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工作，屬于培根鑄魂的工作。文學創作就像樹木的生長，一個作家寫出培根鑄魂的作品就是一棵樹，一群作家寫出一批培根鑄魂的作品就是一片森林。王國猛的散文隨筆創作，在我看來就是一種培根鑄魂的創作，堪稱文學的“嘉木”。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明月清風我》《吹盡狂沙》，處處透露出“根”與“魂”的人生意識和強勁力量。我在他的書中，領悟到了一個作家如何寫出并寫好培根鑄魂的作品。

王國猛散文最大的特點是“正” “大”和“氣”。究其根基，是源自國學正典的深厚學問。他的學問體系，深耕于經過千百年的淬煉和滌蕩的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血脈相連，經史典籍、人文掌故、諸家述論，以及儒學、道學、理學、心學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他尊崇傳統、扎根傳統，議論時風，臧否人物，對談心境，都是以傳統學問為要點和根基。

學問的意思，不僅在學，還在于問。古代圣賢的大學問、大氣象，無不來自于學與問，特別是問，是一個學人的膽識與勇氣的表現。相較于學，王國猛的文章更重于問，問得光明，問得大方，不僅“問它”，也“問己”，不僅“問物”，也“問心”。在《明月清風我》中，王國猛在談論自己與世界的關系時，就先對自己的現實處境進行坦誠地切問，適宜的人生該置于何處？每當走近這樣的思維世界時，他絕不會藐視天地、小覷自然，而總是將自己的位置坐標與天地自然聯系起來。我在他的文章中看到最多的，是他如何與“自然”相處，感受山川河流、花草鳥蟲、清風明月、白云飛瀑；如何養浩然之氣，親近自然，享受自然，向往自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任自然”，痛快淋漓，光芒萬丈，“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便是自然、真實而樸素的大境界。

王國猛說自己“河山滿視野，天地入胸懷”。他在《胸懷人生》里寫道：“人的胸襟從來就有云泥之別。胸襟大者在天地之間，其次在山河之間；胸襟小者在斗室之間，甚至在方寸之間。”這種兼具天地意識和自然情懷的氣勢和格局，對于一個人、一篇文章的正大氣象，是不可或缺的根與魂。美學最高境界“氣韻生動”在王國猛的散文中得到很好的體現。他主張“以氣馭文”，認為以氣馭文方能行穩致遠，這是散文創作的心法，何嘗不是人生的心法。《明月清風我》《吹盡狂沙》及《今日方知我是我》《微言大義》《別有根芽》等作品，都能領略到作者氣勢如虹的氣魄，我認為最根本的，就是那些文章都有來自于道義、志向、理想、情懷的正氣。

學問當隨時代，只有與時代相互激蕩，回答時代的問題，回答現實中人的問題，方能歷久彌新。這種守正創新在王國猛的創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他并非一味地旁征博引、老調重彈，停留在古人的文藻中不能自拔，而是先打開現實世界的窗戶，走進世俗的生活當中，把古代圣賢和傳統典籍中的觀點或論述，抽絲剝繭，鞭辟入里，闡述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和人生境遇，用傳統的學問來解剖和探尋現代世界的復雜性。這種通過以古鑒今、以今證古的形式與古代圣賢和傳統文化對接起來，穿越時空與歷史對話，切近當下現實世界的省覺和思辨。

王國猛的文章有一股清新風氣，短小精悍，不僅節約寫作與閱讀的時間，還有力地拉長另一種時間——思辨的時間、內觀的時間。閱讀其文章，常常被新穎獨到的識見和真誠的論述所擊中。他不僅真誠地說出自己的處境，而且爽利地發出天地之問、古今之問、是非之問、時勢之問、人生之問、生命之問。他對自己的觀點見解、好惡長短，不會遮遮掩掩，閃爍其詞，少有旁枝斜徑，裝腔作勢，而是以率真為第一，以講真話為先聲，一語中的，直指根本，酣暢淋漓。這種風格在當今散文隨筆的創作中，是一種久違的古典文論之風，也是一種時代的散文新風。

唐代思想家、文學家李翱在《答朱載言書》中提出“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王國猛的散文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就在于澄明通透之余的“理辨氣直”，在于其君子之風，從四處吹來。比如《明月清風我》包含歷史典故、哲理、人生感悟，文化生活，文學藝術諸篇，文理情俱備，充滿簡約雋永的辭章，很多文章也都是條理分明、敘述通暢，具有詩的意蘊和魅力，是可以朗聲誦讀的美文。為了在較短的篇幅當中，把事情講透，觀點擺明，他另辟蹊徑。比如對于史與哲的融合，他并不追求豐富全面的史料，不追求多么深奧的哲學思想，而是采取收斂的方法，綜其一事，聚于一議，橫向列舉，最后以“我”的介入，收于一心。經由文史哲的融通化用，王國猛的文章顯現出通識的底色和澄明的氣質，一如他評價魯迅的文章那樣，“個性飛揚，鋒銳無比，暗藏著深厚的底蘊，閃爍著思想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