 ，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巴勒斯的《醒來的森林》等長篇散文或散文集，也大受中國讀者和散文家的歡迎。還應看到，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外國一些生態書籍如《增長的極限》、《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共同的未來》、《我們的國家公園》、《自然之死》等，也對中國當代生態散文的興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盡管我國從古代就一向重視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共存，有著“天人合一”的傳統觀念，也曾經有像《詩經》、像王維、柳宗元及后來各代很多融入自然山水的詩文作品，表達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歡愉美妙情景，但我國生態散文的起步卻是晚近的事情。大致來說，中國生態思潮的真正興起要比西方晚20年到30年。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文學界才開始出現生態文學。較早的代表性作品是徐剛的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守望家園》、《大森林》，徐剛的這些作品，可視為中國生態散文的先聲。此后，何建明的《共和國告急》、《那山那水》，哲夫的《水土中國》 ，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皇皇都城》，麥天樞的《挽汾河》，喬邁的《中國：水危機》，劉貴賢的《生命之源的危機》，岳非丘的《只有一條長江》，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王治安的《人類生存三部曲》，李青松的《遙遠的虎嘯》，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梁衡的《樹梢上的中國》，古岳的《凍土筆記》，陳啟文的《命脈》、《大河上下》等報告文學作品，不斷為“生態散文”增色添彩。散文創作方面，較早且影響較大的生態代表作，是葦岸的長篇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葦岸的生態散文，顯然受到《瓦爾登湖》和外國生態散文思潮的影響。他的《大地上的事情》以獨特的生態敘事視角，贊美大自然的樸素、簡單和純凈。他在享受悠閑簡單的生活方式的同時，倡揚一種與萬物共榮共生的生態觀，同時傳遞出對一切生物悲憫的情懷。雖然作為生態散文濫觴時期的散文家，葦岸的作品不多，他的生態意識也談不上十分自覺，但因他的作品凸顯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關系，加之他的文筆自然樸素、簡潔優美，因而《大地上的事情》出版后，便一直受到追捧，深受讀者喜愛。葦岸之后，當代的生態散文便蓬勃發展起來。尤期進入新世紀，生態散文更呈現井噴之勢。這時期優秀的生態散文作家作品有李存葆的《綠色天書》、《鯨殤》、《凈土上的狼毒花》，王兆勝的《天地人心》、《逍遙的境界》、《負道抱器》，馮秋子的《塞上》，楊文豐的《自然書》、《病盆景》，詹克明的《獨釣寒江》，李青松的《穿山甲》，劉亮程的《長成一棵大槐樹》，胡冬林的《狐貍的微笑》，王族的《狼界》、《狼蒼穹》等。

