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慈欣隱藏在科幻外衣之下的精義未被發現

筆者有幸被邀做評委，參評《課堂內外》雜志舉辦的全國創新作文決賽。記得作文的閱讀材料選自劉慈欣科幻小說《三體》系列的第二部《黑暗森林》，即重慶版小說的第414至418頁。

內容講述宇航星艦“自然選擇號”在燃料將盡，是等命運的判決還是主動攻擊附近星艦以獲取燃料，讓參賽者以“我們應該怎樣選擇”為題寫篇作文。這本是借題發揮的好材料，因為它展示了一種與人類倫理準則陌生的場景，而人完全有可能因良知的困擾而難以抉擇。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筆者看到的作文卷子里，能夠領悟這段故事真實含義的作文一篇也沒有。其實，人在零和博弈的情形下應該怎樣選擇，本來是非常簡單的。

也許參賽者被小說渲染的生死關頭的嚴峻性所迷惑了，或者參賽者被語文教育里強大的人文情懷所熏染，多是聯想到哈姆雷特式的生存還是毀滅的猶豫彷徨，大發感慨。有的嘆息仁慈的美德世上少有，有的抒發前途茫然出路何在的悲苦之情。高年級學生是科幻小說讀者的一個大類，科幻粉眾多，尚且如此，便讓筆者覺得惋惜：劉慈欣隱藏在科幻外衣之下的精義沒有被發現。

一個國家的科幻創作與其科技發展息息相關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科幻突然發力。《三體》連印數版，繼而獲得國際科幻界最高獎“雨果獎”。這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意味著中國的科幻創作終于渡過晚清民國年間那種有名無實的幼稚階段，也渡過了二十世紀里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幾乎空白期而最終臻至成熟。中國作家能夠寫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一流科幻，這是一件意味深長的“大事”。

一個國家能夠產生一流的科幻小說，意味著一國的科技實力亦堪稱世界一流。因為一個國家的科幻創作與其科技發展息息相關，命運休戚與共。

君不見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西歐國家尤其是英法，首先創出科幻小說。法國作家凡爾納被稱為“科幻小說之父”，繼而英國作家H.G.威爾斯聲譽鵲起。而那個時候的英法當然是執世界科技牛耳的國家。但二戰之后，科幻的風流就漂至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阿西莫夫的“銀河帝國系列”橫空出世，正應了世運流轉，坐實了美國雄踞世界科技實力之首的事實。

中國的科技傳統本來薄弱，尤其是現代實驗科學的發生是近世西風東漸的結果。看看晚清的科幻，數量雖然眾多，但不脫“海客談瀛洲”的口吻；虛構所指向的既不是科技知識，也不是倫理探索，而是社會改造和政治陰謀。由此可知那時中國的科技是多么的可憐和不上道。

至于其后科幻的闕如，那是文藝思潮和意識形態制約的結果。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經歷數十年的發展，科幻寫作從涓涓細流到蔚為大觀，背后亦正是中國科技大步趕上，終于可與世界一流科技強國比肩。科幻的成熟改變著當代文壇的版圖，帶來了新的表現視角，催生了新的閱讀趣味和讀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值得批評界的關注。

小說《三體》的“科技人物”稍遜色

小說是可以分為若干個文類來認識的，不同的文類在生成和演變過程中形成不同的慣例和傳統，于是顯示出不同的面貌。例如流行文類和嚴肅文類就是一種劃分。與嚴肅文類相比，流行文類是有一些程式套路的，而嚴肅文類則沒有這個特征。如武俠小說屬于流行文類，而凡可稱之為武俠小說的，必寫江湖，亦必有奇俠和武功。

寫作符合這三大程式套路的，庶幾可歸入武俠文類。江湖雖與嚴肅小說所寫的故事環境不排除有幾分相似，但是小說所寫的環境必須可被稱為江湖，至少必符合讀者觀念中的江湖，才足配被視為武俠小說的環境。又如武俠小說中的人物，雖然也與常人一樣有七情六欲，但必不食人間煙火，必有令凡人匪夷所思的武功，才可以被稱為奇俠。

