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日前，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揭曉，廣州市作協(xié)副主席葛亮作品《飛發(fā)》獲中篇小說獎，深圳市作協(xié)副主席蔡東作品《月光下》獲短篇小說獎。此外，李蘭妮作品《野地靈光》獲報告文學獎提名、盧衛(wèi)平作品《瓷上的火焰》獲詩歌獎提名，創(chuàng)下了近十年來廣東文學界參與魯獎文學獎角逐的最好成績。

其中，中篇小說《飛發(fā)》發(fā)表于《十月》（2020年第5期）。“飛發(fā)”為粵語，也即“理發(fā)”。小說圍繞香港理發(fā)行業(yè)展開，文筆細膩，敘寫考究，考證詳實，通過描繪不同代際與流派的理發(fā)匠人對手藝的信仰與堅守，折射出傳統(tǒng)行業(yè)在現(xiàn)代社會的傳承、變遷，對香港的風云過往及其多元文化薈萃的獨特城市魅力進行了生動還原。

短篇小說《月光下》發(fā)表于《青年文學》（2021年第12期），作者通過對女性關系的準確觀察、記錄、揭示了當代城市人正普遍經(jīng)歷的情感困境，同時以優(yōu)雅又內(nèi)斂的文筆，輔以大量充滿煙火氣息的日常細節(jié)，勾勒出另一個別開生面的、文學意義上的深圳都市形象。

本期文藝評論特邀著名文藝評論家申霞艷、江冰教授，就兩部獲獎作品的藝術特色及作者一貫風格進行了精彩點評，敬請垂注。

多元文化交融的迷人光影

評葛亮中篇小說《飛發(fā)》

江冰

瓦倫蒂諾（Valentino）、披頭士式（Executive）、花花公子（Play Boy）……葛亮獲獎小說《飛發(fā)》中關于各式發(fā)型潮流的描繪，讓香港的時尚之都氛圍瞬間凸顯；一旦轉(zhuǎn)場到翟父發(fā)屋，朗朗上口的粵語，又讓人迅速地回到了本土傳統(tǒng)。開場楔子《“飛發(fā)”小考》立刻抓住我。感受作者如何將香港、廣州、上海三地構成一個時代背景，三地本土文化的聯(lián)系及其源流梳理，成為一種富有意義且饒有趣味的藝術傳達路徑。

葛亮近照。資料圖片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不同的方言代表不同的地域本土文化。方言的呈現(xiàn)讓我們知曉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是從哪里生發(fā)出來的，他們帶著哪些城市的獨特氣息——蓬勃生動地來到我們面前。粵語如何進入文學？這個問題在廣東文學界討論多年，沒料到后來者葛亮卻上手很快，而且相當嫻熟，甚至不惜使用注釋。總體上看，小說中粵語的使用比較成功地烘托出粵港本土地域氛圍。至于滬語的運用，江南文化的功底，使得作家更加游刃有余，其中由上海話傳達出的特殊情調(diào)，與作家對上海文化的精粹把握已至相當純熟的境界。比如文化“閉環(huán)”的命名，令人回味。

葛亮的作品向來具有懷舊色彩。敘述時常從現(xiàn)實返回歷史，舊日時光場景常常是他作品中最動人之處。讓我聯(lián)想到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大潮中的拔萃之作：蘇州陸文夫的《美食家》、天津馮驥才的《神鞭》、北京鄧友梅的《煙壺》、阿城的《棋王》等等。他們共同的特點：善于從現(xiàn)實回述歷史，在文學中完成一個時代的敘述，并奇妙地點石成金、熠熠生輝。這種歷史敘述的能力，葛亮得以承繼并發(fā)揚光大。小說的人物刻劃充滿生活情趣，人物性格的成長與命運奇妙呼應。《飛發(fā)》中三個發(fā)屋、三種文化場景的呈現(xiàn)，以及“飛發(fā)”與“理發(fā)”之間的沖突與和解，無不見出葛亮的文學功力與文化視野。尤其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頗有“草色遙看近卻無”的微妙隱約，幾乎不可言狀。但葛亮超越一般的非凡處在于：舉重若輕、行云流水般地推演出流動軌跡，細膩生動的感性與自然生成的理性，兩者交相輝映，成功接近了“老香港”的秘密，讓你在審美體驗中獲取一種豁然開朗的快樂。

