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文學高地進發的厚重之作

——“廣東重點作家作品系列研討會”鄧一光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討會專家發言摘要

2月24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廣東省作家協會、《文藝報》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共同主辦的鄧一光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討會在京舉行。

與會專家認為，《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厚重的戰爭題材作品，也是一部對戰爭進行深度反思的長篇小說。小說將中國抗戰納入到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體系當中，將不同文明間的沖突放置在世界史的眼光里，用大量非虛構的材料來構筑小說的機體，顯示出作者極為扎實的創作功底和極為廣闊的寫作視野。并通過塑造郁漱石這一特殊的人物形象，深刻思考了生命、戰爭、人性、道德、尊嚴與愛等一系列文學書寫的永恒話題，回應歷史、昭示未來，展示出高超的藝術技巧和厚重的思想內涵。整部作品構思宏闊、運筆細微，站在全人類的角度反思戰爭、祈禱和平，讓讀者對歷史、未來與責任有了新的思考，時刻提醒我們追尋人之為人的真正價值。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鄧凱認為，《人，或所有的士兵》突破革命歷史小說和新歷史小說的創作技法，對標、借鑒世界戰爭文學經典，寫人的小，而非人的大。從主題深化、文本拓展等多方面進行深入探索，龐大的體量中蘊含著真相的分量、情感的重量，反映人民大眾追求平等、民主，向往幸福、和諧的不尋常經歷和思想軌跡，折射出中華民族在歷史前進中蘊藏的強大精神力量。主人公郁漱石作為中國第七戰區兵站總監部的中尉軍需官，面臨恐懼的重重考驗，在軟弱與掙扎中葆有人性的光輝，以種種不完美的性格和行動成就了一個真實的、可愛可敬的人物形象。作家以追本溯源的考究極力廓清香港18天保衛戰的歷史脈絡，洋洋灑灑呈現出世界二次大戰的風云激蕩，打撈出被歷史煙云遮蔽的精神財富，挖掘記憶幽宮中蘊藏的文化遺產，使這部作品兼具文學價值、社會價值和歷史研究價值。

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張培忠談到，鄧一光是當代文學的重要作家，其創作兼具現實主義的冷峻和英雄主義的情懷。《人，或所有的士兵》延續了他一貫的創作風格，是一部挑戰創作難度、追求藝術高度、探尋思想深度的厚重之作。小說對香港保衛戰進行了全新的判斷和書寫，將之作為二戰的一部分加以審視，填補了相關題材的書寫空白；不是正面描寫戰爭，而是以法庭陳述、調查、舉證等多種形式巧妙搭建起作品框架，在非虛構的歷史背景下孕育虛構故事，拓展了虛實的邊界；小說將視角轉向戰爭中所有的人，充分反映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以人為本”“仁者愛人”的精神品質，在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方面做出了突出探索，是向文學高地進發的厚重雄渾之作。

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李紅強認為，《人，或所有的士兵》通過血緣、學識、修養、愛情等方面的設定，賦予了主人公郁漱石一個多元文化集合體的形象，對于戰俘營這一特定環境的設計則構造出了一個多種文明共處與沖突的實驗場。小說將筆觸深入到人性深處，直面大事件下小人物的生命常態，寫出他們復雜的人性，以科學的精神完成了人文關懷的工作，為“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增添了更為豐富的內涵。

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秦莉談到，“優秀的文學作品具有穿透時光的魅力。”《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厚重、卓越的優秀作品，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取得的重大成果。接下來，四川人民出版社將與人民文學出版社攜手共進，進一步加深了解、深化合作，為優秀作家提供更全面、更優質的服務。

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潘凱雄指出，作為近三年前出版的超長篇（77萬字的長篇），三年后還能再開研討會，這在我幾十年的職業生涯當中并不多見，這本身就是作品本身的魅力，或言亮點所在。鄧一光是新時期以來很重要的作家，戰爭題材更是構成其書寫的標志性特征，具體到該作品至少有三個特點值得足夠關注：一是把中國抗戰納入到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體系當中，這是我們走向國際化、全球化歷程當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作品最大的亮點。二是作品的主人公是從戰神變成戰俘，體現了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的生命理念，這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非常重要的標志之一。三是作品結尾有一個“本書參考資料”，涉及文字類文獻約45條至少2千萬字，可見作品之厚重沉實。

