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是一位兼具原創(chuàng)性與系統(tǒng)性的詩人，在中國新詩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繼承了漢語的優(yōu)秀傳統(tǒng)，運用富于歧義性、靈活性與多樣性的彈性漢語，為我們打開了日常世界的多扇窗戶。他的作品不僅帶著令人驚訝的純真，像兒童般的天真，又桀驁不馴，踽踽獨行。他力圖在時代的風云變幻中堅持一種語言的真理，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臧棣的語言

歌德是18世紀世界文學的閃耀明星，卡夫卡把他稱作是人類最高導師之一，認為由于歌德那具有超前意識和哲學深度的語言的強大，“延緩了德意志語言的發(fā)展”。著名文藝批評大師喬治·斯坦納卻對此進行了反思，“‘大屠殺時代’，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可以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會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語言與時代竟然形成如此之大的反差，讓我們不得不思考語言的歷史表現(xiàn)。

眾所周知，臧棣的詩歌語言獨具魅力，理解臧棣最好的辦法就是從語言開始。而理解臧棣的語言，我認為最好從歷史表現(xiàn)開始。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話題，我們可以簡單進行描述。

90年代的中國詩歌界劃出了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兩個陣地，后來這兩個陣地逐漸分化和演變。一些評論家認為這兩個陣地的不少詩人都在變化，包括當年那些被稱為“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像肖開愚、孫文波、王家新等人，或者向現(xiàn)實靠攏，或者向神秘轉型，或者投入日常經驗。同樣，將臧棣劃歸到知識分子寫作的陣營，現(xiàn)在看來，有些過于簡單了，那或許是二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權宜的劃分。他今天的寫作似乎與“知識分子”是一種“莫須有”的關系，他當年所堅持的，現(xiàn)在仍在堅持。

如果說臧棣幾十年創(chuàng)作，有什么堅持與延續(xù)的話，那就是當代詩的“直接性”語言，即來自于與現(xiàn)實經驗世界發(fā)生的必然聯(lián)系、生發(fā)于神秘想象的根性語言，以及這種直接性背后的新純詩寫作。臧棣90年代就已形成了建立在直接性語言之上的新純詩創(chuàng)作理念，并一以貫之，在自我的詩歌心靈和詩歌價值觀中，追求獨立于時代變化的個人寫作。就歷史表現(xiàn)而言，我理解這既是一種策略，也一種勇氣和智慧。

在歷史變革與時代的變化當中，詩人堅持一種語言是很難的，除了信念和勇氣，還要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從80年代到今天，臧棣的語言從被稱為知識分子的語言，到現(xiàn)在人們幾乎不對他的語言作任何概念性的定義，就很能說明問題。這并不是說語言對于詩歌已經不重要了，而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人們對語言有了越來越多理解與適應，有了新的變化，即變化的不是語言，而是人們對語言的偏見。換句話說，臧棣直接性的新純詩創(chuàng)作，其“根性”一如既往，指向語言，由語言通向生命，通向更廣闊的世界。一方面，在動蕩而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中，這是他創(chuàng)作的一種策略和一種價值追求，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歷程就是向純詩理想邁進的歷程。另一方面，這是在與“純詩寫作”理念倡導者瓦雷里較勁，因為這位譽為法國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認為純詩是無法達到的類型，只是作為詩人的理想而存在。

用語言創(chuàng)造一個詩的平行世界

人們對于“新純詩”的提法主要是為了合法地獨立于詩歌的泛社會化和偽批判現(xiàn)實性，但在今天看來，這種看法或許還有很多商榷之處。人們可能僅僅在意臧棣詩歌的社會性、修辭性和技巧性，而忽略了他試圖靠近詩的真理的努力。實際上，臧棣借助了大量日常性場景，用智性的漢語，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日常世界，有時候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是豐富的、奇妙的、神秘的、不確定的，它歡迎觀看，拒絕闡釋；打通當下，獻給未來；它不是一個可知的鏡像世界，而是一個不可知的平行世界。

臧棣的代表詩作《絕對的尺度》，當時大多數人把它看成是“個人化”寫作之一種，即個人情愫的書寫，而沒有將語言、形式的美上升為一種事物準則與神秘力量。——在遠離真理的時代用詩的語言談論真理，人們也許會無所適從。——在“正午的奇跡仿佛只是/一種垂直的安靜”這句當中，“垂直”是一種空間視角，是對柳樹、水竹、荷花、蘆葦等植物的在午間的描述，它們在天光下，全部呈現(xiàn)“豎”的形態(tài)，而安靜是一種心理感知。臧棣把時空形態(tài)（正午的奇跡），全部集聚到同一種心理層面，非常直接而精準，同時顯示出絕對性的力量。臧棣在90年代的詩歌語言中，集中表現(xiàn)出了詩人對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統(tǒng)攝地位。

