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對本書有貢獻。首先，我要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煙霞里》是他們催生出的結果。本來，沒這么個孩子，當時我正在寫一篇關于梁啟超的非虛構，不知深淺，掉進戊戌變法的深坑里，兩年多爬不出來，并且上癮了，不愿爬出來。也因此，2021年夏天，我的責編樊曉哲致電我寫長篇時，我面露難色。我不知道怎么寫長篇，寫哪個長篇，老實說，我都忘了小說怎么寫，更何況長篇？好久不操練，也沒現實感。

多年來，關于我的長篇小說創作，我疑心就是個笑話。外面有傳在寫，但我自巋然不動。其實也有寫，廢了幾個開頭，計有十余萬字，肉疼。語言不對，硬寫都寫不下去，面目可憎。

我忘了我是怎么回復樊曉哲的，應該是沒落定，事實上，我的工作節奏也不允許我寫長篇。我以為這事結束了。隔天，人文社社長臧永清找我“約談”，半小時的通話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的“時間的緊迫感”，一個作家應該適時而為，黃金寫作時間不會太長，文字不等人，它來找你，你得應著，否則等你去找它，沒門。臧社一緊迫，我就焦慮了，臧社說，沒事沒事，我可以跟你們領導請假。如此抬舉，我再不應稿，就是不懂事了。

可是寫啥呢，這是個問題。多年來，我一直有寫編年體的意愿，人生幾十年，一年年去寫。最初的想法是寫父輩那代人，生于1944年，比如重慶，因為當時正在讀抗戰史料，有感觸；也開了頭，語言跟不上，只好放下了，這一放就是十年。

重撿編年體寫作，以我這代人為藍本，是我在應稿后的一個本能反應，因為太方便了，不用做案頭——雖然后來還是做了些。《煙霞里》開寫于2021年8月，刨去中間開會學習、辦活動的時間，我花了十三個月寫成。

這是我寫作史上的一個例外，飛奔向前，自由敞亮。從開頭第一句話，文字就找上我了，我歡快地應著，也不帶客氣的。起頭的想法是寫一個女人的生卒五十年，一年五千字，共25萬字。但開頭第一年就寫冒了，后來越發不能控制——簡潔是一種能力，這個能力隨著年紀增長會逐年下降，因而老作家才不得已去寫長篇；至于短篇，唉，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人文社全程跟進了我的寫作——似乎我是他們的寫作機器似的——當得知我寫到40多萬字還不能止，他們說，打住，沒完沒了了！于是我就打住，把女主捺死在41歲上。

為什么一定要捺死她？編年體的體例決定的，我這些年有讀年譜的習慣，年譜思維幾乎成了我的慣性思維，看著一個個卓越的生命從我眼前流逝，他們從出生起——無論是生于名門貴胄像陳寅恪，還是寒門子弟像梁啟超——人生的最初幾年，他們和家人一起度過。祖父輩是干什么的，兄弟姊妹啥情況，性格是怎樣養成的……爾后長大，求學，交友，跟各色人等打交道，他們本身就足以構成一個小社會。

另有時代跌宕施予他們的影響，像梁啟超本身是個弄潮兒，而陳寅恪偏于學術一隅，但潮水還是會濺到他身上。時代籠罩著每一個人。區別在于個人選擇，是攻是守，是進是退；而個人選擇關乎性格、價值觀，溯根求源或可歸于他的童年，他的出身、家教施予這孩子的影響，跟他的天性所發生的碰撞——天知道會撞成什么樣，這是一個太繁復的力學問題。

我這些年讀年譜，一個基本感受是，青少年時代新鮮昂揚；中年繁復熱鬧、人來人往，像一場盛宴；老年歸于蒼涼，太息而已。當然童年最重要，人生的底色，從牙牙學語開始，爾后倏忽幾十年，一個人就沒了。然而惟因他生長、盛開、衰老、凋零，中間他哭過、笑過、愛過、恨過，且人人各異，色色不同，人生才值得去探討、去記述。

生死是文學永恒的母題，生必須置于死的前提下，才變得有意義，值得珍惜。所謂長生不老，罷了罷了，乏味至極。我從35歲來到廣州，就面臨這個文學母題，也可說是人生困境——是不是太早了些？可能是讀年譜讀的，讀了十幾年，也就那么回事，什么都不上心了。《煙霞里》便是讀了十多年年譜又不上心的結果。當然也有現實考量，這十多年來，我的同齡人已有陸續離世的，啊，落葉飄零，不勝感懷。他們構成了此篇寫作的前提。

我這代人成長于改革開放時代，父輩中有當過知青的。小說中父親奔赴井岡山一節，是借用原北京知青曲折的經歷，來源出處是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口述史》；劍橋大學生克里斯托弗·莫里斯鬧革命一節，是借了歐洲思想史專家托尼·朱特的經歷。

