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枚，1932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作品有詩報告《西沙之戰》、詩集《新春》《海邊的詩》等；長篇小說和紀實報告文學《紅巾魂》《山里的軍人》《美軍敗于我手》；歌曲（詞）《我的丈夫是英雄》《人民軍隊忠于黨》《井岡山上采楊梅》等。1995年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10年獲廣東省首屆文藝終身成就獎。張湖婷/攝

“五四”前夕，我來到張永枚位于廣州的家時，他正站立在客廳中央，挺拔的身形像一棵不老松，等待著我這個素未謀面的四川小老鄉。

張永枚家世代行醫，祖父是中國第一代留學日本的西醫，并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出生在民主進步家庭的張永枚，讀過《詩經》《四書》《左傳》和李白、杜甫的詩，但更喜歡看《三國演義》等古代戰爭類小說。“尤其喜歡諸葛亮、郭嘉、荀彧、司馬懿那樣的軍師，小時候希望將來自己能當個軍師或者醫生。”

1949年12月初，在四川省立萬縣師范學校讀書的張永枚，正跟一群年輕人在西山公園橢圓頂鐘樓旁邊的體育場打籃球。不知何時球場邊有位軍人在觀戰，有人投球中籃就叫聲“好”；休息時，軍人就坐到中間跟大家擺“龍門陣”。

“后來才知道他是42軍軍長吳瑞林，正在組建42軍軍政干校，要招收4000名知識青年。我想，報名讀軍校，將來就有機會進軍隊，當參謀（軍師）的夢想就有可能實現。”

于是，未滿18歲的張永枚離開巴山蜀水，北上黑龍江省洮南縣，一邊學習，一邊開荒生產，開始革命人生的求索，這也對他以后的文學創作方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當不了“軍師”，做文藝兵也一樣出彩

朝鮮戰爭爆發后，張永枚提前畢業上前線，他在志愿欄填了“參謀和醫生”，偏偏事與愿違，被分進了文工團搞創作。“文工團、球隊是42軍很愛惜的‘兩件寶’。”張永枚說，上了戰場，政治部給每人發一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大家就開始一邊做戰勤工作，一邊搞創作，寫東西，上火線慰問演出。

“那時候后勤供應困難，我到連隊采訪都是自己帶著米，要吃飯就交一缸子米。”到后來，為了便利防空，志愿軍戰士們用炒面當干糧。張永枚在朝鮮洪川江畔，寫過一首快板詩《好干糧》：“炒面是咱好干糧，行軍打仗帶身旁。不用鍋灶不用火，翻山涉水真便當。炒面拌雪甜又香，難忘祖國情意長；吃下祖國香炒面，多抓俘虜多繳槍。一勺炒面一顆心，祖國盼咱立功勛；不滅鬼子不算了，祖國祖國你放心！”

張永枚撰寫的一篇篇戰地詩作，也像英雄的戰士一樣穿上了軍裝，將軍人使命跟冰天雪地的自然環境與戰爭的殘酷相結合，將戰場上涌現的事件和英雄，跟波濤洶涌的戰地細節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人讀起來非常自然地融入詩作中，進而猶如身臨其境，火線上奮勇殺敵、向死尋生的英雄形象躍然紙上。

比如以“鐵臂鷹眼”關崇貴“機槍點名”為原型的《機槍手》（老延安作曲家彥克譜曲，戰士歌舞團男聲小組演出），“機關槍，一聲吼，敵人膽戰心發抖，連發點射，織成火網，封鎖著道路和渡口。打得敵人頭破血流，不敢再回頭，我們是寸土不丟，英勇堅守的機槍手！機關槍，一聲吼，壓得敵人抬不起頭，發揚火力，掩護戰友，沖開了戰斗的突破口。打得敵人四散逃命，好像喪家狗，我們是攻無不克 勇往直前的機槍手！”

戰場上較量次數多了，敵軍形容42軍牛角峰英雄連是井岡山下來的部隊。連支部認為“敵人是個好教員”，提出發揚井岡山革命傳統，張永枚遂以《井岡山月》和之：“五大哨口通天亮，山峰似水涌浪疊，托出一輪明月。井岡山月，最圓、最皎潔，一派光芒永不滅！井岡山月，照過當年紅軍營，照過革命英雄血！”

從抗美援朝戰爭硝煙中走出來的張永枚，從此走上軍旅創作之路。他把在前線寫下的詩歌，結集為詩集《新春》，其中《我的丈夫是英雄》曾廣為流傳，獲1955年中南軍區文藝匯演創作一等獎、志愿軍總部優秀創作獎。

“清水河，清又清，我的丈夫是志愿軍，太陽下花開花更紅，我的丈夫是英雄。 一片片大雪紛紛下，他抗美援朝離開了家；村北頭，柳樹下，夫妻臨別定計劃，不當模范不相見，當上英雄才回家。盼到柳樹發了芽，紅通通的喜報捎回了家，紅通通的喜報捎回了家呀，媳婦的心里樂開了花……”我在網上找到了歌頌志愿軍戰士的《我的丈夫是英雄》，播放起來。這首歌把一個英雄戰士的妻子以自己的丈夫英勇殺敵、保家衛國為榮的驕傲自豪，盡情地表達出來。