20世紀90年代中期，是當代生態散文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這一時期，西方生態哲學、生態倫理思想和生態文學作品，已經由最初零散的翻譯變為有規模、有系統的譯介,中國生態文學作家的生態意識逐漸變得自覺,他們紛紛從西方、中國古代、現代尋找生態精神資源,并創作出了一大批有明確生態意識的散文和報告文學作品。如報告文學作家徐剛、李青松、胡平、王治安等人，有意識地拓展生態報告文學的疆域；小說家韓少功、張煒等出版了生態散文《山南水北》、《融入野地》；散文家王充閭、梁衡、周曉楓、王兆勝、楊文豐、馬麗華、王族等，更是不斷推出新的生態散文。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國內的生態美學和生態文學研究也開始起步。1994年前后,佘正榮的《關于生態美的哲學思考》，李欣復的《論生態美學》,應是較早以生態美學為題發表的學術文章。此后二十多余年來,生態美學和生態文學研究因其新穎性、陌生化和廣闊的學術前景，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注意和加入，并出現了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精神守望》，曾繁仁的《生態美學導論》、《中西對話中的生態美學》，程相占的《生生美學論集——從文藝美學到生態美學》、《中國環境美學思想研究》，王諾的《歐美生態文學》，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徐恒醇的《生態美學》，皇甫積慶的《20世紀中國文學生態意識透視》等一批優秀的生態文學研究論著。綜觀之,盡管上述論著側重生態美學研究，且以西方宏觀理論研究為主，較少涉及國內的生態文學創作。但不可否認，這些研究對于推動和深化生態散文創作功不可沒。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生態美學研究重鎮的山東大學，從2012年開始，曾繁仁、魯樞元兩教授共同創辦了《生態美學與生態批評通訊》（曾繁仁、魯樞元教授共同創辦，程相占擔任執行主編），為傳遞生態信息，聯絡海內外生態研究學者，促進生態學學科的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生態美學和生態文學研究漸入佳境，新世紀以來，山東大學、蘇州大學等高校還舉辦了"中國首屆生態文藝學學科建設研討會"、"生態時代與文學藝術--田野考察及學術交流會議"等多場生態文學研討會，在國內引起較大反響。此外，1995年11月，海峽兩岸文學家在山東威海舉辦“人與大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2019年10月，河南黃柏山召開全國“生態散文研討會”；廣東觀音山則從2014年起，連續舉辦了七屆全國性的生態文學征文。隨著生態意識的深入人心，報刋也積極配合。比如2020年初，人民日報大地副刊開設了“生態隨筆”專欄；《人民文學》于2020年第5期開設了“自然文學輯”；《文學報》則開設了“生態文學新觀察”；《廣西文學》推出了系列“生態散文”專輯；《草原》文學月刊推出了“自然寫作”。可見，生態散文勃興和崛起，已然成為當今文壇一個獨特的文學現象。因為到了21世紀，國人對“生態”一詞已經不再陌生,這一詞語頻繁地出現在學術刊物和各種媒體上,日漸成為大家共同關注的話題。尤其是，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共產黨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五位一體”進行總體布局，將生態文明建設提高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它標志著中國對綠色生態建設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倫理和文化擔當，也預示著一個生態文學包括生態散文的黃金時期可能到來。

整體考察當代生態散文，我們可以將其大致分為幾類，也可以說是它的幾重主題指向：

其一，表現人與自然性的關系。這方面的散文較多，特別是生態散文興起的初期，基本上都是這一類作品。表現人與自然性的關系的作品又可分為幾小類：一是通過描繪大自然的純凈美、樸素美、恬淡美，以及壯麗美、雄奇美、蒼涼美等等，著力展示客觀自然的原態美。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就屬于這一類。二是有固定的生態落腳點。如李青松、胡冬林的“綠色森林系列”，梁衡的“人文古樹系別”。三是王族等的“動物系列”。在這類作品中，作家對各種自然生命懷有深切的生態同情，他們細致入微地描摹多姿多彩的生命姿態，并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局限。而且，這一類作者一般都有一種對自然的朝圣情結，他們反復強調這樣一種理念：人是自然的居民，是自然之子，而不僅僅是社會的一員。因此，人不僅要遵循自然規律，與自然和諧相處，而且要保護自然，使自然不受外力破壞。這種近乎忘我、朝圣般的生態意識，使這類作品在表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對話中，具有一種簡單、純凈、和諧的詩性品格，以及靈與肉寄寓自然而后升騰起來的泛神論意味。

其二，強烈而自覺的生態危機憂患意識。生態散文在表現人與大自然的主題時，十分關注生態環境問題。生態散文作家對工業文明、現代文明對自然的擴張、掠奪、損毀與污染深惡痛絕，對人類未來能否可持續發展充滿憂慮。徐剛就是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對我國的森林、江河、湖海、土地等各種生態環境問題均有涉及。他憂憤深廣，廣泛涉獵，視野宏闊，激情澎湃，在生態散文創作中堅守自己的綠色情懷: 守望家園，拯救大地，對自然生態持續關注。他的“守望家園系列”，將新聞報道的敏銳，富于哲思的議論和詩性的筆觸相結合，為生態散文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哲夫的生態散文，同樣目光遙遠，站位很高。他立足于“中國生態報告”，其旨是“資源匱乏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將成為致命的制約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經濟的瓶頸”這一全人類的難題。他的“生態危機系列”，如“江河三部曲”《世紀之癢》、《長江生態報告》、《水土——中國水土生態報告》對這一主題有著鮮明突出的表現。尤其在《水土》中，哲夫具體記錄了他從新疆、西藏、黃土高原，到湖南、湖北的洞庭湖與鄱陽湖，再到北京與深圳等大中城市，系統考察全國水土生態環保的歷史、現實、見聞與感受等。可以說，哲夫的生態紀實系列，創造了一種散文與新聞、調查報告相結合的新文體——“報告體”。還有陳啟文的《漂泊與岸》等散文和報告文學，作者立足于以自然為中心的“生態主義”立場，反思和預警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帶來的生態危機和現實危險，表達出對自然與生命的尊重與敬畏，以及對“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概言之，在這類生態散文中，我們一方面看到強烈而自覺的生態危機憂患意識；另方面又感受到一種濃厚的對自然的護衛意識。這無疑是生態散文的光榮，也是他們作為一個作家的使命、社會責任感和人類意識的自覺體現。

