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新詩的發展頗為不易，其發展長期面臨來自三方面的壓力——古典漢詩傳統、外來現代詩歌傳統和百年漢語新詩形成的自身傳統。在這三者之間，彼此的特性大于共性，卻又一致給予當代新詩相當程度的壓力，反復詰問新詩創作的來路和新詩發展的前路。當然，日久天長，新詩也會在與這三者的切磋琢磨中，取長補短，漸漸壯大自身。進入新時代以來，當代詩人嘗試著從諸多方面狀寫人民的文化生活。其中，詩人楊克的方式值得關注。

貫穿楊克詩集《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了我的祖國》（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一個主要意象是“風景”。詩集中“風景”并不指向光風霽月的具體事物，而是發揮了環境、場景或視野的被動作用。

試看《誰告訴我石峁的郵編》一詩中這樣的段落，“文明的前夜，她在石峁/遺址那時還不是遺址/從內甕城寄到外甕城，可有猿聲/穿過古地圖，所有的字皆僻字/仿佛密碼，她讀不懂不要緊/就像我此刻讀不懂彩繪幾何紋”。這是當下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走向新高度的一個縮影。當下的中國人，精神文明獲得極大發展，文化自信賦予了他們全新的歷史高度，于是人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正處于新的歷史階段。因此“我”面對史前文明遺址，顯現出的是一種觀察者、對話者姿態，這正意味著“我”認領了自身的歷史書寫者身份，尋求著詮釋傳統的新方式。在此意義上，前述三種傳統并非與當代漢語新詩對立，而是作為一種“風景”不斷經歷著當下詩人與讀者的詮釋。這部詩集中，一系列重新詮釋經典的篇目正是對此的具體展現。比如在《蘇東坡》《暴雨中的蘇軾》二詩，刻畫的還是蘇軾率性豁達與蒼生為重的經典形象，但在篇目靠后的《新水調歌頭》中，這些經典形象有了符號化的趨勢，到了詩作的最后一節，詩人徹底亮出底牌，“來來請坐，羅江邊上/我要與你共飲/在這歷史上月亮最耀眼的一夜/這千古一聚，/擺上拖羅餅，閑話江和村/唐詩與宋詞都在此失蹤/就像再長的江河終要入海”。

傳統經典如唐詩宋詞的既有意義，如同江河入海一般在此失蹤。而“我”要與李白蘇軾共飲，正是通過重新詮釋傳統，在激活、賦予、創造著新的意義。傳統之于新詩的意義，恰恰產生于新詩如何組織、敘述傳統。風景化的傳統就會成為新詩敘述中的一種固定背景。提起李白，就是飄逸豪邁；論及蘇軾，就是豁達灑脫。意義的生產與循環就此停止，最終造成詩歌資源的萎縮。

楊克有意識地在詩作中還原當下生活的本來面目，描摹日常生活的鮮活與溫度。這種擺脫虛空高蹈、投跡生活日常的意識，實質是關注文明的延續與轉型，最終轉化成《天河城廣場》《花城廣場》《光影編碼的攝影哲學》等一系列書寫日常城市生活的詩作。較之于宏大敘事，楊克的詩著眼于當下正發生著的真實情況，從具體的生活細節落筆。他的詩作具有一種向外蔓延的趨勢，勾連起散落的空間坐標。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發表詩作以來，楊克未曾停止過對當代漢語新詩的探索。詩人自身的成長與時代變遷的大潮同軌，與之對應，他的詩作也一直與人民的生活同轍。《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了我的祖國》這樣的新詩作品，彰顯出詩人關注人民生活的創作傾向，在一雙洞穿“風景”的眼睛背后，是詩人對當下人民精神生活的臨摹，對人民文化生活的傾心與熱愛。他善于把握人民切實的生活，去摹寫，去升華。只有真實可觸的生活才能成為新詩深厚的藝術源泉，而不斷探尋生活本質的創作過程，既是詩人風骨所在，也是詩歌的藝術魅力所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