我們以這種眼光來衡量，金庸武俠中《射雕英雄傳》就比《鹿鼎記》更加像武俠小說。原因便在于后者的主要人物韋小寶不但沒有武功，而且行為幾近無賴。作者雖然有虛構各種人物的“特權”，但既然離開了文類所要求的程式套路，遠離了武俠小說的傳統規范，沒有奇俠，也缺乏武功，于是《鹿鼎記》便成褪了底色的武俠。

以文類的觀點來看科幻小說，它顯然不能歸入嚴肅文類，而更像流行文類的一種。原因在于科幻小說也表現出強烈的固定程式和套路的特征。例如小說故事和人物所構成的環境，一定是一個未來世界。這個未來世界雖然也是脫胎于今天的現實世界，但它并非如同嚴肅文類所展現的世界那樣，是現實世界的另一個版本。

科幻小說的未來世界是與現實世界脫節的訴諸科技成就基礎之上的純粹想象世界，而科幻小說中的人物角色，也千篇一律地不食人間煙火，他們過的是科技生活而不是日常生活，他們更像“科技人物”而不是像我們一樣有血有肉的人。還有，科幻小說必不可少的另一個元素就是令人眼花繚亂的科技。就像沒有功夫就沒有武俠一樣，沒有科技元素也就沒有科幻。

如同武俠里的功夫令人匪夷所思一樣，科幻小說里面的科技也同樣令常人匪夷所思。筆者以為，一本好的科幻就是能將未來世界、科技英雄和想象的科技這三大固定程式和元素花樣翻新，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如果用這個標準看《三體》系列，它的未來世界和科技元素堪稱別創新意，而小說的“科技人物”則稍有遜色。

劉慈欣筆下的人物在流行文類的標準下雖然也算過關，但還是覺得不夠豐滿而顯得粗糙。不過筆者亦懷疑自己是套用了嚴肅文類的標準看科幻，合理性不高。寫人本來就不是流行文類的長處，蓋因流行文類必須情節足夠地離奇曲折，布局要出乎讀者想象之外，用離奇的故事產生出來的趣味吸引讀者，如此才能以娛樂要素取勝。

如此一來，人物當然要圍繞著故事情節而不是故事情節圍繞著人物塑造。情節需要優先，人物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人物之存亡，端看故事的需要。這種寫法當然是對塑造人物尤其是能夠立得起來的人物是不利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我們以人物性格的豐富性、生動性來衡量一部作品的時候，其實已經暗含了這部作品所表現的生活場景與我們已經有過的或正在過的生活是具有相似度的前提在內。

其相似度越高，作家所寫的人物形象的豐富和生動的可能就越大。但這恰恰是流行文類與嚴肅文類差別最大的地方。要在一個和人類已經有過的或正在經歷的生活幾乎沒有相似度的場景之下來表現文學形象的豐富性和生動性，來塑造有血有肉的性格，這個要求也太過強人所難了。

所以，筆者以為，向科幻小說提出類似于嚴肅文類的那樣的寫人物要求，是不符合實際的。但因寫人的缺陷而認為科幻小說不入流，也是有問題的。

“逆流而上”展示人物性格的復雜性

劉慈欣對自己寫人物是有比較高要求的，光有生動的故事并不能滿足他的自我期待。從《黑暗森林》的上部“面壁者”中白蓉一段對西方文學潮流的議論看，劉慈欣對文學的抱負是遠大的。他寫的是流行文類，但他的文學理想卻不是流行的。《三體》第一部的人物葉文潔和第二部的章北海，都是他著意經營而寫得比較好的人物。

刻畫葉文潔的時候，劉慈欣既寫出了她科學探索的熱情，也寫出了她作為科學家的無知和幼稚。無知和幼稚疊加一流天文學家的身上，似乎是違背常識的。可是劉慈欣就是能過通過曲折離奇的故事將葉文潔身上專業素養和對人性幼稚無知的兩面都寫了出來，安排得合情合理。

周遭社會的消極現象，環境惡化、大氣污染、森林減少、食品污染，總之與技術進展以及財富增長相聯系的活動都被葉文潔歸結為人類文明的墮落，而“文革”年代的個人家庭遭遇和社會亂象更加強了此種印象。她在紅岸基地被監視使用期間，得益于專業素養而暗中與外空間的三體文明發生聯系，由此而萌發借助外星文明來拯救人類文明的“狂想”，進而加入三體文明在地球人類社會中的“第五縱隊”。