其三，關注文化生態和人類普遍的精神生態。這是生態散文的拓展和深化。考察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生態散文，我們看到，這一散文潮流從開始的單純禮贊大自然，到具備強烈的生態危機憂患意識，再發展到關注文化生態和人類普遍的精神生態，生態散文的疆域在不斷開拓，思考的問題也在不斷深入。比如在韓少功、張煒、遲子建、梁衡、李青松、王兆勝、郭文斌、楊文豐、胡冬林、王族等為代表的生態散文里，作家將自然生態作為一個需要整體觀照的人類文化現象和精神現象生態，他們本著溫暖的人文主義情懷，從不同的立場、視角和方法出發，無論是描寫大自然，敘事記人還是抒情議論，都能將筆觸深入到人類文化和精神的內部，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到局部，從關注自然生態，直到走入人類內心，并對人類社會的生態問題進行理性的剖析、沉思與反省，并努力探尋人類走出生態困境的可能與出路。從“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角度看，筆者以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是生態散文的未來。

從上面對30多年來生態散文現象的整體考察，可以看出：生態散文寫作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寫作。它既不同于傳統文學，也有別于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等作家的寫景文學。在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的作品中，大自然只是背景，處于中心位置的還是人。所以，只能說屠格涅夫等的作品是描繪自然的文學，而不是生態文學或生態散文。因為生態散文是以自覺的生態意識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它是自然、社會、生態意識與思想和文學審美相融，崇尚“天人合一”的一種新興文學。

生態散文把自然作為抒寫對象，主張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強調人對自然的尊重，強調人的責任與擔當。除此之外，生態散文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它還要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并在此前提下更深入地思考全人類的生存問題。生態文學(Ecoliterature,或Ecological literature)是一個合成詞,很明顯,盡管它仍然是文學之一種,但是其中滲透了許多生態學的思想。其中最具價值的一點，就是用文學的形式對生態危機發出預警。卡遜《寂靜的春天》就是如此。它一問世,就引發了強烈的爭議。書中有關農藥危害人類，導致許多蟲鳥死亡消失，使本該生動熱鬧的春天變得寂靜而哀傷的預警，在當時看來是驚世駭的危言聳聽，卡遜本人甚至因此遭遇了有些人的否定攻擊乃至謾罵。但是,卡遜的觀點也得到了許多人的肯定和支持。比如，時任副總統的阿爾·戈爾為《寂靜的春天》所寫的前言就這樣評價:“《寂靜的春天》猶如曠野中的一聲吶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辯的論點改變了歷史進程。”蕾切爾·卡遜所“揭示的真理、她喚醒的科學和研究，不僅是對限制使用殺蟲劑的有力論爭，也是對個體所能做出的不凡之舉的有力證明”。是的，《寂靜的春天》永遠不會寂靜。它不僅是現代環境運動的肇始，而且是生態文學的一座豐碑。它驚醒的不只是美國，而是整個世界。

