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華杰是打工青年出身，但他的小說不局限于打工題材。在他出版長篇非虛構作品《世界微塵里》之前，只讀他的中短篇集《賒佛》和長篇小說《春潮》的話，很難意識到這個作者與其他從鄉村去到城市生活的青年作家有何區別。在我看來，今天討論青年作家的創作，“打工”的身份不再能構成一種閱讀的誘惑力或經驗的沖擊力，甚至不再具有獨特性。當前，每個城市青年都有著強烈的“打工人”意識，莫華杰與他同時代青年作家的身份，包括他們的城市體驗或鄉土情感，已經沒有什么大的差別。因為這種“無差別”，我閱讀莫華杰的中短篇小說時，也不再關心作者的打工身份，而是關注小說的南方特質及其城鄉結構問題。

《春潮》是個20世紀90年代的青年創業故事，人物要不斷地往來于城市與鄉村之間，其城鄉結構尤其明顯。《世界微塵里》記敘的是作者離開家鄉去到東莞打工的人生經歷，明顯的鄉下人進城敘事，人物在東莞打工時也不斷地回望故鄉，這里的城鄉結構不僅僅是故事的由鄉下進到城市，更是人物內心的懷鄉情感和入城希望。《賒佛》講鄉村賒佛傳統的消逝，小說中已經入城的“我”享受著大城市的生活，拒絕回老家繼承父親、家族的賒佛職業，這是現代城市生活對傳統鄉村習俗的阻斷。《替生》寫的是“我”作為城里人去鄉下認親的故事，小說表現的是城市人的狹隘與鄉村老人的淳樸。《冬至》寫農村老人離開東莞回到廣西農村的故事，寫農村老人對城市生活的眷戀。《遠山》讓一個偏僻山村的樸質青年進城體驗了幾天城市生活，典型的城鄉敘事結構，將鄉村世外桃源化，而把現代都市欲望化、符號化。《香火》沒有直接寫城市，但城市是作為一種發達的、財富的象征性力量作用于鄉村世界。小說中的狗生，年少時卷走全村電費去到城市，二十年后回到農村，用他在城市獲得的金錢欺騙和玩弄著故鄉村民的感情和信仰。還有《后事遺癥》，現代城市的企業老板，要經常回鄉村老家“送死”，有著清晰的城鄉結構。這里的“送死”，是說老家農村若有老人去世，在城市的后人也要回去出席葬禮、幫忙送葬，否則自家老人去世就會陷入無人幫忙的麻煩。這部小說除開詳細描述了鄉村的喪葬傳統，更讓這種傳統直接介入到城市生活，并且成為了一個現代城市家庭無法生育、事業受阻的“理由”，傳統進入城市成了迷信，令人感慨。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很多作家都寫過鄉下人進城的故事，都會不同程度地采用城鄉敘事結構，這是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文學表現。莫華杰的城鄉敘事，在敘事形式等方面并沒有多少新穎性，但有一點，這里的城鄉敘事不再是單向度的鄉下人進城，而是城市與鄉村的互看互通，既有進城故事，更有返鄉事跡，甚至主要是人物的由城返鄉帶動故事的發展。像《賒佛》這篇，作為鄉村傳統、家族職業的賒佛習俗，在小說中是一種隱形的、強大的力量，召喚著敘述者“我”回鄉繼承父業，小說最后是“我”送父親骨灰返鄉。還有《冬至》，是很典型的由城返鄉的故事。“我在東莞待了六年多，身心早已融入城市，對那些五彩斑斕的燈火念念不忘。人是群居動物，都向往繁華熱鬧的都市，活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神經都容易活躍起來，心情也就不一樣。從城市回到鄉下，就像一條大海的魚兒游到了小河里，少了許多樂趣。”直白的城鄉生活比較，所要表達的是人物對城市熱鬧生活的懷念，這與之前很多作家的進城故事形成了大的差異，它不再是表現農民對城市的不習慣和排斥感，不再是講述城市的“罪惡”。連老人都被城市生活所同化，開始認同城市的繁華與熙攘。城市化發展到今天，農民不再將城市視作罪惡之地，他們對城市已不再陌生。農民的進城與再返鄉，不會是簡單地回到他們進城之前的那個“鄉”，必然帶來新的鄉土認知和生活感受。如何讓返鄉的農民重新認同鄉土生活？莫華杰在《冬至》這篇小說里，重點寫了動物對人的純粹感情，讓人物重新感受到一種最自然、最質樸的情感關系，而不是城市生活中習以為常的金錢、利益關系。

《冬至》這篇讓人物返鄉、重新找回鄉土世界淳樸感情的故事，啟發我們重新認知莫華杰城鄉敘事的文學價值，尤其他很多小說為何還要將鄉村浪漫化？這不是重復講述城市化之前的鄉土故事，這是講述城市化之后的鄉土故事，可以視作新鄉土文學的一種表現。莫華杰的新鄉土寫作，是想為當代的城市青年“重構”一個值得返回的鄉村。這個“重構”，包括重新看到鄉村世界的自然風景，也包括用文學的方式再造鄉村社會的人情風俗。在這個“重構”鄉土的文學實踐中，也充分凸顯了莫華杰作為南方作家的優勢。莫華杰的鄉土敘事，在人物故事層面關聯著鄉村與城市之外，在敘述中也突出展示了南方鄉土世界的自然風景和風俗傳統。像《賒佛》這篇，召喚敘述者回鄉繼承父業的力量，不是這個職業能帶來多少收益，而是這個職業意味著的文化傳統及其承載的鄉村人情。包括《后事遺癥》中，回鄉“送死”的傳統習俗，莫華杰并沒有把它寫成一種迷信或者陋習，而是寫出這種風俗背后鄉村世界最樸素的情感和信仰。“賒佛”和“送死”，這些南方偏僻鄉村的祭祀風俗，還沒有被現代社會的權力和資本吞噬，至今還維持著一些相對純粹的人情關系和價值體系，它們對于現代城市人而言，不是簡單的世外桃源想象，莫華杰其實是將這些實際性的鄉土存在，轉化成了精神力量，用以“重建”一個值得留下的城市。

重構鄉村，重建城市，莫華杰的南方敘述讓這種雙向的再造變得可能。“賒佛”“送死”是南方山村古老的風俗傳統，莫華杰更多的小說則有意無意地呈現著南方鄉村的自然風景。如《春潮》里無處不在的南方動植物，包括非虛構作品《世界微塵里》講述的工廠記憶，也是藏在山林深坳處；還有《遠山》，讓城市青年回到自然之家，直接展示南方山村的原始風景。同時，莫華杰也寫鄉村世界野蠻落后的一面，如《碑傷》《香火》《蝙蝠洞》等，這些故事又從反思和批評鄉村陋習的維度擴展著他的南方敘事。莫華杰不是刻意把南方鄉土詩意化，而是不自覺地將南方塑造成了觀察當代中國城市化問題的文學鏡像。當代中國的城市化，并不是簡單地讓城市文明改造鄉土文明，而是鄉村與城市相互影響的文化互滲過程。鄉村和城市，都是復雜的多面的。莫華杰小說的城鄉結構為的是讓鄉村與城市相互補益，而風景、風俗方面的南方特征，讓這種補益變得可能。莫華杰以南方鄉村的淳樸和純粹療愈著現代城市的功利和無情，也以城市現代文明改造鄉村社會的野蠻，這是新鄉土文學，也是新南方寫作。

（作者系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