《飛發(fā)》被收入葛亮的小說集《瓦貓》。資料圖片

葛亮的歷史敘述中還有著“知識考古學”的影子。毫無疑問，葛亮是一個學者型的作家，他的藝術表達總是襯托著一個巨大的知識背景。理發(fā)行業(yè)在他的敘述中，呈現(xiàn)出一個全景式的歷史過程。有趣的地方在于：理發(fā)行業(yè)發(fā)展與廣州、香港、上海血脈相通，構成一種古今交匯中西融合的流動光影。空間亦真亦幻的迷人光影令我產(chǎn)生恍惚、迷離、沉醉卻又清晰、優(yōu)美的文化感覺：既懷舊又新鮮，既包漿渾厚又時尚耀眼。出入于這些場景中的人物，毫無例外地拖著長長的時代影子。他們性格的沖突與時代的延展息息相關。這讓我們在表層故事中，讀到深邃內(nèi)容，聽到弦外之音，引人回味并沉入歷史的河床。

無論從各種角度看待葛亮的《飛發(fā)》，他筆下的人物永遠處在舞臺的中心。歷經(jīng)香港繁華時代的父親，迂腐而仁厚、身為語言學博士的長子，活脫融入當下、具有反叛氣質(zhì)的小兒子，以及堅執(zhí)海派風范的莊師傅等。父子代際之間、翟莊派別之間的比較沖突，以及一號男主角翟師傅與兩位女性之間的糾纏，均活化出一幅香港城市的圖景。《飛發(fā)》的另一大亮點還在其人物性格的成長過程中打上了廣府、香港、上海的文化烙印，不同源頭的文化光影交錯，粵語、滬語、英語的更替呈現(xiàn)，閃爍出異樣的光芒。

《飛發(fā)》的下半部呈現(xiàn)出另一波瀾。如果說前半部“孔雀舊人”支撐了翟師父成長，下半部的“上海理發(fā)”則直接挑戰(zhàn)“香港飛發(fā)”。兩種文化的沖突碰撞與融合，被葛亮用溫婉文字以及生命體驗的細致入微表達得曲折有致。從廣府綿延香江，由全球浸染港灣，二者交匯孕育出的“香港時尚”，遇到了來自上海的“排場與尊嚴”的挑戰(zhàn)。莊翟之間的隔閡與對抗，以及內(nèi)心中某種不謀而合的情緒，在不同的發(fā)屋之間達到了一種融會貫通：微妙混沌、錯綜復雜，卻又亂中有序、有跡可循。讀者在此看到了“老香港”的沉浮跌宕和人世間的世故變化。同時，從字里行間窺見“老香港”這座城的前世今生及其成長秘密。這是小說給予我們的啟示，也是作家葛亮在他不同尋常的藝術表達中尋找的都市軌跡。

《飛發(fā)》中人物群像的背后，有來自嶺南的廣府文化，有來自十里洋場的海派文化。嶺南文化與海派文化的匯合，也是葛亮在近作——長篇小說《燕食記》中著力探索之處。所謂“食在廣州”，其背后悠久的歷史淵源：嶺南江南交匯，穗港滬空前緊密，香港更被置于樞紐位置，令我想到“開關”——近代嶺南崛起的開關，百年歷史長卷由此徐徐鋪開。“民以食為天”瞬間連接古今、貫通形而上與煙火氣。揾食揾食，廣府方言早就預言，一如宿命，卻由灣區(qū)人、新廣州人葛亮藉由文字領悟并揭示。以粵港澳大灣區(qū)的視角觀察，葛亮生于南京，在香港工作生活，兩地教育與生活背景，讓他有可能對江南文化與嶺南文化溝通、交流、融合進行個人化的探討，為當代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開辟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有效路徑，也讓我們對中國文學呈現(xiàn)多種地域文化交流的盛大圖景，多了一份信心與期待。

（作者系廣州嶺南文化研究會會長，廣東財經(jīng)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