想法是可愛的，人類文明也的確存在種種因為擁有巨大的自然支配力與難以克制的貪婪而產生的弊端，稱之為墮落亦未嘗不可。但將未知的外星文明當作毫無疑問的拯救力量，為人類社會帶來的風險就遠遠超過了歷史上各種各樣的烏托邦。

葉文潔可愛的想法里夾雜著驚人的幼稚和無知。她算不上壞人，是善者里的弱智者。劉慈欣塑造這樣一個科學家的形象，有助于對科學的去魅，也有助于打破那些普通讀者將科學家想象為無所不能的幻象。這樣看來，劉慈欣寫人物的時候，一定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技巧：寫這一面的時候也不忘與之相反或相對的另一面。有知與無知，聰慧與幼稚巧妙地結合在葉文潔的形象里。

對于章北海，劉慈欣也是如法炮制。行伍出身的章北海聰明、理性，做事果敢，這非常符合軍人的品質。他以軍人的責任為天職，早早看出了人類星艦群在三體人面前不堪一擊的現實，果敢騎劫星艦，一人背起逃跑主義的指責。可是他所在“自然選擇號”最后竟然失敗于章北海的片刻猶豫。遲了三秒，于是葬身太空。

他料想到現實的殘酷，但沒有料想到現實這么殘酷。展示人物性格的復雜性，這本不是科幻文類的長處，但劉慈欣別出心裁逆流而上。筆者推想，這是良好的嚴肅文學的教養使之然的。

沒有真科技素養，只能寫出《哈利·波特》式的魔法小說

老實說，《三體》吸引我的不是人物，相信其他讀者與我相去不遠。小說里寫得最吸引讀者的是種種想象的科技，這也是小說趣味盎然的地方。筆者閱讀之際，禁不住聯想起了武俠小說里的功夫。

我們可以把科幻里的科技元素看成是一種訴諸想象力的“科技功夫”。和武功一樣，“科技功夫”也不是一點現實的譜都沒有。武功有各種堪稱“國技”的拳術做基礎，武當拳、少林拳、南拳、北拳，這些都有憑有據。移到武俠作家的生花之筆下，什么“九陰白骨爪”“蓮花微步”“降龍十八掌”“萬佛朝宗”，你就連邊都摸不著了。莫說讀者摸不著邊，就連作者也純粹“紙上談兵”。

但讀者只要能訴諸想象，便覺奇妙無窮。科幻里的“科技功夫”也一樣，它是在人類已有科技成就的基礎上加以想象伸延的產物，一半是現實，一半是“科技把戲”。如計算機、器官冷凍保存、激光武器、發射軌道飛行器、納米制品，這些已經達到的科技成就讀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劉慈欣的筆下，智慧甚于神的質子計算機“智子”、閑時冰凍保存忙時解凍復活的人生、殺人于無形的“次聲波氫彈”、漫游太空的星艦、無堅不摧的“納米絲”和“水滴”、在三顆恒星的星系上生存的智慧生物“三體人”，這些都是讀者經驗所不能抵達的。

與作者一樣，讀者只能靠想象力把玩其中的精妙。不過科幻的魅力正在于此，因為科技的本質是向著未來的，今天人類科技的成就推動了對未來科技狀態的暢想。

經驗雖然不能抵達，但正是想象力可以大展宏圖的廣闊天地。科幻文學所以出現，正是在這一點上深契現代人的心理。不過，“科技功夫”與武功有一點不同，武功是奇俠習武而擁有的個人能力，它們與具體的人融為一體，而“科技功夫”是一種社會能力。

故武功寫得好有助于刻畫人物性格，而“科技功夫”寫得再傳神，對刻畫人物無所助益。所以，科幻里的科技元素更是一個與人物性格相對獨立規范。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作者本身的科技素養是“科技功夫”好壞、成敗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武俠小說的作者可以沒有真功夫的素養，但科幻小說作家若是沒有真科技的素養，那便只能寫出《哈利·波特》式的魔法小說。現代武俠史上，舊派、新派武俠的代表作家李壽民和金庸都是沒有真功夫的人，但他們筆下的功夫卻寫得出奇地好。難以想象如果劉慈欣沒有遠超常人的科技教養而能將小說里的“科技功夫”寫得那么好。

