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3年8月21日，“新南方寫作：流動性與未來性”文學交流活動在廣州花城文學院舉行。活動達成了“立足今日南方以南，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創造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南方故事”的共識。今天“花城”公眾號推送到場評論家的精彩發言。

蔣述卓

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

“新南方”這個話題自出現起已經過了兩三年，目前學界存在著一些疑惑，認為這是一個理論先行的命題。對此我們首先要澄清，“新南方文學”這一命題是在文學作品涌現的過程，由陳培浩、楊慶祥和張燕玲等許多評論家敏銳地感覺到，并加以總結和提升而出現的。文學史的建構不僅需要作家寫出作品，也需要理論界將其歸納、總結和提升。在文學史上整理和回顧粵派文學批評的譜系，我們會看到陳平原、溫儒敏、洪子誠、楊毅等人的名字，甚至可以追溯到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如今《粵派評論叢書》已經出版了32種，接下來還會有新的作品出現。

所謂“新南方寫作”的未來性，我理解為“新南方”的愿景，一個是不斷發展的粵港澳大灣區，一個是日益聯通的世界，這恰恰是“新南方”的未來。“新南方”的愿景并非一個固定的圖式，而是在寫作和評論的蓬勃生長和相互呼應中建構成型。

所謂流動性。長期以來，南方以南作為文化的邊地，其邊界和范圍就是在流動當中形成的。黃遵憲如果沒有去當外交官，也無法產生世界革命的思想；梁啟超是在流亡日本、流亡美國的歷程中塑造了小說觀念，生成了小說革命的觀念。南方的作家曾經向中原的文學看齊，向北京的文學看齊，向魔幻現實主義看齊，向先鋒文學看齊，今天又回到南方以南。流動性造就了“新南方”容納南北、容納中外的品格。我想，“新南方寫作”是超越地域的，它的核心在于革新求變，希望文學小說家、作家與評論界共同攜手，創造“新南方寫作”的佳績。

賀紹俊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監事長

遼寧省作協副主席

“新南方寫作”是這一兩年反響最熱烈的批評話題之一。說它是之一，而不是唯一，是因為我同時想到另一個熱烈的話題，就是“新東北文學”。一個南，一個東北，仿佛遙相呼應，二者都是以地域為其識別標志的，但顯然和我們過去所討論的地域文學有著根本性的區別。“新南方寫作”和“新東北文學”完全超越了自然地理因素，而成為一種由現實政治、經濟制度和歷史文化以及自然地理綜合作用下的一種文學現象。它不僅是一個空間定位，也是一個時間定位。

當我們說“新南方寫作”或者是“新東北文學”時，應該將“新”當成一個動詞來理解，它是一種由舊到新的文化動作。“新東北文學”，就新在工人文化的崛起，東北地區作為新中國最早的工業基地，形成了強大的工人文化傳統。這種傳統活在工人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是工人通過自己活生生的經歷創造出來的。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造成了大量的下崗工人，但也松動了原有的體制，讓工人文化活躍于表層，被作家們在生活中敏銳地捕捉到。

“新南方寫作”是另外一種文化的結果。南方的氣候不同于東北，吹拂著強勁的全球化和現代性的暖風，有一種新的文化籠罩著大地。我把這種文化界定為自由貿易的精神，自由貿易是追求自由、公平、公正和互惠互利的國際經濟合作方式，它是一個多方向的概念，既屬于國家與國際機構，又涉及國民經濟和個人利益，要想實現自由貿易所達到的目標，我們需要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保持合理的市場和政策規范，以實現貿易和社會的可持續和平發展。

南方的土壤經過改良，越來越適應自由貿易的生長，也營造出一種體現自由、公平公正和互惠互利的精神生態，悄悄改變著作家們觀察世界的狀態和方式，從而造就了“新南方寫作”。

流動性和未來性，這兩個詞語非常貼切地體現了自由貿易精神的特征。流動性意味著“新南方寫作”是一種正在生長中的、充滿變動性的文學寫作，它的“新”不是指作家們都呈現出同一種新面孔，做出同一種新表情，而是指他們總是在嘗試新的動作，不斷給讀者帶來新意。我去年讀到了幾部南方作者寫作的作品，比如廣東作家魏微的《煙霞里》、龐貝的《烏江引》，廣西作家林白的《北流》等。幾部作品各有心意。魏微將臉譜思維與日常性敘述有機融合，龐貝著力于歷史敘事的文體之變，林白的創作始終是南方文學的一道獨特風景，表現出認知世界的獨特方式，《北流》是她的世界觀及文學觀的集大成之作。