90年代的《未名湖》系列中（《未名湖》詩集中，1988-1998年的“未名湖”詩歌就有50首，1998-2008年有50首，共100首），臧棣從自身出發(fā)，頻繁地對動植物進行感受、理解以及敘述，構成一種個人寫作的“世外桃源”。現(xiàn)在反過來看這些看似重復、絮叨的詩歌，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基本上融合了所有的現(xiàn)代性思考，自然的、人生的、社會的、世界的、未來的等等。比如在其中的一首《未名湖》中，臧棣首先寫到：“面對小湖，我練習保持沉默/小湖的倒影里，有些內容和我的沉默相似，/但我的沉默不同于湖水的沉默//我看到了一種自然的難度”，詩人在未名湖邊上，把三樣東西集合在一起，“沉默”“我的難度”及“自然的難度”，這顯然是對像文革這樣的歷史性困境的隱晦描述。在詩人看來，歷史性的大困境中，有比人更難的東西。風沉默的難度，在于“風聲里夾雜著遙遠的聲音”；雨沉默的難度，在于“雨的小榔頭/垂落在湖面上，有一種慟哭徘徊在/非凡與非人之間”；波浪沉默的難度，在于“將心靈變成了邊界”。詩人在羅列自然沉默的難度的時候，用了一系列精準的象征，幾乎每一處都蘊含著歷史性困境的現(xiàn)場總結。可以說，“歷史性困境”下的“個人困境”是解讀臧棣詩歌的關鍵鑰匙，甚至可以說是解讀《未名湖》的總鑰匙。“未名湖”在文化意義當中，在與現(xiàn)實對應當中，在與人的相互關系中，是一個宏闊的所在。

語言是不斷發(fā)展的。臧棣在《未名湖》中對個人化歷史做了一次全面的總結之后，在2011年出版的《慧根叢書》中重新出發(fā)，展現(xiàn)了一個新的面貌。與《未名湖》一脈相承，臧棣以“叢書”的形式對日常生活困境進行深入思考，甚至對元詩寫作也進行了思辨。西渡說他是“源頭性詩人”與“集大成者”恐怕就緣于此。當時，對《萬古愁叢書》的評論，差點成為一個現(xiàn)象（注：《萬古愁叢書》是臧棣為紀念張棗逝世而作的悼亡詩，寫于張棗逝世的當月。評論家張?zhí)抑迣懥恕端劳龅姆切味现S——析<萬古愁叢書>可能的詩學》，臧棣自己寫了《得意于萬古愁——談<萬古愁叢書>的詩歌動機》）。基本上，通過這首詩的解讀，就能把臧棣的語言藝術和思想價值概括出來。即便如此，也沒有什么用，因為這一百多首“叢書”，每首詩都有具體的指向。除此之外，在《必要的天使》和《宇宙是扁的》詩集當中，“叢書”涉及了大量不同的主題和對現(xiàn)實世界的思考。臧棣運用對事物的獨特感知，對日常生活進行淬取和凝練，打散、糅合到詩歌當中，即如批評家霍俊明所說的：“諳熟日常生活與寫作轉換的‘互文性’奧秘，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對日常的語言發(fā)現(xiàn)和修辭的提升。”這樣的工作對于他來說，已經高度成熟，思維中不存在任何障礙，換句話說，臧棣的意識中，已經構建起了一種詩歌語言生成機制，從而形成詩歌的直接性。這種機制背后，展現(xiàn)了一個“語言傳感機”——隨時靈動地處理我們的日常感受，展現(xiàn)了一種新的漢語節(jié)奏，強化了漢語和當代的生存體驗之間的一種現(xiàn)實感。

對于語言技藝，臧棣在《慧根叢書》中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及實踐。他強調語言秘密，認為語言的秘密和人的秘密，神秘地反映在詩中，讀者與詩人最終會在詩中相遇。同時，他強調了語言的獨立性和自我創(chuàng)作力——他常在詩歌中論及語言，在各種雜談隨感中談到詩的語言，加上豐富的詩歌文本和批評文章，已經構成他的語言詩學了。然而，臧棣詩歌的接受難度，使得許多批評常常停留在語言層面，包括純技藝論、陌生化論與神秘論，認為他的詩有時候看起來不明覺厲，顧左右而言他，繞來繞去旁敲側擊。人們對“未名湖”的水草、飛禽、漣漪的關注，遠遠勝過對湖底深沉的景象；對“叢書”的迷戀，勝過“慧根”的體察。80年代到90年代，多數詩人向后看、清舊賬的時候，臧棣遠離了這種詩歌的這種“革命陷阱”，堅持純詩寫作，堅持對歷史的個人化書寫，形成對歷史困境的有效書寫與超越，從而對語言建立的一種信任和相互激蕩的關系，有一種“詩的獲得感”，一種生命的切實體驗。

