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柔曾說：“形象是對一種文化現實的描述，通過這一描述，塑造（或贊同、宣揚）該形象的個人或群體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處的文化、社會、意識形態空間。”作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特殊群體，打工女性已然被賦予某種特定的社會文化標簽，反映在“打工文學”中的底層女性形象自然也具有濃厚的社會文化意蘊。塞壬的散文創作以獨具的女性身份自覺及獨特的敘述視角，塑造了包括“我”及小菊在內的一批城市底層女性形象，散發的審美效應具有讓人無法抗拒的魅力。本文以塞壬的散文集《奔跑者》和《下落不明的生活》為例，試圖對作品中底層女性形象內涵與敘事特征進行文本透視和審美解讀，以探索揭示其中的女性身份建構及女性意識的嬗變與時代發展進程中的生息關系。

形象1：背負傷痛和屈辱的受害者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變革和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升級，大量外地務工人員涌入廣東，尤其是“世界工廠”東莞，成為幾百萬務工者的聚集地。據東莞統計年鑒顯示，2005年東莞外來登記注冊的暫住人口為584.98萬人，這幾倍于常住人口的到來，給城市社會管理帶來巨大的壓力和嚴峻的考驗，由此引發的盜竊、搶劫、詐騙等社會治安問題接踵而至，據報道，2006年4月東莞警方抓獲的某飛車搶劫團伙6個月內作案已達150多起，而女性務工者往往首當其沖，成為背負屈辱和傷痛的受害者。

《恥》和《聲囂》記述了“我”在東莞打工期間遭遇的飛車搶劫經歷。“在廣東十一年，我先后五次在大街上被搶劫，其中有兩次被摩托車拖在地上十幾米，這兩次搶劫都發生在東莞”。無獨有偶，“我”在東莞一家大賣場做企劃時，同辦公室的六個女孩幾乎是輪流遭遇飛車搶劫。由此留下的一道道傷疤，幾乎成為“我”以及其它南下打工女孩的標志性烙印。

我可以很坦然地把衣服掀開，把身上多處丑陋的、可怖的傷疤露出來。我甚至可以一一道出每一道疤痕的由來。

誠然，受其時珠三角地區的治安環境影響，飛車搶劫絕非個案，受害者也不僅限于“我”這樣的底層外來務工女性，如安妮太太等一些上流社會的女性也未能幸免：“在東莞，這是極其普遍的一種人生經歷。尤其是女性。我身邊非常多的女性遭遇過飛車搶劫，身體落下了跟我一樣的傷痕，有的甚至更多。”然而，與事后通過各種手段積極“洗白”的安妮太太不同，作為無權無勢、無依無靠的底層打工女性，“我”無法做到遺忘和粉飾，傷疤伴隨的傷痛、憤怒與屈辱感揮之不去，由此造成的心靈創傷更成為長期以來的夢魘：“那個瞬間時常出現在我的惡夢里，然后我大喊大叫地醒在床上。”

除了人身安全，居住安全也成為城市生活的一大困擾。《聲囂》中的“我”白天要承受繁雜的工作，夜晚還要在出租屋內忍受突如其來的侵擾。

我總是會被急促的踢門聲驚醒，那一定是穿著一雙堅硬的靴子的腳踢的，它粗暴、蠻橫，那聲音還擺出一幅強硬的態度來：你必須開門，而且還要快。這個無理的插曲有著強烈的入侵感，讓人恐慌，胸口頓時咚咚咚地跳個不停，即使如我般善良、守法的小民，也好像是干了壞事敗露了，就要被抓一樣。

這一“施暴者”不是作奸犯科的壞人，而是維護城市正義與公平的執法者——治安巡邏隊。究其原因，短時間內大量外來務工者涌入，原按戶籍人口比例配置的警力嚴重不足，在正式警力外的村級治安員應運而生，這些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成為暴力執法的直接原因，由此導致的一些違法犯罪事件也層出不窮。當然，戶籍制度折射的城鄉對立沖突也是主要因素之一。作為被管制和檢查的對象，“我”的身份被賦予某種非法性或言不確定性——對于這座城市而言，“我”不過是暫居于此的匆匆過客，“我”的存在也成為影響城市治安的潛在威脅。無論如何，這種帶有歧視的區別對待讓“我”這樣的底層外來務工人員產生強烈的身份認同焦慮，加之暴力執法本身帶來的侵擾構成身體之外的另種屈辱和傷害：“我看見自己被那些聲音照亮，一張疲憊的臉，驚慌失措的表情，倉皇的身影，還有瞳孔深處的哀傷”。