所謂未來性，我更愿意將其解讀為一種指向未來的不確定性。我認為“新東北文學”和“新南方寫作”是一對完美的組合，它保證了當下文學發展的文化平衡性。“新東北文學”是剛性的，“新南方寫作”是柔性的，“新東北文學”有山的穩重，“新南方寫作”有水的流動。但無論是“新東北文學”的工人文化還是“新南方寫作”的自由貿易精神，二者都有著解構規訓和抵抗改造的內涵。如果“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都能保留下文學的原初本質，那么它們都有精彩的未來。

謝有順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想表達幾點。

第一點，任何命名都是雙刃劍。在文學史上看，沒有一種命名是嚴謹的，也沒有一種命名是完全想明白了才出現的。朦朧詩、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新寫實，這些命名都不是那么嚴謹，但是依然對于文學史和文學研究依然很有意義。因此，我們可以承受“新南方”這個名字的漏洞和缺憾，而不必去過多糾結“新南方寫作”字面上的邊界和定義。

第二點，無論宏觀的文化還是具體的寫作，南北之分從來就有，不必回避或者模糊這一點。錢穆研究中西文化得出一個觀點，文化會隨著地理而變化。西方的文明傳播是從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從低海拔的地方到高海拔的地方，從暖的地方到冷的地方，最早是從今天的希臘、意大利，到今天的法國、英國、德國、北歐諸國等地。中國是相反的，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再到江浙、閩粵等地，我們是從大面積的地方到小面積的地方，從高寒到低暖。梁啟超也有相似的論點。唐代以前，中國的名人基本出自北方，多數是軍政人物；唐代除了張九齡跟慧能，廣東是沒有名人的；唐代以后，到清中葉以前，揚子江流域出現大量文化人物；鴉片戰爭以后，經濟實業人物以珠江流域為中心大量涌現。這種區分看起來很粗俗，卻有其道理。地理對文學、文化是有明確影響的，這一點不用回避。

第三點，最好的文學恐怕仍然是南北同體的，超地域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文學史上最動人的，往往南人寫北，北人寫南。南唐后主李煜最好的作品，是他被帶到北宋的國都以后寫出來的；魯迅算是個南方人，但是他筆下的意象是北方的，他喜歡寫枯草，一根根像銅絲一樣，他寫奇怪而高的天空，他筆下的花鳥蟲魚這些小動物都被北方的寒冷所壓制；張愛玲更典型，她是典型的南方，但是靈魂的底色是北方的，所以我們說張愛玲是蒼涼，而不是凄涼。以前討論女性文學的時候，我們強調最好的靈魂是雌雄同體，最好的寫作恐怕也是南北同體的。

朱燕玲

《花城》雜志原主編

前段時間，《三聯生活周刊》給李敬澤做過專訪，題目是《南方是流動的南方》。其中提到，景觀的、空間的、抒情的南方在文學、影視、流行音樂等大眾文化中被反復的征用，直到這兩年形成一種能夠辨認的文化現象。在文學圈中，這個現象可能就是“新南方文學”。

對于南方，我個人有兩次深刻的體驗。一次是我八十年代剛剛到廣東來的時候。當時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那個時候，全中國人的目光是向南方注視的，第二次是近幾年，南方文化在影視、音樂領域的繁盛。李敬澤說過，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地方性主要呈現在地方精英身上，比如修憲制，這是地方紳士的責任和權利。到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大量普通民眾在表達地方性的體驗記憶，從而形成了各種影視音樂作品。所謂的“新南方”，恐怕要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去認識：草根的視野、民眾的經驗。“新南方文學”如何被大眾認同？這是我在觀察的。