二、整體性視域下的生態散文倫理

生態散文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它是自然、社會、精神、文化、生態意識與思想和文學審美相融共生的文學。因此，研究生態散文，必須有一種整體觀，而不能執于一端。關于生態文學的整體觀問題，國內生態文藝學的開創者魯樞元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所闡釋，2000年他出版了《生態文藝學》 一書。在這本具有開創性、建構性的生態學論著中，魯樞元認為在地球生物圈內，除了“自然生態”之外， 還應該存在著“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他將其稱為生態學的“生態三重性”，或生態學的“三分法”，即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三個層面。

顯然，魯樞元的“生態三重性”，不僅加深了我們對生態散文的認識，而且豐富了整個生態美學和生態文學研究的內涵。因為在早期生態學者們的認知里，生態學被定義為“研究生物體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的學科”，其中的“生物體”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及環境即物理環境與生物環境。與這種認知相關聯，他們只承認地球上存在著巖石圈、水圈、大氣圈、土壤圈、生物圈，而忽略了人也是生物。可見，在早期生態學者那里，生態學僅僅指自然生態，它只是一門嚴謹的自然科學，與社會、人和精神無關。而實際上，除了上面各種自然生態圈外，地球上還應存在一個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的“圈”，比如“社會圈”“技術圈”“智能圈”，特別是存在著一個“精神圈”。所以說，魯樞元的“生態三層次說”既為生態學注進了社會和精神內涵，也給予筆者諸多的啟示。但生態文藝學主要以西方生態文學研究為參照，且偏重于文藝理論方面，結合國內的文學創作實際，尤其是當代生態散文的創作實際較少。此外，“生態三層次說”集中于考察和論述精神生態，對文化生態與生態文明建設關注不夠。因此我們認為，整體性視域下的生態散文倫理，還有進一步闡釋的空間。

根據魯樞元的理論路徑，從整體性生態觀出發，筆者以為生態散文倫理可劃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次，自然生態倫理。在這一層面，生態散文不僅要寫出自然的屬性，著力展示客觀自然的原態美，而且要揭示大自然作為一個大生態系統的聯系和發展規律，普及生態學的一些基本原則，以及增強人們對自然的護衛意識。比如告訴人們每一種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相關，它們既互相牽制，又互相補充，誰也離不開誰，整個大自然就這樣循環往復；再比如，揭示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來路與去向的規律，此外自然界天然地有一種排它性、排異性原則，等等。同時，在進行生態散文寫作時，要放低姿態，拉近與大自然的距離，與大自然平得對話，以理解自然的心態來觀察、體驗自然，真正去傾聽和融入大自然。

第二層次，社會生態倫理。鑒于當前社會生態的惡化，人的生存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與污染，這一層次特別要求生態散文作家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批判意識與反思意識。在這方面，楊文豐的生態散文或可供借鑒。近年來，楊文豐不僅在理論上大力倡揚，且創作了大量生態倫理散文。《霧霾批判書》便是介入當下，直面現實，富于時代氣息的生態倫理散文。面對整個社會陷入“霧霾恐怖場”和生存環境的坍塌，作為一個有強烈憂患意識的生態散文作家，楊文豐覺得有責任、有必要從自然科學審美視角來探討霧霾產生的原因。于是，他從“空”與“氣”的含義入手，介紹大氣圈的功能、結構，追尋造成霧霾的根源。接下來，通過對“中國農業社會里的霧”，“工業革命以前的霧”與“今天的霧”的比較，描述分析“霧霾”何以是“對美純空氣的反動”。而后，他又指出“霧霾頗具欺騙性”，但這種欺騙性又符合“自然律”，因而人類在“喜霧，愛霧，自戀賞霧”的傳統文化中中毒而不自知。正因霧霾是人類“寵養”的病態生物體，而且隱天蔽日，無處不在，人在霧霾下無處可逃。所以作者認為有必要重建“人與空氣關系的道德倫理——‘空氣倫理’。空氣倫理倡導人與空氣屬于同一整體，互相尊重，互為依賴，互相愛護，空氣以潔凈養人，人的行為以不污染空氣為基本前提，時刻善待空氣。”在《海殤后的沉思》中，楊文豐將人類在接受科學洗禮前后對自然的敬畏，分別定義為“舊敬畏”和“新敬畏”。“舊敬畏”是人類在接受科學洗禮前存在的對自然的敬畏，而在現代科技背景下，人類應該建立起對大自然的新型敬畏，所謂的“新敬畏”，“是一種復合型的敬畏，是人類對自然之‘靈’——自然萬物的科學本質和規律，對滄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順應的敬畏；是能通過預警機制，自覺避讓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將技術的陰影掃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將人類視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對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 尤其是新近發表于《北京文學》的《敬畏口罩外的微生靈》， 可謂 一篇難得的貼近時代現實的生態文學作品 。在作品中，楊文豐指出眼下這場“新冠”瘟疫，首先是自然生態失衡。其次是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關系“異位”乃至“斷裂”，于是病毒的報復性鑰匙插開人類之鎖，殃禍人身。第三是社會群體的盲從與無知，使病毒有機可乘。以往，我們的生態文學視域下，雖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詰問，卻極少像楊文豐這樣，深入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層面進行省思，這是楊文豐生態散文的可貴和價值之所在。