職場暴力是底層打工女性生存的又一威脅。與鄭小瓊等打工作家書寫工業時代機器對身體的傷害不同，塞壬把筆觸伸向看似標榜現代文明的寫字樓，以女性特有的敏銳感知和觀察洞見揭示底層打工女性在現代職場遭受的傷害和痛苦。后者雖不像前者般血淋淋的場面，但其破壞力和殺傷力于女性而言更別具深意。如《聲囂》中的秘書女孩小顏，工作中常遭受老板的苛責和謾罵，原因不過是剛送到的報紙好像被人打開看過、吩咐過不喝普洱茶又給泡普洱茶之類的雞毛瑣事。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充滿恫嚇和淫威的言語暴力之外還隱藏著丑陋無恥的性暴力，可憐的小顏只能在退卻和躲避中發出哀求和啜泣，“我”明白“這僅僅是職場中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件”，卻依舊感到悲憤悲傷，因為正是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件”構成底層打工女性無法言說的精神創傷。

形象2：游離妥協的失蹤者

著名哲學家、社會理論家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指出，高度的工業文明使“大量生產和大量分配占據個人的全部身心”，由此導致“個人同他的社會、進而同整個社會所達到的直接的一致化”，并將主體的這一異化歸結為“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模式”。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和其他城市建設者一樣，底層打工者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現代文明的沖擊。“在廣東，在生存的場里，我們很多時候是被時代，被某種特定的生存環境代號化了”。如果說此前的屈辱和傷痛讓底層務工女性進入“非我”的狀態，那么這種異化和沖擊則使她們進入了“無我”的狀態，成為游離妥協的“失蹤者”。

那個陽光的女人叫Vivan，她屬于白天。白天的聲音、氣味，和光亮把她的腦子塞得滿滿的，連咳嗽也沒了蹤影。她的156厘米，她的42公斤，屬于白天的強悍，有質量的、有速度的那種強悍。她的骨頭不再讓她難受，她的性格也變得模糊不清，對別人妥協也對自己妥協。她被抽離。

在這里，白天與黑夜分別對應肉身與靈魂。白天，人們被繁忙的工作節奏和繁重的工作壓力所淹沒：骨頭失去質感，性格失去棱角，人的觸覺、視覺、味覺等所有感官知覺統統隱去——看似走進現實世界且與之緊密相連的個體，卻處于與世界、他人和自我相脫節隔離的狀態。.

這種現代文明的異化敘事不由讓人聯想起卡夫卡的《變形記》，但仔細研讀不難發現，二者還是有所區別的：與格里高爾退化成甲殼蟲不同，塞壬筆下的肉身并沒有完全退化，相反是“強悍”“有質量”“有速度”的，雖然多少帶有批判反諷的意味，但無論如何，它們仍是主體不可或缺的存在，它們與靈魂的關系正如白天與黑夜，彼此分離又彼此依存，隨著黑夜的到來，走失的靈魂得以復歸，個體才得以重新修復與自我、他人、世界的關系，使“我”回歸主體的“我”，人之為人，女人之為女人。

一方面，作為浸染于農耕文明的大地之子，底層女性對身體有著本能的自覺和細膩的感知，這使其在面對現代文明的巨大沖擊時，能夠從這一原初的生命體驗出發，在“失蹤（隱匿）——尋覓——回歸”的探索中重拾遺失的主體性。作者由此提出對現代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思：我們不能永遠沉浸迷失在現代文明的桎梏里，而最終要回歸到廣袤駁雜的生命中，正如巨輪離不開海洋、山川離不開大地，現代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每一個蟄伏前進的個體，與此同時，唯有這些蕓蕓生命才是豐腴的、完整的，無論歡欣和悲傷，疼痛與煎熬。

