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隼》是南翔的短篇新作（見《人民文學》2023年03期“短篇小說”欄目頭條）。這篇小說的核心，是“豌豆”（自閉癥幼童）跟父母和一個“紅隼”家庭之間所發生的人鳥共情的故事。

意外飛到豌豆家陽臺上花盆中筑巢的紅隼夫婦，在新居孵出了五只雛鳥，右翅受傷的紅隼爸爸，卻口銜蟲子勤喂紅隼寶寶。這個情節，和豌豆全家形成了隱性映照。豌豆媽媽對兒子傾盡了全部愛意，付出了所有精力，爸爸雖然也愛豌豆，但一個突發事件，卻嚴重毀傷了他對未來生活的信心，且最后生出了逃避之意。爸爸不是《紅隼》的承重梁，但卻是一個具有心靈探查意義的特殊人物，是觀察小說內質不可或缺的一個關鍵節點：他因兒子病情發展耗盡了耐性，并進而心生絕望，尤其是豌豆挪桌上的硯臺，不小心滾落下來，把做父親的砸成了“腳面骨三處粉碎性骨折”，爸爸于是從疏離到真正開始不愿面對。全部細節，決不復雜，但其中意涵，則如山中霧氣，越聚越濃，到極難化開。全部敘述是純凈無比的人間況味，也是說不盡的塵世紛擾——它曉示著南翔小說，或啟用了新的寫作符碼。

無須諱言，本文題目似乎隱含著突破原有理論閾值的某種撞線沖動，但它真正貼近本事的句意是，南翔的短篇小說，日益朝著新質方向挺進——其核心則是，三年疫情中，南翔幾乎所有的文學書寫，都有著明顯的衍變。特別是他的短篇創作（尤其是《紅隼》），顯示了讓我吃驚的別樣構型——形成了短篇小說的密寫點。

什么是短篇小說的密寫點？這個借來的詞匯，當然只能體現我個人的理解。

我所講的，主要有三個意思：

一是與自然保持穩定性互動，引禽鳥（可以做替換代入，像契訶夫家書中，即籠而統之地名之為“長喙的精靈”，而南翔新作則實寫為“紅隼”）以探查角色態度，并看清人性表里。

二是小說的信息密集攏聚，是把過去大篇幅的、“花開兩朵，各表一枝”這種信息濃稠度，整合到一個較小的語言單位當中，像《紅隼》只有九千多字，卻集中了天、地、人、事、情、思、覺、道等諸多元素。

三是小說潛藏的心意展露，更深廣的主題埋設，更豐沃的文學語境采繪等，是從“自我與他人”的倫理建構，擴展至“作者與主人公”這類美學畛域，把小說的奧義微縮于一個最小（其實也最大）的節點——即“人學”思想、人本精神之上。

進至《紅隼》內部，我們可以發現，整個小說構型，即是以人學視角觀照小說世界，從而推動或兌現人文理想的預期更新和實境更新：將文學文本跟現實場景相區別又相交織，從對將完成和未完成兩種人生學問的“穿求”，去表現人的“邊界性”或“邊緣性”，這是一個很隱秘，所以極易被忽略，而且十分鮮見的構型。南翔這個短篇，恰如列賓寫給契訶夫的信里所說，“情節并不復雜”，卻“最終竟能生發出如此巨大的人類思想”——我們無需給《紅隼》貼上過于耀眼的標簽，但當你讀到如下密寫點之際，你難道不會心有所動？作家的細節安排應該是大有深意的：紅隼爸爸扎撒著翅膀仍然頑強出去覓食，甚至在紅隼媽媽兩次沒有胃口時，“它就銜著蟲子”在愛人面前“左右晃蕩”，直到她一口啄食了，才像得勝班師的將軍，“昂揚地在花盆邊轉圈子”。我想說，南翔絕不僅僅是在看紅隼。

他也是在從人學的視角，看人的“邊界性”，這是和南翔短篇密寫點緊緊相連的全新的書寫疆域。像家庭生活，具體到《紅隼》，它抓住的是一家三口的日常，是夫妻帶娃……但它又是和“紅隼”夫婦加幾只鳥寶寶之間的遭逢嵌頓，是人的生活，也是鳥的生活，“人”與“鳥”之間，由此出現了許多值得深味的、引人沉思的細節纏繞，像豌豆仔細觀察紅隼媽媽給鳥寶寶喂蚯蚓時，那現出的“一臉歡悅”，還有豌豆爸爸媽媽各自對兒子的照拂、感受（特別是豌豆爸爸腳背被兒子不小心砸了之后，出差逃避的選擇與其心理影像），等等。人的“邊界性”于焉浮現。這些內容實際又牽涉到“自我與他人”的倫理關系，也關乎作者寄興和對角色的期許。

人的“邊緣性”，則類似于情志、道德等等的具象與虛懸，在各種爭拗中，這些掩抑于常態景象之下的非常態反應，逐漸成為帶著哲學認知意味的心靈圖式，就像作者的小說梗概所介紹的那樣，它很豐富。展開一點說，它是脆薄的，又是堅韌的，既是蕪雜的，又是干凈的，它是枯澀的，又是溫潤的，既是微寒的，又是和暖的。總之，相關書寫——這種邊界或邊緣性，又成為檢測人的良知的試劑。

客家學者張祥云教授在他的專著《道理與功夫》的第一章里頭，引述過熊十力先生在一次學術對話中向馮友蘭先生所作質疑。熊先生質疑馮先生什么呢？質疑馮先生把“良知”講成“假設”。熊先生的主張是“良知不是假設，是呈現。”張祥云教授對此的解釋是，熊先生所堅持的是回歸人文本性。就《紅隼》這種“密寫點”構型看，它無疑和熊先生這種回歸（既是質疑也是闡述）具有趨同特征。

所有“邊界性”也好，“邊緣性”也罷，它們要么是將完成的，要么是未完成的（能看到頭的，是將完成的，像豌豆媽媽窮盡辦法治兒子；看不到頭的，是未完成的，像豌豆爸爸媽媽今后的關系，像紅隼會不會飛離這個家）。這都是南翔密寫點的重要依托。《紅隼》是一個寫自閉癥兒童的小說，多數作家，或許會把主要著力點，放在父母含辛茹苦、勞累卻很難獲得回報的催淚故事的講述上頭來。《紅隼》當然也寫了相關情節，但作家不是要反復沖擊人的情感體認底線，而是把“簡單故事”所蘊蓄的文學意義挖掘出來，使之具有王元化先生所述契訶夫作品那樣的美學特征：“故事就這么簡單，但是契訶夫把這些平凡的生活寫得像抒情詩一樣美麗……在這些場景中流露出來的淡淡哀愁是柔和的、含蓄的，是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蘊的。”

我沒有想到南翔會寫這樣一個城市題材小說。它的許多元素都是遠離城市的，卻和城市巧妙地形成了互文。它事實上是一個非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或者說，它是評論家心目中的、更高層級意義上的“小說”，它不再是以純粹的“故事”強度為結構考量，而是從多側面、多視點、多維度觀察“故事”，以新質拉升其價值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