這就說到1990年代，小說中關于1992年南方視察、深圳股瘋、香港回歸、中國入世等一系列大事件的綜述，也包括崔健開演唱會、前首富牟其中的殞落等，都出自一本精彩絕倫的書：《變化：1990年—2002年中國實錄》，作者凌志軍，前《人民日報》記者。此書陪伴我度過整個1990年代的寫作，是點醒、激揚、振奮，那是我的青年時代。它把我整個卷了、覆蓋了。我的責編樊曉哲提醒我，你又被卷了。我說是的，卷了，卷了。被卷是多么幸福啊。有時我會想，我若是錯過這本書，小說會寫成什么樣呢？我可能會去摘《人民日報》社論，就像1970年代一樣。

人與書的遇合多么奇妙啊。人生五十年，單單青年時代我忘了，而市面上關于1990年代的書少之又少，恰好凌志軍出現了，好像大風拂面，把我吹得搖搖晃晃，人一下子醒了，記憶全回來了。我仿佛看到一個女青年，她走在艷陽里、酷暑里，她走在風沙撲面的街上，腦里有轟鳴；她走在漸趨密集的樓群里，到處都是工地，人人有希望，那自由自在的、摔開膀子大踏步的形象，那是女主田莊，也是我，也是1990年代的所有年輕人，是的，所有人。

本篇致敬凌志軍先生，他對于中國社會的精準把握，他的記者的敏銳，雖然卷了我，卻也使我再次回到我的青年時代，置身于那紛繁復雜的大時代現場。此外，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也對本書有貢獻，小說中1997年金融風暴、“河西王”的萬向節廠，便是源于他的著作，在此一并致謝！同時，我也要感謝廣州的文友們、同事們，他們對于1990年代廣州城的生動回憶，使得女主田莊有了堅實的落腳之地。

我尤其要感謝我的責編樊曉哲，她見證了這本書的孕育、成長、壯大，也可說，她催生了此書，從頭到尾，未有懈怠；她一直在陪伴。女主長到18歲時，我發給她看了；從那以后，田莊每長四五歲，我就發給她。她迫不及待想看，我說稍安勿躁，等田莊生完孩子再給你。隔了兩天她問，孩子生了嗎？我說，周末生。

我跟她是這么個關系，共生。她后期直接介入寫作，比如愛情，便是她執意堅持的結果，我本來不想寫愛情，難寫，并且從邏輯上講，愛情并不是人生的必選項，很多人沒經歷過愛情也活得挺好，可是她想看，否則田莊的人生有缺憾，于是我只好寫。為了寫愛情，我老早作鋪墊，指著田莊2007年談戀愛，沒談成，寫成了男女關系；2008年再談，我咬牙切齒地寫，末了發給她，她讀完喜笑顏開說，成了！我也喜笑顏開，她說成了就成了！開心就好。

整部《煙霞里》的寫作，充斥著快樂，首先是快，因為她等不及要看；爾后便是歡樂。寫作可以這么歡樂嗎？我都有罪惡感，對自己生出疑慮，我寫的是文學嗎？段子手都比我痛苦、嚴肅，須為拋梗而絞盡腦汁，人家也是創作，而凡涉及創作，都是痛苦的。可是何以我那么開心、輕松自如？因為語言。因為我的文字在樊曉哲那里得到了極大回響，這對于一個天生不自信的作者，是何等榮耀。她說她會看哭，她哭過好多次。可是，我是多么希望她笑啊，我寫的時候就常笑，我一邊寫一邊笑，有時笑得寫不下去了，只好跑到陽臺上去散散步，平復平復心情。我是希望達到錢鐘書寫《圍城》、楊絳讀了捧腹大笑的效果。顯然沒有。在我寫作時，《圍城》是重要的參考書之一，人物關系的交待太老道了，完全不露痕跡，就像生活本身。

作者和編輯的深入關系，在我這是第一次。我以前的寫作是藏著掖著，非寫完不見天日，怕漏氣。這次是例外。感謝這次例外，使得我有飛奔向前的力氣；這中間，她偷偷把一部分章節給到少數朋友，好消息她告訴我，壞消息她獨自吞下。她知道我脆弱，百米跑中哪怕一塊小石子都能使人遭受重創，高速容易自傷。有時我會跟她嘆氣，不想寫，太累了，她就哄著，好話說盡，一路都是夸夸夸；有時我疑心她是在騙我；某種程度上，這篇小說就是她哄騙的結果。

感謝她的哄騙，使我破天荒獲得了自由感，那是我寫作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自由感，一種極致體驗，一種飛翔感。我最敬愛的漢字不再絆我了，我就是漢字，以前我敬它、愛它，連“的地得”都要推敲，現在我與它合為一體，字詞不再是獨立的存在，語言紛至沓來，它要借我說話！啊，美妙的漢語，我最敬愛的漢字！我開心壞了，看著自己的十個手指頭在鍵盤上此起彼落，有時我會生出奇怪的幻覺，我的手指頭不會斷吧？

感謝所有在我寫作過程中閱讀部分章節的師友、同行，他們的鼓勵對我來說很重要！感謝《收獲》雜志，在我小說還未全部寫完時，他們便節選20萬字發表。感謝詩人雷平陽為本篇題寫書名！感謝我的家人、領導、同事對于我寫作的全力支持！

感謝一切！因為我在寫、在說、在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