另一方面，作為出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打工作家，他們在時代變革的浪潮中，目睹了工業文明對個體日常的巨大沖擊，也目睹了其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飛躍，這使其開始思考個體與時代發展的關系，并在肉身與靈魂的游離對抗中不斷尋求新的和解，遷徙和漂泊因此成了生活的常態：“每一次的出發，都是一個未知，一個無法預料”，這些未知和無法預料恰恰包含著對命運的不妥協，并成為主體整裝待發、努力前行的源源動力：“如果不對命運妥協，我就得一次次地離開，我的下落不明的生活將永遠繼續。”

形象3：堅韌無畏的奔跑者

作為底層外來務工者，想要在城市站穩腳跟甚至有所發展，絕非易事。在男權社會面前，相對弱勢的女性群體想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往往要付出更多不為人知的努力和犧牲。

縱觀作者在廣東十幾年的打工經歷，堪稱一部血淚奮斗史。從廣告公司策劃、媒體代理、記者、編輯、業務代表、品牌經理、區域經理、市場總監等，歷經至少5種行業、8種職業，足跡遍布廣州、東莞、深圳、中山、佛山等地，遭遇了形形色色各種人群，在與命運的較量中，“歷經肉身與精神的分身、拆離與無休止的爭斗”。《奔跑者》中的“我”和工友小菊正是這樣的女性代表，她們是大時代下踽踽前行的奮斗者，是堅韌無畏的奔跑者。

小菊是“我”在鋼鐵廠的工友，精神氣質也與“我”相近，但因體態肥碩、學歷低、技術差，在廠里很不受待見。此外，父親工傷臥床多年，母親在外擺攤賣水果，還有兩個在念書的弟弟，小菊的生活可謂舉步維艱。恰逢工廠即將裁員，小菊憑借堅定的信念和過人的意志與命運展開殊死搏斗，不僅成功瘦身，還在“我”的幫助和鼓勵下拾補了技術短板，最終成功留在鋼鐵廠，扭轉了被排擠和被拋棄的命運。

相比故事的勵志結尾與正義導向，那個在“生死邊緣與命運較量”“激烈的掙扎中”凸顯的“生命的壯美與悲涼”，才讓“我”感動感佩。而將“我”與小菊的命運聯結在一起的，除了同為鋼鐵廠工人，還有一次特殊的跑步經歷。

作為跑步愛好者的“我”一直有奔跑的習慣，一次偶然的機會，小菊加入了“我”的奔跑行列，因交情不深，寒暄過后“我”便抽身離去，此時大雨來臨。雨停之后，“我”意外地發現被雨淋透的小菊依舊在奔跑，“打濕的工褲緊貼在她水桶般的大腿上，她昂著頭，雙腳不知深淺地亂踩，毫不規避地面的水，她緩慢而笨拙地奔跑著，像被放慢的電影鏡頭，她的表情看上去很陶醉，我讀出，她在享受飛翔，且旁若無人”。接下來的幾天，“我”發現她每晚都會準時出現在料場跑步，且風雨無阻，從凌晨四點到早上六點半，于是“我”開始有意走近這個有著“魔鬼般的意志”和“強大的信念”的胖女孩。

從相遇到相知，兩個原本沒有什么交集的個體有了思想的交匯、心靈的撞擊，不是因為同病相憐，而是出于生命的堅韌執著。與小菊相處的過程也使“我”回想起自己在城市的打工經歷：猶如一匹黑馬在漫無邊際的跑道上馳騁拼搏，而到每一座陌生的城市，“我”都會留下倔強的奔跑的背影，結識和“我”一樣頑強不屈的同行者，開啟新的人生長跑。至此，奔跑不僅是一項改善身體機能的運動，更成為一種現實的隱喻：作為當代外來務工女性，與命運的抗爭過程如同一次長跑，縱然人生漫漫、道阻且長，只有拼盡全力地向前跑，才能“在與孤獨的博弈中”“完成靈魂自我修復的放逐”，實現“對迷茫人生的突圍，自我警醒、激勵，以及重申對未來的希望”。

