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城手記》融合了純文學和科幻的雙重想象，從潮汕平原出發，對科技變革可能帶來的人和世界的變化展開探索和追問，何為真實，何為活著，技術給我們真正帶來了什么，這是陳崇正想要探討的命題。

科技革新正在以席卷之勢改變我們的生活。問題在于，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了嗎？我們的人生變得更充實了嗎？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友愛了嗎？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了嗎？我們付出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一過”，但現在似乎每個人都在過著這樣的生活。“全然未經討論，幾乎未遭抵抗”，二十年前沒有人想象過智能手機、抖音、微信、大數據、AI會如此大面積地占據現實，以致于我們在思想上毫無準備，只能全盤接受。那二十年、五十年后的未來是不是又會重復今天的現實？或許是時候對未來展開一種未雨綢繆的想象了。

科幻小說提供了一種想象未來的可能。如果說小說在今天還有什么意義的話，那應該是對現實、對生活保持著警覺、思考和探索的熱情，科幻小說在這一點上尤為突出。科幻文學將目光投向了宇宙，投向了遙遠的以及近在眼前的未來，投向了人與更大的存在，與科技之間的關系。科幻是關于變化的文學，也是關于未來的文學，對于真正的科幻文學而言，科技不是炫技、標榜、奪人眼球的元素，而是凝視的對象，這樣的科幻文學是真正的嚴肅文學。科幻文學的長處在于對社會、未來展開宏大的想象，對人性的可能進行極致的推演，而純文學長于對人性進行細致入微的刻畫，塑造豐滿的人物，敏銳的寫作者察覺到了兩者之間的裂隙，嘗試打破兩者之間堅硬的壁壘對之進行縫合，一種被稱之為“純文學科幻”的寫作正在涌現，更多的純文學寫作者開始了這樣的嘗試。

陳崇正是其中一位求變的寫作者，新近出版的《美人城手記》就是一部打破純文學和科幻文學界限的純文學科幻。《美人城手記》寫于2018年，五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出版，時間并沒有沖洗掉這部小說鮮活的時代感覺，從這個意義上看，陳崇正更像是一個先覺者。他將鄉土經驗與科技想象糅合在一起，在回憶中將過去、現在和未來并置，對正在到來/即將到來的后人類時代展開了豐饒的想象，在潮汕平原上憂心忡忡地推演人類未來的命運。小說中虛擬現實、智能軀體、有了自主意識的AI、人造子宮這些新技術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動搖了人的概念。《美人城手記》延續了《黑客帝國》《神經漫游者》《西部世界》《頭號玩家》這些經典科幻電影的主題和追問，同時又融入了本土化的經驗和情感結構，比如對于生育的執念在新的技術條件下的延續。

讓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新變背后隱藏著更為重要的問題。何為真實，何為活著，技術給我們真正帶來了什么，這才是陳崇正真正想要探討的命題。當虛擬現實成了現實的一部分，當人的記憶可以被提取上傳，一個人活著的表征還是他有一副完好的生理軀體嗎？如果人失去了生物軀體，我們又該如何感知他的存在？當做人的資格都要爭取，當人就像“沙灘上的一張臉”被輕易抹去（福柯語）的時候，我們又該以怎樣的態度面對科技？是要固守傳統的倫理法則，像福山所希冀的那樣用政治鎖死科技，還是要像赫拉利、劉慈欣這些技術樂觀主義者想象的那樣，重建一套與新的技術相適應的社會道德？如果歷史走向后者，誰又有資格和權利來為新的社會立法？守護傳統的人文主義神話，還是走出人類世、全面擁抱后人類主義、主動賽博格化，這些問題并非遙不可及，如果我們不提前對之進行思想實驗，當未來的雪花飄下之時，沒有一個人能夠像德勒茲和布萊多蒂幻想的那樣游牧于數字和智能技術的控制范圍之外幸免于難。《美人城手記》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這些問題的契機。

陳崇正并不對技術抱有天真的幻想，某種程度上，他是一個傳統的人文主義者。在小說中，技術帶來的不是烏托邦而是惡托邦，現實中的等級秩序、階層結構沒有因為技術的變革而輕易變更，資本的邏輯也并不隨著技術的迭代而改變。陳崇正試圖提醒我們，如果不對社會結構作出真正的反思，如果不對未來作出真正有想象力的構想，未來只會重復過去的歷史。

《美人城手記》在思想上有銳意，在美學上也有科幻小說中不常見的細膩。陳崇正是從純文學陣營中走向科幻小說的寫作者，《美人城手記》很好地展示了他在語言和人物塑造上的才華。不同于以往在人物塑造上相對單薄貧乏的科幻文學，《美人城手記》寫下了陳星光、關立夏、關立秋、鐘小界、陳星空、陳達瓦等一眾鮮活的人物形象，小說通過一則則第一人稱講述的手記，讓小說人物輪番登場開口說話，故事在眾人的回憶中交織推進，小說也由此獲得了更豐富的層次。

還要提到的是《美人城手記》與“新南方寫作”之間的關系。近幾年“新南方寫作”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論者普遍關注到了其蘊含的美學可能，試圖從中找尋到更新當代文學的另類力量。不是為新而新，也不是刻意為了和北方文學、江南文學不同而標新立異，而是為了回應當下文學/文化所面臨的切實困境，具體來說就是從南方以南的地域文化中尋找新的思想資源和藝術資源，帶著鮮明的問題意識寫作。《美人城手記》融合了純文學和科幻的雙重想象，從潮汕平原出發，對科技變革可能帶來的人和世界的變化展開探索和追問，可以說是“新南方寫作”的一個代表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