張永枚坐在椅子上，靜靜地聽著，眼睛微閉，思緒似乎回到了當年抗美援朝的前沿陣地。文工團里15歲的馬玉濤、17歲的王玉榮等，都在戰場上縱情唱過這首歌，戰士們因此備受鼓舞，斗志增強。《我的丈夫是英雄》傳回國內，在人民群眾中也迅速流行起來。

見張永枚還在沉思，我把3年前從廣播里聽到的故事，講了出來：中央廣電總臺中國之聲為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推出特別報道《我和我的祖國》節目，在貴州省貴陽市志愿軍老戰士諶佛生家的采訪現場，記者播放《我的丈夫是英雄》歌曲時，能清晰聽到諶老的老伴斷斷續續地跟著哼唱的聲音。

一切交由讀者去評論，人民去傳播

“您看，好的作品不管過去多長時間，都會喚起人們心底的記憶。您對自己寫過的作品，哪一篇或哪一部最滿意？”我問。

張永枚立即站了起來，大手一揮，朗聲道：“我沒有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一切交由讀者去評論，人民去傳播。”

“廣州白云山有個‘紅歌會’，我聽他們唱過《人民軍隊忠于黨》。1960年至今，這首歌傳唱了幾十年，2009年還入選中宣部推薦的100首愛國歌曲，在我軍重大的慶典場合，甚至國慶閱兵、抗戰勝利紀念日都能聽到這首歌的旋律……”我說。

“那是肖民（著名軍旅作曲家）的曲子譜得好。”我話未說完，張永枚便搶著夸起了他曾經的同事。我正想說：曲譜再好，也要有歌詞做基礎。沒想到的是，他竟然輕聲哼唱起了《人民軍隊忠于黨》。我手捧泛黃的詞譜本對照，唱得一字不差，中氣十足。

張永枚創作《人民軍隊忠于黨》前，跟肖民一起深入井岡山，實地體驗當年紅軍艱苦戰斗、生存的環境。紅軍百折不撓的意志、必勝的信念、堅持戰斗的事跡，激發了他的創作激情。他立足井岡山，將人民軍隊幾十年艱苦卓絕的戰斗歷程作了高度概括，以問答方式闡明“黨指揮槍”這一根本原則，很快便寫出歌詞。肖民經過兩天一夜的琢磨，就完成了譜曲。

我與曾任海軍某部上校正團職部隊長的退役老兵何乃文談起《人民軍隊忠于黨》。他說自己“1972年入伍，唱過這首隊列歌”。“最顯著的特點是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主要歷史都描述出來。每次唱起這首歌，我眼前就會呈現出人民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單兵種到多兵種的既艱難曲折又波瀾壯闊發展歷程的畫面。”何乃文說。

好的詩歌都是來自生活的沃土

已經成長為“高峰”的張永枚，顯然不愿意跟我談“成就”。曾任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的瞿琮曾經這樣寫道：我一輩子，最仰慕三位詞人：喬羽為尊，還有就是張永枚（《人民軍隊忠于黨》《騎馬挎槍走天下》）和洪源（《學習雷鋒好榜樣》《北京頌歌》）。

“在您幾十年的軍旅創作生涯里，有什么采寫經歷是您最難忘的嗎？”提這個問題前，我猜想張永枚會聊起創作《西沙之戰》期間，三天三夜只吃了四個湯圓的事。《西沙之戰》以詩報告的形式，在《光明日報》首發，并被《人民日報》轉載，之后迅速被譯成英文、法文、蒙古文等十幾種文字，傳向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從《雪白的哈達》說起吧。”張永枚甫一開口，我就意識到自己“導向性”的提問思路錯了。

1959年3月28日，西藏百萬農奴從苦難走向輝煌。“我當時深入藏區走訪，所到之處，人們載歌載舞、歡天喜地，那一張張敦厚、淳樸的笑臉，像高原山頂的雪一樣純潔，像高原湛藍的天空一樣澄澈。我當時就想，從命如草芥到翻身自己做主人，從與牛羊同住到幸福安居，從大字不識到讀書掃盲，從一無所有到自力更生大生產……藏族同胞這樣的幸福，我感同身受。我想在創作中，既要向世人昭示舊西藏暗無天日的黑暗歷史，又要展現社會主義新西藏翻天覆地的變化。”張永枚說。

講完這段經歷，張永枚示意我喝茶，自己也端起茶杯品茗。女兒張湖婷則打開手上捧著的書，輕聲朗誦起《雪白的哈達》。

在同事吳大勇眼里，張永枚是渾身帶著戰火硝煙的詩人、高唱軍歌的行吟詩人、緊貼戰士鑄造軍魂的詩人、戰戰兢兢怕停了“針繡”的詩人，形容張永枚詩作里的戰士：五十年代是“騎馬挎槍走天下”，八十年代是“青春，露出紅石榴般的笑” 。

不管張永枚怎樣回避自己已經取得的文學成就，但已出版的40多部詩集、長篇小說、紀實文學、長篇敘事詩、戲劇、電影文學、兒童文學、詩論集，已經讓他矗立成一座高峰。

第二屆廣東文藝終身成就獎得主章以武說，張永枚的詩作思想境界高遠，經得起歷史和時代的考驗。“他從戰場走來，從軍營走來，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好的詩歌都是來自生活的沃土，這一點對今天的作家也非常有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