形象4：悲憫開闊的追夢者

由離鄉背井帶來的居無定所和身不由己，使“打工文學”從一開始就成為孤獨、艱辛、滄桑的代名詞。縱觀塞壬的散文，雖也不乏孤獨困苦乃至落魄凄涼的打工敘事，但我們總能在她感性細膩的文字背后感受豐盈遼闊的氣象。這一方面與她豐富的人生閱歷有關，另一方面與其幼年時的成長經歷密不可分。

提到對塞壬成長影響最大的人，則不得不提到塞壬的祖母。對塞壬而言，祖母不僅是撫育她的親人、令人尊崇的長輩，更是知心的朋友，生命的領路人。《祖母即將死去》記述了祖母的傳奇經歷。

作為地主家的童養媳，祖母從小過著悲慘的生活，所幸祖父的愛護使祖母度過美好的愛情時光。戰時逃難期間，祖母因收容堂伯父而為村里人所詬病，但她從不回應與辯解。婚后祖父意外去世，祖母帶著三個孩子嫁給了小叔子，用愛和溫暖為這個混沌落魄的才子點亮生命之光。在祖母的寵愛和教養下，“我”漸漸讀懂了作為女人、妻子、母親的祖母的一生，也繼承了祖母堅韌堅強、仁愛廣闊的精神品格。《沉溺》《轉身》等即展現了悲憫開闊的追夢者形象。

對生活和事業的堅守熱愛。由于父親是鋼鐵廠的工人，作為職工家屬的“我”從小對鋼鐵、機械、馬達等有著特殊的感情。二十歲時，“我”進入當地最大的國營鋼鐵公司上班，并有強烈的工人身份自覺：“我一直認為我首先是一個工人，其次才是一個詩人，我屬于料場”。熱火朝天的勞動場景讓“我”生發出“對勞動的熱愛，對鋼鐵的熱愛，對自身技術的熱愛”。與鄭小瓊慣于把火熱的鋼鐵轉化為冰冷的意象不同，在“我”看來，這些“對于一個女人的青春來說是多么彌足珍貴的給予”“這就像農民面對他的土地，充滿敬畏的感恩”，以至多年以后它們一直是“我”魂牽夢縈的掛念。后來“我”進入報社，遇到了將新聞視為生命的資深記者，在他的勉勵和教導中，“我”逐漸建立起對新聞事業的熱愛，以及職業的良知操守和價值標高。

對他人苦難的共情悲憫。平日里的“我”習慣獨來獨往，也不喜歡別人來打擾自己的生活，但當離異的女作家上門求助時，“我”還是無法無動于衷并替她照看８歲的孩子。與丈夫賭氣離家出走的女同事半夜找上門來，即便對方的言行失于教養，“我”也沒有將之拒之門外，而是以“領略別樣的風景”的心態予以包容接納（《沉溺》）。此外，面對曾打壓報復自己的兩位女上司，“我”沒有記恨反擊，而是從她們的受害經歷感到一種物傷其類的悲傷，因為“我跟很多人一起，有過共同的命運，在那一瞬間，我們平等，像疾病那樣平等”（《恥》）。

對愛和善的悲憫珍視。《轉身》中工友兼畫家林的情人——這個在文本中連名字都沒有的女人，只有一個指代詞“她”。由于“蕩婦”的傳言，工廠里不少人對她表現冷漠，甚至不乏調侃恥笑。后來與林的接觸中，“我”發現她不僅沒有淫蕩、輕佻的舉動，而且是一位溫柔、善良、恭順，“懷著深沉的愛情”的女子，而所謂的“蕩婦”不過是曾經欺騙她的兩個惡棍散布的流言，實際她有著林所謂的藝術內涵和無法涵蓋的人性光輝和美好品質，在與她的交往中，“我”逐漸被她的真摯和熱忱所打動，開始公開稱她為“姐”。正是這種悲憫情懷和珍視眼光，讓“我”擺脫許多世俗的狹隘和偏見，獲得更為豐饒廣闊的生命體驗.