第三層次，精神生態倫理。如眾所知，當前的生態危機已透過生態的自然層面、社會層面滲入人類的精神領域。其表征是，在社會發展和人的生存的天平上，重經濟而輕文化，重物質而輕精神，重技術而輕感情，從而導致人的物化、人的類型化、單一化、表淺化，以及意義和深度的喪失，精神的墮落，情感的冷漠和人格的淪喪。面對著社會和精神的失衡，生態散文作家要以高度的歷史感與使命感，關注人類普遍的精神生態。一是要促進個人精神生活乃至整個社會精神取向的協調與平衡；二是要把精神因素引進人類的整體生態系統中來，重新調整現代人與自然的關系，拯救全球日趨惡化的生態危機。總之，拯救地球和人類，必須從改善人類的精神狀況開始。生態散文應當更多地關注人的心靈世界，開發人的精神資源，調集人的精神能量，高揚人的精神價值，促進人類健康良好的精神循環，給困頓于池塘中的魚兒插上精神的翅膀，幫助身處世紀末的人類完成劃時代的轉換。

第四層次，文化生態倫理。生態散文倫理除了以上幾個層次，還應涵有文化的意蘊，即是說，生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不是哪個部門的管理問題，甚至也不是經濟發展的問題，而是深層的文化問題。這就要求，生態文學必須回到本源去——進入人的內心和文化的深層。故而，生態散文的提升與深化，一方面要增強文化意識；另方面要吸收民族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關系的營養，同時注重西方環境文化的借鑒融會，并在此基礎上，努力為推進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我們看到，近十年來，以徐剛、梁衡、哲夫、郭文斌、李青松、王兆勝、楊文豐為代表的廣大生態散文作家，立足于整體觀照和現代生態觀，將生態寫作納入人類的文化視域，他們本著“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理念，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到局部，從關注自然生態，批判現代化的輕率和功利，將生態意識和自然倫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們民族文化中，把生態文明的種子播入每個人的內心。作家們本著人文主義立場和普世價值觀，對人類社會的生態問題進行了理性而深刻的省察與文化反思，并努力注入文化的因素，將筆觸深入到人類文化的基底，探尋提升中華民族生態文明品質，以及人類如何走出生態困境的可能與出路。

應該說，以上的生態散文“四層次說”，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生態文學理論框架，也是一種新的現代生態倫理觀。這種現代生態倫理意識，是在當下科學技術至上，同時又片面追求經濟高速發展，從而導致生態環境嚴重惡化的背景下確立起來的，它的中心詞，或核心要義就是重建生態整體觀。所謂生態整體觀，就是要認識到自然界萬事萬物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每一個事物都有屬于它自己的位置和價值。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不存在主次等級之分，共同構成地球上的生態系統。從整體主義生態觀來看，這個生態系統的內涵包括：一、將人的存在劃分為生物性存在，社會性存在，精神性存在，文化性存在四個層面，這四個層面既密切相關聯，卻又不等同，更不能相互取代。二、生態整體觀主張不把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因為生態災難的惡果和生態危機的現實使生態散文家認識到，只有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根本前提和最高價值，人類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態危機。關于這方面，《沙鄉年鑒》的作者奧爾多·利奧波德早就意識到。在這部與《瓦爾登湖》雙峰并列的世界生態文學經典中，利奧波德提出了劃時代的生態倫理——“土地倫理”：“土地倫理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土地共同體“擴大了這個共同體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者把它們概括起來：土地。”試想，如果這部書不含偉大的“大地共同體”思想，能有今天這樣的高度和影響嗎？三、生態整體觀還提醒我們要認識到，生態危機是全球性的問題，它沒有國界，也沒有民族之分。在當下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今天的人類已經不可能回到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的歷史之中，未來世界只有在文化多元、互補共生共榮的融合中，把生態問題變成了一個全人類共同關注的大問題，人類如何才能在解決危機四伏的自然生態的同時，迎來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社會生態、精神生態、文化生態整體平衡發展的生態文明的時代。