劉慈欣筆下的“科技功夫”，魔法其形而科學其質，既有魔法的玄妙莫測，又有科技的有根有據；表面看那些“科技功夫”神奇到神龍見首不見尾，細細想來卻又合乎人類科技所取得的進展。劉慈欣筆下的科技元素被稱為“硬派科技”，這確實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大同世”、烏托邦與未來世界

科幻文類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將故事展開的環境設定為一個人類尚未經驗到的未來世界。作為故事背景的未來世界，它既是科幻文類要求的程式，也是科幻文類的一大特征。凡科幻小說即離不開寫未來世界，而且這個未來世界是基于人類已有經驗的未來世界，不是純粹的烏托邦，它要求作家寫出人類文明可能到達的那種未來感。

人天生是關注未來的動物。而人想象和猜測自己社會的未來，嚴格地說并非始自科幻。那么，好的科幻所設想的未來世界與以往哲人圣賢所構想的“美好社會”有什么區別呢？

古代儒家有所謂“大同世”的說法。就政治理想而言，它無疑是現實應該通往的路向，然而儒家的“大同”世界并非真的未來世界，因為圣賢把它安放在已經消逝的年代。就像人死不能復活一樣，“大同”世界的失墜意味著它不可能再次出現，活人只能以之為樣本為之奮斗。往后看而朝前走，這就是儒家的“大同”理想，很顯然，它是缺乏真的未來感的。

歐洲近世思想也衍生出各種各樣的烏托邦。烏托邦作為一種近世出現的未來世界的藍圖，它充滿了野心勃勃的現代性。然而講到社會藍圖的未來感，烏托邦還是終欠一籌。烏托邦雖然指向未來，但就其性質而言，與其說是未來社會的藍圖，不如說是對現實社會的批判。

烏托邦是“偽未來”。它不是建筑在對人的事實世界的真實經驗之上的，而是建筑在對現實的譴責和批判之上的。所有烏托邦都有一共同點，它批判現實的激情遠遠超過對事實世界的認知。

人類不在批判現實社會的前提下基于已知的事實來推測和想象人所處的世界的未來，科幻小說邁出了第一步。當然這也是科幻非常重要的社會功能。我相信，科幻之所以吸引乃至征服讀者，是源自于它所營造的那個奇特的未來世界，而對未來的向往和關注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科幻文類在當代文壇的意義被低估

科幻與武俠同為流行文類。武俠寫的是“江湖”，而科幻寫的是未來世界。

武俠在當代的衰落和科幻近十余年的興起，恰好可以描繪成“江湖”的衰落和“未來世界”的興起。武俠當然還有它的吸引力，只是大不如從前了。武俠所著意經營的“江湖”代表了一個讀者能以他的經驗印證的世界，一個屬于過去或至少與過去相聯系的世界。讀者可以從中獲得格言寶訓一類的人生知識。如讀《書劍恩仇錄》，可知“情深不壽，強極則辱”的古訓，但這一切都與未來無關。

科幻則大不相同，它對過去不屑一顧，專心致志想象未來。即便是《三體》，劉慈欣將“紅岸基地”探索星際空間的時間設定在“文革”時期，但它屬于三部曲長篇結構中的“旁筆”，以襯托文明的墮落，這與表達那個時期的意識形態特征毫無關聯。

再者，科幻所想象的未來世界是科技知識和科技能力所能達到的極限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它的想象可以說有“實事求是”的一面。雖然它所展示的未來世界令人眼花繚亂，如劉慈欣筆下的“三體人”生活在有三顆恒星的世界，單憑常識這是不可思議的，可是天文觀測并不排除這種星系存在的可能性。

循著科技的邏輯，科幻所想象的未來世界雖然眼花繚亂，但卻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其實，科幻的魅力正在于它沿著科技的邏輯透視未來，使未來變得可以猜測和展望。