書寫：從“正確的位置”出發

尼采說：“決定民族和人類命運的事情是，文化要從正確的位置開始——不是從靈魂’開始（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迷信）；正確的位置是軀體、姿勢、飲食、生理學，由之產生的其余的東西”。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伊格爾頓也曾說，“正是肉體而不是精神在詮釋著這個世界”。塞壬的散文正是從身體——這個“正確的位置”開始，使長期處于遮蔽狀態下的底層打工女性的生命形態得到鮮活而真實地呈現，并在個人化私密化的經驗表達和書寫中展現對底層女性命運的深度關切。

體感敘事。體感，顧名思義為軀體感覺，諸如溫感、觸感、痛感等關于人體對外界環境最原初最基本的身體反應。換言之，要考察一個人在特定環境下的生存狀態和生活質量，莫過于觀察其體感反應。據統計，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的外來人中來自湖南、廣西、四川、湖北的人數位居前列。對于大部分外來務工者而言，首先要適應的也許不是快節奏的都市生活或職場的勾心斗角、爾虞我詐，而是南方的氣候，因為“在南方，氣候時常成為一個人去和留的理由”。《南方沒有四季》狀寫了“我”在廣東打工期間的體感反應。雖然敘述者“沒有經歷過許多人的那種水土不服的階段”，但南方特有的濕熱天氣依然在“我”身上留下了特有的印記，“我”的身體也在某種程度充當了所在城市的晴雨表、體溫計。

工作和居住的環境也是誘發體感反應的重要因素。塞壬的散文聚焦現代城市底層打工者，呈現了打工生活的另種景觀，如在公司“沒有營養的盒飯”和“憤憤的情緒”混合成一種火氣，沒完沒了的會議和老板干燥的表情讓人無精打采。同時，由于外來人口的大量聚集，擁擠的小巷子和車站成了南方城市特殊的景觀。工作的勞累常常導致身體的失調，走在馬路上到處是“發酸的人的濁氣”，更有一種心理的壓抑感，“像被關在致密的鐵皮籠里”。回到廣州石牌“像迷宮一樣”的巷子——這個地處市中心，實為城鄉結合部的交叉地帶：“陽光無法光顧，雨水也是”，還常有蜈蚣的出入，被子也是發霉的味道，潮濕陰暗的環境引發身體的系列反應：異味、瘙癢、犯困、盜汗、顴紅、白帶異常……由二十四味中藥熬成的苦汁和濃釅的鐵觀音成為生活的日常，只是它們可以緩解身體的不適，卻無法完全根治這些癥狀。

性敘事。性作為人類自然生理的一部分，如寫作之于塞壬，“完全靠著生理的驅使”。于是，我們看到性敘事在塞壬的筆下從來不是書寫的禁區，而是與呼吸、吃飯、睡覺乃至死亡不無例外的一種生命狀態。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部分打工作家對于性本能的宣泄書寫，以及衛慧、安妮寶貝等“晚生代”女作家對女性身體欲望的赤裸張揚，塞壬散文中的性敘事具有中國女性特有的溫婉含蓄的氣質：沒有任何露骨的字眼及夸大的修辭，它們是那樣干凈純粹，又那樣雋永深刻，看似不摻雜任何情感欲望卻擁有超越情感欲望的悲憫與深情。

我相信兩個人連在一起的那一刻，命運是相同的。我們如何才能連在一起呢，兩個身體，在摸索，在拼命地尋找各自想要的，我們連在一起了，變成了一個人，那一刻，我們是一個人。之后，我們的身體分開，繼續彼此孤獨，像左耳和右耳。一股強烈的悲傷涌上來，我緊緊地抱住他，想把他嵌進自己的身體，他輕輕地說著，跟我回廣州吧，回廣州吧。啊，廣州，我曾經徹底失去過自己，愛情無法讓我獲救，它太弱了。它無法醫治孤獨。（《在鎮里飛》）