總之，“生態散文既需‘宋人小品’，更須有‘清明上河圖’。‘宋人小品’式生態散文類似于宋畫‘馬一角’，所涉及的 只是較單純、較簡單的人與自然問題，思考的廣度深度、信息的新度濃度，情感的層級和關聯度，即便可隱化，也還是局限在較窄小的層面，對自然生態與人的精神生態深入相對不夠，對社會生態的聚焦愈加不夠。而‘清明上河圖’式的生態散文，其視域、思想和面對的題材無疑是大而復雜的，筆墨更是可隱顯兼備，藝術手法更可豐富多彩，對作者的認知深度、思辨力和藝術表現力都必將會構成考驗而超越。”筆者以為，生態散文作家楊文豐的“宋人小品”與“清明上河圖”的比喻十分到位，是對于整體性生態倫理的形象化概括。

三、生態散文的價值訴求與走向

從整體性生態倫理的視角出發，還可拓寬延展生態散文的價值和精神空間。盡管上面關于生態散文生態倫理的闡發，已包涵了生態散文的價值取向，但從文體的品類和當代散文創作的發展著眼，生態散文還預示著這樣一些新的價值訴求與走向。

價值之一：促使我們重新認識文學的功能。關于文學的功能，中外古今有各種各樣的認識和闡述。柏拉圖在《文藝對話錄》中，認為優秀文學作品能引起人們的“快感”。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出了悲劇的“陶冶”說；在《政治學》中，又提出音樂有“教育”“凈化”（即陶冶）、“精神享受”的功用。而我國的先哲孔子，則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馬克思恩格斯更是把文學看成是對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是審美的社會意識形態。縱觀中西文論，雖然對文學的功能有種種不同的解釋，但在生態研究出現之前，文學的生態功能并沒有得到重視。現在，隨著社會對生態關注度的提升，隨著普遍性的生態意識的不斷增強，可以預見，文學的生態功能將越來越受到重視。尤其是生態散文，它一方面形式不拘、自由自在，可以任心由性貼近自然，與自然展開各種各樣的對話；另方面，生態散文是比其他散文“真實度”更高的寫作。它不只強調個體體驗，真實記錄和描寫大自然，傳達大地上各種生靈的信息，引導人類向真向善向美；它還引入科學視角，客觀真實地介紹各種科學知識，探尋科學規律或自然律等最本質、最純粹的物事之真，以及美化和護衛自然環境之道。因此，生態散文的文學教育作用在當下不僅不應被忽視，而且顯得特別地重要。因為生態散文一是可以幫助人們建立一種“綠色思維”，改變人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提高人的環保意識。二是幫助人們熱愛并欣賞自然美，懂得自然的美學價值。三是凈化人的心靈，簡化和靜化人的生活方式，讓現代人躁動不寧的心緒得以安頓。特別在當前，國家正著力進行生態文明建設，所以生態散文的文學功能將進一步彰顯。