科幻帶有科普的功能，但不是科普，把科幻當成科普，那是小看了科幻。如此看來，魯迅以科幻為科普，啟蒙國民，其見解猶有不足。科幻的本意應該是本著人類科技的進展而不帶意識形態眼光來凝視和展望可能的未來，使變幻莫測無人知曉的這個當代人的心頭懸念多少變得可以思議。

從這個意義看，科幻在當代中國文壇的崛起，代表了文學版圖的改變，代表新的文學表現領域的出現。在此之前，無論是作為流行文類的武俠還是作為嚴肅文類的那些文學，都沒有將人類社會和文明的未來走向納入文學表現的領域，而科幻小說則第一次嘗試了這一點。

它以塑造未來為自己的使命。文學表現的空間因為它的出現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走出了與以往不同的一條新路徑。這是文學非常巨大改變的開端。筆者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文學的轉折點，合不合適用一代有一代的文學來形容科幻的出現，但科幻文類在當代文壇的意義目前顯然是被批評界低估的。

人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展望自己末日的物種

為什么文學突然出現了新的范式，熱衷于猜測與想象文明的未來？為什么科幻與表現未來世界結緣？歸根到底，這是由于科技在當代突飛猛進所造成的。

從技術的角度看，人的社會是一個加速演化的社會。從打磨石器到定居農業前的舊石器時代，人類經歷了約三百萬年；而以定居農業為標志的新石器時代，經歷了大約一萬年；從鍛造銅鐵等金屬的青銅和鐵器時代到工業革命前，則只經過了約三千年；而工業革命迄今的信息網絡技術普及，亦不過二三百年。以技術尺度來衡量這種加速演化現象，它是實實在在有案可查的。

直到工業革命前，這種社會演化的加速現象所以沒有進入思考的視野，是因為它的演變相對于人的一生，還是尺度太大，故不入法眼。而工業革命之后，特別是進入信息社會，人一生的時間，甚至不用一生的時間，就可以經驗到意想不到的技術和社會的變遷。

就筆者所歷而言，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家園，與青山相連黃澄澄的稻浪、綠油油的禾田、清澈見底的溪流、甘甜的井水，而今統統消逝無蹤。那個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家園如今已被街道、工廠、高樓所替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已被按小時甚至分鐘安排的城市生活所取代。

此種由技術革新而驅動的加速演化引起了廣泛的連鎖反應，此處不能一一討論。與本文相關的屬于這一長串連鎖反應之一是人的心理變化——對未來關注與日俱增。這是因為科技進步的速率越高，引起生存和生活的不確定性就越大，未來走向何方就越成為被關注對象。舉個例子，原子彈、氫彈等武器發明之前，人作為一個類的自我滅絕，是不能想象的。但這之后，人的自我滅絕終于成為一種可能前景進入了人的視野。

目前，人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展望自己末日的物種。這是人的成就，也是人的包袱。末日雖然不一定到來，但又怎能抑制得住對這種可能未來的關切以及阻擋它對生活的影響呢？技術在將當下與過去切割之際，未來隨之取代過去，成為人所關注的重心。

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給二十世紀作傳，《極端的年代》末尾的結語代表了他對當代社會變遷最具有睿智的發現：“我們所生活的動蕩世界，被它（資本和技術——引注）連根拔起，被它完全改變。但是我們深深知道，至少有理由假定，這種現象不可能無限期永久繼續下去；未來，不是過去的無限延續。而且種種內外跡象已經顯示，眼前我們已經抵達一個歷史性危機的關鍵時刻。科技經濟生產的力量，如今已經巨大到足以毀滅環境，也就是人類生存的物質世界基礎。我們薪傳自人類過去的遺產，已遭融蝕；社會結構本身，甚至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的部分社會基石，正因此處在重大的毀滅轉折點上。我們的世界，既有從外炸裂的危險，也有從內引爆的可能。”然而，未來是什么，誰也不知道。

劉慈欣三部曲最后一部寫得最好

未來，就其本質而言是不可知的，也是不可經驗的。它只能猜測，只能關切。技術一方面為人類當下的生活帶來方便，創造舒適，但另一方面也升高了生活和社會的不確定性。隨著技術帶來生活的不確定性增高，對未來的關注度在生活和思考里占有越來越大的分量和空間。正是在這種由科技進步創造的社會演變使科幻小說應運而生，它的重要使命是在科技的軌道上探索未知的未來。