對于文中已經分手的“我”和前男友，這樣的“摸索”與“尋找”顯然與愛情無關，但情感和記憶依然是維系二人關系的紐帶，于是，身體成為承載這一紐帶的載體，身體的復蘇也意味著情感和記憶的復蘇。既此，性不再是愛情實踐的產物，而是延續情感和記憶的一種方式。作者在內省化的審視中也提出了對這一生命體驗的反思：對于底層打工女性而言，漂泊不定的生活狀態和孤獨失意的生存境況使她們對自身的前途命運尚且無法把握，遑論愛情這一生活的奢侈品。那么，失去了愛情的性是否純粹為肉欲的宣泄？在此過程中的主體是否淪為燈紅酒綠的附屬品？作者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因為除了性欲望性本能以外，人還是有著情感和記憶、夢想與追求的高級動物，它們構成了現代化進程中個體的寶貴經驗，乃至抵御現實洪流的最后一道防線，這也是人之為人的尊嚴和價值所在。在相似的打工經歷和漂泊背景下，性也成為帶有某種悲情和孤獨意味的生命體驗。在靈魂與肉身的雙重磨難中，底層打工女性的悲愴和無奈可見一斑。

“他者”的文化透視

薩義德在《東方學》中談到自我身份構建與“他者”之關系時指出，“自我身份的構建，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構建，而且總是牽涉到對‘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可見，“他者”不僅構成反視自我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構成自我文化身份構建的重要參考和依據。對于底層打工女性而言，因長期漂泊在外，主流文化的壓制和資本市場的擠兌往往使其產生類似移民文學中的“離散”心態，其眼中的“他者”形象也帶有自我的主觀情感和價值判斷的投射。

城市精英女性的“他者”形象。《耳光》中的廣東女人薩賓娜，“渾身散發著香水味、穿著黑色絲襪”，對外來務工女性充滿了鄙夷歧視：“從她那厚重的鼻音，她微微揚起的下巴和唇角的表情，她的額頭那逼迫我的傾斜度，包括她的香氣，我分明聞到一種氣息：她瞧不起我！一個來自內地的打工妹”，后面薩賓娜對“我”一系列的排擠壓制，幾乎可以解讀為主流精英階層女性對底層外來女性的排斥和蔑視。《恥》中的楊蓉是深圳一家文化傳播公司的老板，不僅美貌多金，老公在珠寶界也是風云人物，因對“我”才華的欣賞二人成了朋友，即便如此“我”也是小心翼翼，哪怕“隱約覺得她心事重重，但從未敢輕易開口去問”。一次出差對方無意間暴露了被家暴的經歷，對“我”開始疏遠淡漠甚至打擊報復，并發出“窮酸、心機女、一心攀龍附鳳”“丑八怪、性冷淡”等具有侮辱性的言語攻擊，“我”在震驚和失望之余開始反思：“這還是我一直以為可以交心的、彼此只注重靈魂質量的楊蓉嗎？還是長期以來她就是這么看我的”。

在敘述者的眼中，城市精英女性大多光鮮亮麗，帶有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相比之下，底層務工女性往往黯淡無光、克制卑微。如果說為了維持表面的和諧，前者還能保持虛偽的客套，那么在私心和利益面前，偽善的嘴臉將被徹底撕破，進而露出毒辣陰鷙的真容。二者的代溝與隔閡一方面凸顯了底層打工女性的辛酸無助，一方面也預示了前行之路的曲折漫長，得到主流社會階層的認同更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底層女性同胞的“他者”形象。辦公室的同租女孩，鋼鐵廠的師妹小菊等，構成“我”在南方打工的同胞群像，就像《轉身》中的“我”所感慨的，“多年后，我在南方的城市，看到成千上萬的弱者，他們薄薄的身體，清澈如水的表情，薄薄的，一覽無余的命運”。然而，同為底層打工女性，彼此的成長環境和生活習性千差萬別，生存境遇和命運走向也不盡相同。

《恥》中的辦公室同租女孩，面對飛車搶劫經歷，同樣是年輕的身體，滿身的疤痕，她們不僅不感到屈辱悲傷，還在宿舍脫衣服比賽展示身上的傷疤。這種身體和心靈的麻木讓“我”震驚無奈。《漂泊、愛情及其他》中的宿舍合租女孩，“每到一處她們都會新交上男朋友，并同居在一起。她們毫無禁忌地大聲談性，相互交流避孕經驗。”“我”理解不了她們的灑脫和快樂，面對消費至上、娛樂至上的思想觀念，“我”顯然更傾向于傳統的倫理價值觀。