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徐可指出，《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偉大的作品，而且是一部偉大的戰爭小說。作者選取海量的歷史材料，把虛構和非虛構相結合，鉤沉史實，宏大磅礴，可見筆力非常深厚。此外，小說采取獨特的敘事角度和藝術形式，通過不同的敘述者、不同的角度互相補充，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形象，同時小說的主體的框架和情節的設計構成多聲部敘述，總之這部作品語言的密度、節奏、結構和寫法等等都超出我們既往的經驗，需要沉下心來閱讀，也帶給我們獨特的快感和享受。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表示，一部作品能夠經受時間的考驗，三年后還繼續被討論和認可，非常了不起。最早接觸鄧老師的寫作是城市文學，比如《在龍華跳舞的原則》《寶貝，我們去北大》等，當時讀完以后非常驚訝，感覺鄧老師把中國當代城市文學的書寫提高到一個特別高的高度，是對整個中國城市文學現代性的集中呈現和展示，可以納入世界城市文學書寫的譜系里討論。另一個脈絡就是戰爭題材書寫。《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真正的大書，首先它有一個文明的沖突性。作品用最豐富的非虛構的材料，用學者式的研究的眼光或者視野，來展示文明的對話、互動和沖突，它從一個戰俘，是從一個失敗者的角度、一個囚徒的角度去書寫戰爭，用非常極端的存在境遇，來凸顯人性最深刻的靈魂搏斗。因此它既是戰爭小說，也是存在主義的小說。同時，內視角的敘述方式展現了人性在復雜的歷史局勢里如何保全作為文明之子的存在感，為戰爭史或者文明史提供了獨一無二的人物形象。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志忠表示，作品主人公郁漱石的氣質與哈姆雷特有相似之處，他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尤其是戰爭文學里面少見的知識分子形象，既有哈姆雷特的追問、反省、沉思，又有積極的行動能力。小說涉及也非常巧妙，一上來就是不停的自我辯護或者別人辯護，和卡夫卡筆下審判當中的K一樣，它不是具體事實的危機，是一個人的危機，是人類的危機，人或所有士兵的危機，就是在二十世紀，在戰爭帶來的人的精神支柱垮塌、人的精神信念毀滅的前景之下，怎么樣生存，怎么樣走下去。此外，郁漱石展現了中國傳統智慧，以柔克剛，總之，他是文學當中少有的一類知識分子形象，而且這個知識分子不但能思考，而且有行動力，用行動和思考回應歷史，昭示未來，回應二十世紀以來人類生存困境提出的難題。

《文藝報》副總編輯劉颋表示，《人，或所有的士兵》是她看過的所有長篇小說里面完成度最高的一部作品，這部小說寫作有難度，閱讀也有難度，但是難度和收獲成正比。作品以拼圖式的結構呈現了當代文學中非常獨特的人物形象郁漱石，他從始至終只有一個追求，就是做一個真正的人，即便是在非常的時局中，他熱愛生命，熱愛生活，渴望安寧、相信柔軟，有脆弱、妥協的時候，也有他的堅守、奮不顧身。面對周圍種種的不理解，甚至誤解、屈辱，他只想成為一個正常人，為了讓戰俘營的人的生命得到最可憐的最基本的尊重，他付出了自己的尊嚴和代價，這個過程寫得非常隱忍、非常感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士兵，每個人是這個世界的，是正常的文明延續的士兵，每個人也是自己的生命的士兵。與此同時，這個拼圖結構也構造出戰爭后面政治、經濟等各種利益的交纏、糾結，在這個復雜的網絡中，文明受到怎樣的摧毀，文明又具有什么樣的力量能夠保證或者能夠幫助人類的延續，而人類的延續和文明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復雜關系，在這部作品里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書寫。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認為，作品讓人聯想到莊子的“有用”和“無用”哲學，把人性以及人與人之間復雜關系闡釋得觸目驚心，小說人物雖然行動極其艱難和有限，但作品通過回憶的方式，以及非虛構與虛構的方式，讓他們綻放出各自的歷史，讓人感覺壓抑當中有人性的光輝，有一種讓人感到振奮的東西，即無論在什么樣的境況底下，人的情感和能動性都會發揮出來，還有人的尊嚴。作為跨文化的多國培養出來的人才，他在不同的文明對撞當中，在一個文明表現出的不同面貌當中，在和平與戰爭、文明與野蠻之間穿行和思考，呈現出人在具體處境下的復雜性。此外，小說通過注釋把虛構故事不斷拉入到真實的歷史當中，讓虛構和真實形成某種對照關系，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副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李朝全表示，鄧一光老師是寫大作品的，他有非常大的抱負，不是尋常作家。這部作品就是要寫人如何有尊嚴地活著，還要探究一個人為什么活著，對人進行靈魂拷問，對人生進行追索，不僅僅是一部簡單的小說，它可能也探討人存在的一生的榮耀，包括人性的弱點和恐懼。同時作品也具有對戰爭的反思，如對中日之戰的審視，它把戰俘作為小說主角，體現作者的大歷史觀、大時代觀，他尊重歷史、遵從歷史的寫作姿態和態度，還有他追問和探尋歷史真實的孜孜以求的態度和精神，這是對于二戰題材、對于抗戰題材的創新和創造，也是一個拓展，作品獨特之處還在于用法庭調查的方式努力還原或者復盤人物一生的脈絡，就像建筑結構上的榫卯結構，嚴絲合縫把小說大廈構建起來，具有強烈的代入感。