科幻所描繪的未來，有的悲觀，有的樂觀，有的悲喜兼備。不論悲觀還是樂觀，抑或悲喜兼備，當人們受科幻熏陶就多少有了精神的準備對付這種不確定的未來。一旦某種前景降臨，不至于猝不及防而手足無措。這是一項現代人的心理訓練，或者叫做“精神體操”，科幻就是“精神體操”中的一個項目。從這個角度看，好的科幻一定是益智的，而且益智應該成為科幻的最高標準。

如果科技只是小說故事的外衣，充斥的卻是玄幻魔法一類，那是不能算好的科幻。用此種眼光看劉慈欣的三部曲，最后一部《死神永生》筆者以為寫得最好。他呈現太空社會的倫理準則與人類未能適應造成的悲劇，十分益智。第一部略嫌蕪雜、跳躍太多，但構思嚴密、大氣，為后來的展開奠定好的基礎。

第二部《黑暗森林》則屬平平。作者將基本注意力放在經營“科技機巧”之上，減弱了對未來世界的探索。“科技機巧”固然是讀者所想象不到，很有懸念。但根本上，這些情節進展創造出來的懸念只有粗淺的趣味，達不到好的科幻小說應該有的深度。因為在“三體人”來襲的大背景下開始的第二部，讀者只看到人類社會如何手忙腳亂，“面壁計劃”如何束手無策。故事臨末，并無災難臨頭，僅是智子沉默不露面，最后將它逼迫現身的竟然是科技英雄羅輯設計的一個類同苦肉計的“科技機巧”，——他威脅通過自我毀滅使“三體人”讓步。情節的套雖然解開了，而且不乏巧妙，但并無更深的含義，令筆者覺得索然寡味。

人性、慈愛和人道情懷在未來世界有可能變成負資產？

哲人康德說，心中的道德律和頭頂的星空是他越想就越充滿贊嘆和敬畏的兩樣事物。心中的道德律與頭頂的星空相對，意味著康德是以人為主體，以人為中心來看待圍繞自身的自然世界的。所以頭頂的星空并非與人為一體，并非組成為人的社會環境的一部分。

但是康德之后兩百年，人類來到的太空探索時代，那個當初頭上的星空變成了人置身其中的星空，人亦面臨自身并非宇宙唯一智慧生物的事實驗證。這個時候，心中的道德律是否依然具有宇宙性的普遍意義，用康德的話說，是否依然越想就越充滿贊嘆與敬畏？這顯然成為了一個問題。《三體》系列第三部《死神永生》將這個過去人們從未設想過的問題一下子擺到了讀者的面前。

自從文學告別了史詩進入雅思貝爾斯說的“軸心時代”，文學就是良知和道德律的守護神。換言之，良知和道德律是文學傳統中的基石和內核，尤其是那些偉大的文學，人性的光輝與人道情懷常常在不同作家的筆下閃耀著一樣的光芒。

文學史上，從來沒有作家敢于向這一文學的基石挑戰，即有微詞亦被視為不入主流的另類。當然如果把劉慈欣看作是挑戰或否定這一文學的基石，這也是不靠譜的。劉慈欣在他的想象世界里并沒有否定人性的美好和良知，他只是探索一種未來的可能性——人類秉持的愛心和良知在太空時代面臨不可知前景的條件下，它們完全有可能成為造成自身毀滅性決策的盲點。

劉慈欣筆下的故事告訴我們，人自身認為最有價值的人性、慈愛和人道情懷，在未來的世界里完全有可能變成負資產，變成束縛自身的枷鎖。一如其中人物維德的話：“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在人的社會里，良知所以是普世原則，是因為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然而未來的世界里，對手完全不可知，人的存亡或系于一念。劉慈欣提出的疑問是，這一念之差究竟應該不應該基于人的社會所形成的那個標準做出判斷。