對此，我十分贊同評論家周倫佑的一個觀點，他認為，80年代到90年代初那種視語言為詩的根本問題和歸宿，導致了對詩的更本質方面的忽視和遺忘，使許多詩淪為輕淺的語言游戲和語感訓練。90年代詩歌寫作則要打破這種對語言的神話，不是不要語言，也不是不重視語言，而是不再把語言看作神圣的中心而迷信它。破除語言中心論便是把詩和詩人從最后一個“邏格斯中心”的陰影下解放出來，使詩純然地面對自身。講到這里，周倫佑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這里需要把一個混淆了很久的問題顛倒過來：不是以語言為目的，而是以詩為目的；不是語言純化詩，而是詩純化語言——詩是使一個種族的語言得以純潔的唯一的可能和保證。”我承認，周倫佑這個觀點也是我所堅持強調的，是我們重新理解和認識臧棣的語言及其時代意義的基本所在。

《萬古愁叢書》與《芹菜的琴叢書》

詩的最核心的能力，即從陌生領域里返回到生命自身的能力。即詩人在抵達他的個人限度后，是否還有足夠的能力向生命本身回溯。臧棣的高超之處，就是能輕而易舉地把“日常”借助詩的語言，升華至“神秘”“秘密”“神奇”“宇宙”（臧棣的詩歌中這些詞語使用的頻率很高）的境界，再從整體上對生命進行回溯與再現(xiàn)，使詩作為一種神秘的語言活動，提醒并揭示最根本的生命動機。我們來看《芹菜的琴叢書》這首短詩。

我用芹菜做了?

一把琴，它也許是世界上?

最瘦的琴。看上去同樣很新鮮。?

碧綠的琴弦，鎮(zhèn)靜如?

你遇到了宇宙中最難的事情?

但并不缺少線索。?

彈奏它時，我確信?

你有一雙手，不僅我沒見過，?

死神也沒見過。

?這首詩，我認為是《萬古愁叢書》之后又一首最具代表性的詩，也可以說是《萬古愁叢書》的“姊妹篇”。《萬古愁叢書》從具體的死亡的開始，進入到日常生活的感受，再到理性的思考，最后再進入虛無。因為是一首悼亡之作，生活場景和思想碰撞顯得具體，指向性相對明確。但《芹菜的琴叢書》卻不一樣，這首詩用更親切、更平民化、更易于理解的方式，把一種偉大的心靈引向神秘境地。臧棣以其特有的感知能力與表達能力，也就是我前面說過的對事物的統(tǒng)攝能力，把“芹菜”與“琴”這兩個一俗一雅、一平凡一高貴的事物比在一起，“芹菜”是現(xiàn)實之用物，可以理解為一個人，也可以理解為人類，而“琴”是一種虛空之物，是藝術或宗教的象征。《萬古愁叢書》中，“而你只勉強贊同詩應該比宇宙要積極一點”，把“詩”和“宇宙”聯(lián)系在一起談論“共同的處境”。

臧棣常常以從“宇宙”的角度來考慮人的生命，這實際上就是超越時空的一種想象和追求。“宇宙”是什么，也許誰也不清楚，但那是一種意義的指向，是一個只有藝術才能到達的地方。在這種語境下，臧棣開始探索“最瘦的新鮮的琴”的命運——被“一雙神秘的手”彈奏。想象這是一種上帝的力量，或神的力量，我們也許能更好地理解這首詩。如果說《萬古愁叢書》的線索是從人到現(xiàn)實再穿梭到宇宙時空，那么《芹菜的琴叢書》的線索是從人類到命運再到宗教，它是更普遍、更直接、更孤獨的詩。這首詩既可以在里爾克《豹》、弗羅斯特《未選擇的路》等西方經典中找到共同的心靈，也可以在我國唐詩中找到高遠的和鳴。唐代詩人都擅長從日常生活的場景入手，打破時空的界限，直接把詩情升華為一種共同的境界：要么是人類共同的情感，要么是普遍的真理，要么是宇宙的終極。從這方面講，臧棣實際上也傳承了我國優(yōu)秀的古典詩歌傳統(tǒng)。

