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同樂街》（花城出版社2022年9月版）（原發于《人民文學》2021年第5期，原名《曬米人家》），是吳君近年重要的創作成果。原作31萬字，《人民文學》節選發表其精華部分。小說以改革開放前沿熱土深圳的同樂街為背景，描寫了這個保留著獨特的集體股份制合作生產模式的村落中，落后戶陳有光與“90后”社區干部鐘欣欣之間的摩擦、沖突及和解，既展示了在共同體觀念感染下人民內部的碰撞和融合，又呈現了一代新人融入土地和人民的過程。《人民文學》在微信推文的導讀中強調了作者將細節作為敘事推動力和“不落窠臼的藝術章法”。如果把《同樂街》放在當代文學譜系中，源頭或可追溯柳青的《創業史》。鐘欣欣對位的是梁生寶，陳有光對位的則是郭振山。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哺育下成長的吳君，自覺地回到“十七年文學”中尋找寫作資源，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事情。在我看來，這部作品可能還隱藏著一個社會主義文學傳統再出發、文學人民性再體認的議題。

一般而言，1949年以來的文學被歸入當代文學，但當代文學內部卻存在著“人民文學”和“人的文學”兩個既存在差異又彼此糾纏的文學傳統。人民文學傳統也即左翼文學傳統、革命文學傳統，或狹義的社會主義文學傳統；而人的文學傳統則涵蓋80年代以來的啟蒙主義、人道主義和先鋒主義。這兩個文學傳統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可謂各領風騷幾十年。80年代，啟蒙主義文學與改革開放的社會潮流同構，具有毋庸置疑的歷史意義。但個體的過度釋放卻在進入21世紀之后走向其反面。90年代末期以后，“十七年文學研究”在當代文學研究界重新成為熱潮，但社會主義文學研究在很長時間內并沒有召喚出相同類型的寫作。很長時間里，當代作家的寫作依然是沿著80年代“人的文學”的延長線前進。“文學是人學”的議題曾在80年代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和共振，“人學”的文學遺產包括：反對不切實際的高大全人物，回歸人物的日常性、多樣性和復雜性；價值上的人道主義和文學技巧上的現代主義。時至今日，我們依然不能說這些主張已經完全失去了有效性。80年代以來，個體美學曾崛起于當代文學內部并成為風頭甚勁的潮流。個體美學是現代主義美學的回聲，強調“自由存在于孤獨的可能性中”（佩索阿），強調藝術將人“由一個社會化的動物轉變為一個個體”（布羅茨基），強調藝術“獻給無限的少數人”的精英主義立場。現代主義的個體美學呼應于80年代的啟蒙主義，重塑了彼時中國文學對個體尊嚴的想象，自有其歷史必然性和美學有效性。但是，個體美學在進入90年代之后逐漸走向極端，陷于個人主義的深淵。很多寫作者疏離于時代和社會，沉溺于一己之情緒、經驗和趣味，將自我的孤獨花園絕對化為世界和宇宙，更有甚者一面從消費主義社會中精心獲利，一面則“倚小賣小”，將“小”視作時代的本然和應然。這種誤入歧途、走火入魔的個體意識和美學傾向遭遇了與時代社會更血肉相連的美學趣味的反撥。留心于當代文學者不難發現，近十年來，一種新的審美轉型正在發生，這就是從個體到共同體的美學轉型。由此，共同體的美學的崛起可謂應運而生。我們必須在這種審美轉型中理解吳君《同樂街》的選擇。

吳君《同樂街》從寫作到作品題材、價值取向，都體現了重新激活社會主義文學經驗的選擇。今天，當代文學寫作重新激活“十七年文學”經驗，并非重回一種單向的集體美學，而是導向一種溝通個體與集體、自我與他者、民族與世界的共同體美學。所謂共同體美學，即不是用個體去否定其他個體或集體，也不是用集體否定個體，而是尋求并存與共生的美學。不將某個人物（不管是鐘欣欣還是陳有光）的立場絕對化，也不屏蔽或過濾多樣的聲音。八九十年代文學發現了“個人”，“個人”浮出歷史的地表體現了彼時的時代和文化迫切性，這個“個人”如何既葆有自身經驗，又走向對公共世界的關懷，這正是鐘欣欣這個“90后”社區干部的時代性和典型性。

吳君要處理的，不但是把生活的細節和文學的肌理帶入大時代的典型場景，將個體細小的美學和集體宏大的歷史視野結合，還是將理想化的新人與在場的人民聯結起來的問題。或者說，如何深化理解文學人民性的問題。人民是一個總體性范疇，人民超越于某一個，但又不放棄任何一個。文學的人民性具有某種理想性和精神潛能，只有寫出洋溢在土地深處和人民身上那種明亮的歡樂，新人的理想和歷史的視野才更有力量，共同體美學才真正有效。但是，人民又不能因為總體性和理想性而失去具體性。毋寧說，看到人的具體性是“人的文學”的要求，看到人的總體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則是“人民文學”的律令。這個時代的文學召喚，吳君感受到了，“同樂”不是獨樂，但同樂也不是對個體之樂的否定。《同樂街》正在兩種文學傳統的交融之路上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