應該信任理智、力量還是愛心、仁慈？

科學家程心兩次身處人類文明前途的攸關時刻，她的決定關乎人類的前途命運。

第一次是在“三體人”星艦前來一觸即發的關頭，她作為對等威懾體系是否啟動的“執劍人”，做出了放棄啟動的決定。

劉慈欣這樣解釋他筆下人物的作為：“程心從理智上當然明白，威懾平衡如果維持下去，美好的前景只屬于人類而不是三體世界，但在她的潛意識中，宇宙仍是童話，一個愛的童話。她最大的錯誤，就在于沒有真正站在敵人的立場上看問題。”

在與“三體人”勝負未卜的賭局中，由于“執劍人”程心最后關頭慈悲心動，“三體文明”勝利了，人類失敗了。失敗的結果是人類遷徙澳洲，過著被隔離圍困起來的生活。

第二次是只有制造曲率驅動的光速飛船盡快逃離地球才是真正的生存之路的時候，程心以反物質子彈慘無人道為由下令交出，致使人類錯過時機，堵死了可能的生存之路。她因仁慈所犯下的愚蠢錯誤使得正在研制曲率驅動平臺的指揮官維德前功盡棄，被法庭判決犯罪，在萬分之一秒內被“氣化”。

劉慈欣評論道：“她兩次處于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卻兩次以愛的名義把世界推向深淵，而這一次已沒有人能為她挽回。”人類文明的前途斷送在程心的手里，而更好前途的毀滅竟然不是由于邪惡，而是由于善良。人的善良導致了本可避免的毀滅。故此，劉慈欣借用另一個人物之口，說程心“遇到了比死更可怕的事”。

劉慈欣通過這個故事在設問：面臨勝負未卜的賭局，我們應該信任理智、力量還是應該信任愛心、仁慈？這個設問，筆者以為是《三體》的亮點，也是劉慈欣最感興趣的追問。其實第二部寫“自然選擇號”面臨的困境，就顯露了劉慈欣思考的端倪。他一不做二不休，將此追問在第三部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以人為中心的宇宙觀和倫理觀有加以再思考的必要

至少從現代小說興起以來，從沒有嚴肅小說將愛心、人道、良知放在質疑的位置而加以表現。就算是被納博科夫指責為缺乏同情心和冷漠的西方世界第一部現代小說《堂·吉訶德》，實際上也是以悲憫為主調的；中國“四大奇書”中的《水滸》固然血腥而崇拜暴力，但終于還是惡有惡報，好漢之好斗者皆不得善終；至于《三國》講述權謀故事，當然冷漠，但也只是不及于人情，歷史的蒼涼感則一以貫之。

毫無疑問，人性、人道情懷和良知是流動在長篇敘事文學中的血脈。就像人是溫血動物一樣，他們創造出來的文學也是充滿溫情的，至少也是肯定和贊頌溫情的。這種文學傳統隨著科幻小說的前衛式探索的出現，局面可能會有所改觀。劉慈欣的《三體》系列就是一個信號。

當然《三體》也不乏溫情，例如當程心決定不啟動威懾體系之后，“三體人”的代理智子亦隨之顯露友善的一面。不過，對于科幻的馳騁想象來說，這些都是屬于“小兒科”，真正益智的是那個困境所啟發的思考。對文學來說，它又開了一扇新的窗口，讓智慧能夠眺望更遠方。

科幻的價值不是現實的，而是未來的。當讀者依然沿用過去的文學標準衡量它們的時候，很難發現其真正的價值所在。劉慈欣所講述的程心的故事，依照過去評價文學的倫理價值標準，很可能被貼上負面的標簽。

然而，當我們領悟到科幻文體是指向未來的，文學去表現那個無人知曉的未來世界時，那個世界會存在與我們現今完全不同的倫理尺度與價值標準，這并沒有什么好指責的。這非但不是科幻小說的倫理缺失，反而是它的前衛探索。

千百年的文明演變至今，人并非只能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了，而是實實在在地進入了星際遠航、太空探索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那些以人為中心思考天地萬物的宇宙觀和倫理觀，是時候有從未來的視點加以再思考的必要了。人一旦與另一種智慧生物太空相遇，誰能保證它們也是持有以人為中心的倫理價值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