價值之二：拓展了文學的疆域。必須承認,生態散文創作和研究的興起發展，已經顯現出跨文化的趨勢,這個朝氣蓬勃的文學思潮無疑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了生機與活力。由于生態散文創作涉及到文學、生態學、自然科學、哲學美學、社會政治學、自然哲學、倫理學、人類學、信息學等多個層面，所以生態散文的創作和研究應是立體和多元的。它的題材選擇、描寫內容、審視的對象、思考的問題，其廣度和深度，是任何其他文學類型所不能比美的。正是因此，我們說當代的生態散文創作拓寬了文學的題材領域和審美疆界,給文學研究帶來了新型的視角與新型的價值框架。不僅如此，它還擴展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對話的空間，為全球化語境下建構平等的、和諧的文化提供了可能。遺憾的是，時至今日，許多人對生態文學包括生態散文的認識，還停留于愛默生、梭羅時期那種比較純粹、純凈的自然的層面，對生態文學的博大內涵、巨大多樣的功能和當代的文化意義尚未充分地認識。為此，筆者以為未來的生態散文創作和研究，應吿別僅僅停留于表現大自然層面的“小生態散文”，而應立足于表現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大生態散文”。惟此，生態散文才能匹配和回答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問題，在全球化語境中為新的和諧文化建構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并獲得“人類共同體”的文化認同。

價值之三：召喚文學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如眾所知，當代文學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隨著商品經濟和消費社會的到來，理想主義的喪失和崇高感的消解，文學已不再神圣，同時文學變得曖昧和多元。開始是由雅到俗，從純到雜，從崇高到日常，而后是互聯網的興起，資本流量的野蠻介入。至此，全民進入了“娛樂至死”的狂歡時代，文學的神圣感、敬畏感已蕩然無存。正是在這樣的危機時刻，生態文學特別是生態散文出現了。生態散文有一個最為可貴的品質，就是每一位生態散文作家，都有著對自然的朝圣情結，也有對文學足夠的神圣感和敬畏感。他們一方面充滿憂患意識，富于批判精神；一方面又熱愛大自然，理解、尊重和敬畏自然，并以謙卑的姿態，以和善仁心和悲憫情懷與自然平等對話。不僅如此，他們還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物無貴賤”“用物以度”等等古代哲學思想，十分注重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生態文學的精神資源。與此相聯系，他們認為生態散文既然是文學，文學性必然要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們看到，許多生態散文不僅有人文精神的堅守，有人道主義的悲憫情懷，有作者全部生命的投入，而且情理交融、形神兼備，加之注重修辭，文字表達優美且富于詩性，因此在審美上具有獨特的藝術勉力。在我們看來，像這類生態意識與文學的審美性完美融合的生態散文，的確能夠啟人心智，給人以美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圍內喚起人們對文學的神圣感和敬畏感。

生態問題催生了生態散文，但生態散文的使命卻是為了改善甚至消除生態問題。盡管嚴峻的生態危機不是文學所能解決，但生態散文可以預警，可以反思，可以質疑和批判，呼吁人們關注生態問題，提醒人們改變思維和觀念，以及改變生活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態散文的作用又是巨大的，是不容忽視的一股文學潮流。是的，“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生態無國界，漂浮在太空中的地球是一個有機整體，一個所有生命的共同體。可以預見，當生態問題日漸成為全人類共同關注的重大課題，當生態思維和觀念日漸成為當代人整體性的哲學觀念時，中國的理論話語和文學創作也會發生某些結構性的轉變，甚至有可能結朿唯西方馬首是瞻，全盤西化的局面。因為在全球化生態危機的特定語境中，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有可能成為構建當代世界生態文化理論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隨著時間的推移發揮更大的作用。正所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人類畢竟存在于同一個時代，生活于同一個想像和生命的共同體中。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散文文化與當代文化建設”（18BZW15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陳鷺,文學博士,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文傳學院講師；陳劍暉，廣州大學人文學院資深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

[1]蕾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呂瑞蘭? 李長生譯，第9、19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魯樞元：《生態文藝學》，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

[3] 楊文豐：《霧霾批判書》，《北京文學》2013年第7期。

[4]楊文豐：《海殤后的沉思》，《散文海外版》2005年第4期。

[5]利奧波德：《沙鄉年鑒》，侯文蕙譯，第193、194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6] 楊文豐：《生態文學的審美與科學精神的審視——楊文豐訪談錄》，《中國生態文明》2021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