《一次意外的安置》中的英子，“看上去應該不足十五歲”，眼神卻透著一股“狠”勁，“一看就知道會有貓一樣的鋒利爪子”。和許多年輕女孩一樣，英子準備用自己的身體作為進城的籌碼，卻因營養發育不良遭到勞務派遣員何三的嫌棄和拒絕，事后“我”得知英子的悲慘身世：母親是被拐賣進山的女人，在她五歲時逃走后便杳無音信，爸爸在浙江打工，幾年沒回來，她本人和祖父住在一起，從七歲起被村里兩個老頭子性侵……“我”因無法帶她進城（介紹童工是非法的），只能悲憤離去。

概而論之，底層女性經歷挫折坎坷、孤獨失落，但對生活始終抱有不滅的希望和夢想，她們如灼灼的螢火，在黑夜中照亮彼此，溫暖前行。也有部分女孩在商業化經濟化浪潮中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我，她們就像城市上空的煙火，體驗了新奇刺激卻轉瞬即逝，最終化成一縷青煙消失在寂寥的黑幕中。還有英子等來自食物鏈最底端的女性，她們徘徊在城與鄉、生與死的邊緣。對于城市生活她們是艷羨的、向往的，又是迷惘的、陌生的，然而，生活的苦難早已使她們無路可退。于是，底層打工女性的艱辛和漂泊仿佛陷入一種宿命的輪回，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如果進城注定被歧視和受傷害，那進城的意義何在？如果不進城，如何才能掙脫命運的束縛、綻放絢爛的生命之花？

無疑，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城市仍然是多數年輕人的向往地，作者也從未質疑和否定過這一動機和行為，與此同時，作為“打工作家”的塞壬本身即是觀察者和體驗者，這種雙重的身份視角使她在觀照“他者”同時兼具自我的審視：相較于外部環境的遷移，作者顯然更注重人的內在精神的歷練成長，因為“人活著除了生存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精神的需求”，因此，相比進與退、去與留，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人格的獨立和真善美的堅守，也許是底層打工女性面臨的更為艱巨的難題和挑戰。

從鋼鐵料場到工廠車間、寫字樓辦公室、動車車廂、東莞女人街……多年的南方打工經歷為塞壬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她曾表示，“沒有廣東的經歷，我不可能寫作，它不是影響我的寫作，而是我的寫作之源。”。對塞壬而言，“打工”不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生活的一部分，她是打工女性的同行者，更是她們中的一員。某種程度而言，閱讀這些文字就是在觸摸當下一個個鮮活的靈魂，就是在閱覽滾燙生動的南方現代化城市發展史和廣東改革開放史。

可以看到，在巨大的城鄉差距面前，初來乍到的底層打工女性往往處于“邊緣人”的生活狀態，加之在城市遭受的屈辱傷痛讓她們產生強烈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與城市生活的融入，她們開始反思工業化時代城市文明對個體的異化沖擊，以及個體與世界、他人和自我的關系。進入全球化后工業時代，隨著打工經驗的積累，物質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其身份意識逐漸由外在的社會關系轉向內在的自我修煉。與此同時，在對底層打工女性生存境遇的觀照中，塞壬始終帶著在場的自覺，她不僅要寫出與現實的對抗搏擊，更要揭示對抗搏擊后主體的隱秘心事，即“保持內心的鮮活與愛這個世界的能力”，這是她度過人生低谷的精神支撐，也是她散文創作的重要母題。于是，我們看到她們即便遭受傷害和屈辱，也懷有悲憫和深情；即便跌入生活的谷底，也不至絕望沉郁；即便被背叛陷害，也依舊相信世界、相信愛。她們身在低處，卻擁有洞見世情的深邃智慧，她們看似柔弱，卻展現了難能可貴的剛毅品格和開闊胸懷。文本從底層女性視角出發，既有對“他者”的批判、同情，也有對自我的反省、解剖，呈現出既尖銳又柔軟，既冰冷又火熱的審美視野，同時洋溢著濃郁的人情美、人性美，雖然它們往往以低徊憂傷的方式出現，卻如一首古樸哀婉的琴曲，滋潤著人們焦灼干涸的心。正如塞壬所說，“在寫作中，我可以擺脫一切困境，我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這是寫作帶給她的饋贈，也是她的寫作給我們的收獲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