《光明日報》高級編輯，文薈版副主編饒翔認為，鄧一光是中國當下文學特別難能可貴的一位強力型的作家，一個是指他豐沛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創作精力，另一方面是他的過人才華和不竭的創新能力。他在小說中表現的思辨力，對新事物的觀察力、思考力、思辨力，藝術賦形的能力，都讓人感覺不可思議。我特別贊同張培忠書記講到的一句話，他其實不斷在挑戰藝術的難度和高度，他通過對于史料的大量占有和把握，對于歷史的還原，通過對于人物細節的想象對于人性幽微的洞察，最后不斷挑戰自我，呈現一部藝術上、思想上、美學上這么豐沛的著作，特別值得欽佩。作品彰顯了作者豐富的歷史認識價值和人物的豐富性，實現簡單的國族視角的跨越。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理論處處長岳雯表示，其實評論家和作家是有競爭關系的，我們會在主題上、在書的閱讀上拿出自己的情感、智力、見識種種去跟作家競爭，但我特別羞愧的承認，在這次競爭中我寫出來的部分永遠不能說出我要說的部分，好像我們講不清楚，不能抗衡的感覺。鄧一光老師是我最敬重的作家，他把自己完全打碎投入到文學的篝火當中，讓文學燃燒。甚至文學對他可能也并不那么重要，他不是通俗意義上講的把自己獻給文學的人，他有一個大的志向，說知識分子也好，是那種有更大追求和格局的人，文學只是他表達的一種形式，他是拿命搏文的人，作為讀者我們甚至無以為報。鄧老師自己走進去，把很多固有的觀念上的藩籬一點點拆除，再來搭出一個新的東西，這是特別難的。比如對于文化和常識的再認識和理解等等，作者作出了非常可貴的探索，它不僅僅局限于歷史的書寫，它更像是一個寓言——每個讀者都能從中看到自己，并在不同歷史時期給我們提醒，作為一個人，或者作為一個人活下去多么不容易。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執行主編李蔚超認為，鄧老師是了不起的小說家，他是一個造物主，他創造一個世界，所以我們覺得把握不住它。他對他創造的小說世界的冷靜、自信、克制和平實體現在他的敘事中，這可以構成文學研究者進入的一個路徑。作品敘事非常篤定、平實、肅穆，他塑造了很多歷史人物，很多歷史名人，但是大部分時候只是提到他，并不是讓這個人物開口，而是在人物周圍虛構一些人物，用轉述敘述的方式，以很親近的方式讓這個歷史人物在他的空間中還原，讓讀者既有可信感，同時又有大量的陌生信息吸引我們去探索。小說提供了人是歷史的人質的歷史觀的反撥，其中每個講述者都是自信的、平靜的，它讓每個人物以法庭敘事的方式，看似客觀，看似在陳述和交代，實際上是無微不至地從一個一個的角度、一個一個人還原歷史的真實，從而成為歷史的主體和創造者。

《長篇小說選刊》主編宋嵩談到，他很喜歡這部作品。戰爭伴隨人類文明從古到今一直發展過來，這是文學創作永遠的主題，《人，或所有的士兵》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意義是，它彌補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上寫戰俘題材的空白，其實戰俘文學或者戰俘文藝在世界文學史和文藝史上有很悠久的歷史，如《桂河大橋》《戰場上的快樂圣誕》等，但在中國很少有作家愿意去觸及這樣的話題，作品顯然超出它們原著水平太多，期望它有朝一日能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此外小說把不同國家、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戰俘以及侵略者、統治者的“聲口”表現得淋漓盡致，使閱讀過程不顯得那么乏味，也是藝術上的一大特點。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員李壯表示，我們能從這部作品看到作者對文學的虔誠，關于這部作品的語境和它的精神底色，這部小說是戰爭小說，但是又超越戰爭話題，他把人的處境結合于或者放置于歷史和時代的語境之下，但是又將這個歷史語境或者時代語境逐漸剝離下來。它無限依托于一個特定的、具體的、真實發生過的有無數史料的戰爭背景，但是又從它的身上不斷剝離，甚至到最后很多東西都不重要了，你到最后會發現，它絕對不僅僅是熱血的敘事，或者民族情緒、歷史反思的敘事，這部小說徹底依托人的極端環境和赤裸狀態，真正寫的就是恐懼，是孤獨，是魯迅先生所說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他寫的就是尊嚴和放棄尊嚴之間不斷的搖擺。書里雜糅善和惡，美和殘酷，真實與荒誕，人物始終處在彷徨和不確定中，卻呈現獨特內核力量與光澤，非常有趣。小說敘事的拼圖結構也直接建構小說的內核，在這個設置中凸顯人物的異質性，以及極端環境中的人與人性。

作者鄧一光表示，沒有文化流變的歷史或者現實，沒有人類精神的科學幻想，不在一個整體人類的框架中去談論國家、民族、種族、性別和政見，這樣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人類是由斷裂的卻又生生不息的文明建立起來的，而這次的寫作就是想在過去、當下和未來這三個向度里追尋、審視、探究這種文明的邏輯，在一個更廣闊的疆域中形成對話與塑形。

（整理：楊璐臨? 攝影：蔡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