在《萬古愁叢書》（2010年）與《芹菜的琴叢書》（2013年）中間，有一首重要的詩不太被人說起，《在此之前叢書》（2011年）。這首詩集中了臧棣語言體系中的核心：絕望、宇宙、秘密、時間、神奇，實際上也集中呈現(xiàn)了臧棣的“平行宇宙觀”。它分為七個并列又遞進的小節(jié)，探討了世界的存在、生活的悖論、心弦之美、夢的意象、現(xiàn)實準則、陰影與時間、神奇的改變。這首詩把“變化”的邏格斯置于時間、空間、情感、意識、記憶以及語言當中，形成由此及彼，由絕對到相對，層層交織變化，環(huán)環(huán)相扣地影響的“變易哲學”。可以說，這是臧棣詩學中非常重要的觀念，這種詩的敘事技藝：日常世界的轉換—過濾—變形—跳躍—提升—回溯（神秘或生命），貫穿著他大部分創(chuàng)作當中。

天真的力量

席勒把詩人分為天真的與感傷的兩類，他認為，天真的詩人與自然融為一體；他們就像自然——平靜而又睿智。他們認為詩就是自然賦予的一個“有機”的印象，是“自然造化”的一部分，詩甚至可能是獲得了自然、神或者其他某種力量的啟示。在臧棣的詩歌中，除了全局統(tǒng)攝力量、語言力量及某種“神性力量”，還有一種“天真的力量”也不可忽視。對他的創(chuàng)作而言，這種天真常常產生舉重若輕的作用。比如，他把嚴肅語言偶然置入天真的語境，無形地弱化了詩的沉重而變得輕逸，俏皮話、俚語的運用及其趣味性地嫁接等，都是天真的表現(xiàn)。由天真引致的黑色幽默、隱喻、諷刺，有時候比嚴肅的敘述更有力量，更有詩的魅力。甚至，我認為如果在詩中，看到了“天真”的一面，對臧棣詩歌的理解也將變得更為容易。

如《騎手》這首詩，對現(xiàn)實的諷刺與批判無疑是十分出色的，但我認為它更是一首“天真的詩”。在詩的末尾，“沒有黑馬，我們依然是騎手/甚至連死神都不曾看出那其中的險象，/從頭到尾，一切顛簸都很正常，/而騎著的馬，卻沒有馬背。”仔細體會，這實際上是人的現(xiàn)實困境的最深刻的發(fā)現(xiàn)。人們以夢之名，自我放逐；在現(xiàn)實的困境中呻吟，卻記不住細節(jié)；自詡為無所不能的騎手——人們對生活中的危險（可能是來自于意識形態(tài)的按摩）尋以為常，此時，詩人天真的發(fā)現(xiàn)，揶揄了這個“夢”：騎著的馬，沒有馬背，意指人們存在于一個虛無縹緲、并不踏實的騎手之夢當中。在臧棣90年代后斯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包括大量“叢書”“協(xié)會”中的詩歌，天真的表現(xiàn)無處不在，甚至從“叢書”“協(xié)會”這兩個命名，都是“天真”——臧棣的許多詩歌其實都是童話般的詩歌敘事，都是“天真的詩”。當然，我們也可以稱他為“天真的詩人”。?

“天真”對于臧棣的重要意義，還在于他的語言與生命的對應。臧棣對日常現(xiàn)實進行轉化、過濾，進而提升、跳躍，從語言到生命再到宇宙，如果沒有“天真”的力量，將會是非常痛苦的。在日常的“已知”發(fā)掘“未知”，從“現(xiàn)實的抽象”到“抽象的現(xiàn)實”的再生產，沒有“天真”的力量，也就無法飛起來，日常會變得沉重而呆板。而且在大量持續(xù)創(chuàng)作中，沒有“天真”的力量，就沒有新鮮的語言和蓬勃的生命。可以說，“天真”是臧棣語言的智慧，是他戲劇化的詩歌之翼，是他神秘詩學的基因，是他的文化洞察力，從更高的角度來說，是良知的一部分。

原載《詩收獲》2018年冬季卷

作者簡介：廖令鵬，國家中文核心期刊《開放導報》編輯部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深圳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理事，曾獲第二屆全國青年產業(yè)工人文學大獎文學評論獎，多次擔任睦鄰文學獎評委。出版批評專著《新城市文學的新語言》，在《文藝報》《文學報》《中國文藝評論》《青年文學》《大家》等發(fā)表文學評論作品50多篇，有作品收錄《文學報》主編的《新批評文叢》；《文藝報》社主編的《聚焦文學新力量——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實力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