申霞艷

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現代化的視野里，我們才能看到“新南方寫作”的深遠意義。因為“新南方文學”與當代的經濟基礎、文明轉向有很大的關系。在中國歷史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為邊界，沿線區域也成為游牧文明和鄉土文明的交集地帶，成為移風易俗、文化嬗變的區域，戰國時期的胡服騎射就發生在這里。在那個時間段里，所有的南來作家都是被貶的，最有名的像韓愈、蘇東坡，這些人到南方來都是非常不情愿，都是被朝廷體制所排斥的。到了改革開放后，南來才變成一個主動的行為。到了近幾十年，我們是在跟西方打交道，南方的沿海地帶成為了交鋒和交融的第一線。漫長的中西的交流史為粵港澳大灣區賦予了歷史意義，我想，也只有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才能夠識別“新南方”的意義。

過去，文化交融的主體是游牧文明和鄉土文明，今天則是鄉土文明和新興的科技文明與商業文明。“新南方寫作”的意義將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得到更大的凸顯。

曾攀

《南方文壇》雜志副主編

前些天我和李敬澤老師聊天，很有收獲。第一點，他認為“新南方寫作”打破了以往我們在文學地理以及地方性書寫方面的單一的區域性描述，并不是說廣西寫了什么東西，海南寫了什么東西，而恰恰是流通、打通的。跨區域性決定了南方之“新”，不同于我們既往的對于地方的想象，也是“新南方”關鍵的立身之處。第二點，他提到“新南方寫作”不應單單局限于文學，需要尋找更多跨學科、跨藝術門類的結合，如影視、音樂、攝影等等。之前和張燕玲老師在組織“新南方寫作”話題的時候，我們也非常注重打通新的藝術門類。

經過這兩年的討論，“新南方寫作”的概念提出和理論創新似乎已經完成了。此刻，我們需要拿出有分量的作品來說話。我們可以期待一種種跨時空、跨學科、跨語際的寫作，如《流俗地》里不同語言、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之間的碰撞以及《北流》中的方言書寫。我非常認同謝有順老師的說法，真正的“新南方”是打通南北的。我們從南方出發，走向無遠弗屆的世界中去，走向未來，走向新的空間和新的想象。

廖偉

《中篇小說選刊》雜志社副社長

作為期刊編輯，我分享一下自己在文學的一線現場，看到的一些實際上尚未被關注到，但是應該被歸集在“新南方寫作”譜系中的作品。

第一是粵語寫作。2020年，我們在《上海文學》的2019年最后一期雜志上發現了一篇很獨特的小說，名叫《凼凼轉》，引起了我們對粵語寫作的關注。“凼凼轉”是一句粵語，大意就是團團轉。這篇小說的作者叫伍德摩，1993年出生在廣州。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大量粵語口語經過書面改造進入了文本，呈現了粵語的活潑感。他在小說中深情地回望了90年代廣州的一條小街，回溯在這個小街上發生的“康樂”事，幾乎構成了廣州的一小片歷史。當時我們編輯部很看重這個作品，認為它改變了常見的那種四平八穩，甚至有些油滑的故事聲腔，擴大了漢語寫作的空間。在2020年年尾，我們又碰到了一部粵語入文與風俗文化描繪合一的優秀作品，就是葛亮的《飛發》，后來《飛發》獲得了魯迅文學獎，《凼凼轉》卻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第二是海洋性。從2022年到2023年，我們選載了孫頻的三篇小說《海邊魔術師》《落日珊瑚》和《海鷗騎士》，它們最后被冠以“海邊三部曲”發表。我們注意到孫頻寫作的轉向，一個北方作家開啟了對海洋的寫作。這三個故事都發生在大陸最南端一個叫木瓜鎮的地方，現代蠻荒、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交織碰撞的作品。我們之前選載的林森的《海里岸上》《唯水年輕》等作品，也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海洋三部曲”。海洋開始逐步地進入到作家寫作和關注的視野當中，我想這也是“新南方寫作”所樂見的。

楊丹丹

河南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新南方寫作”現在是公認的學術熱點，而我們要思考的是怎么樣讓這個熱點變成經典，讓這個抽象、重疊性的概念變成具象、獨立的概念。

怎樣使“新南方寫作”從熱點變成經典？一方面，它需要我們作家不斷提供新的內容、新的語言、新的審美，來支撐“新南方”的“新”。另一方面，“新南方”里面還有“南方”，也就是說作家們必然需要處理南方文學、乃至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寫作傳統和經驗。例如，如何將我們一直在講述的革命、政治、歷史題材，置于“新南方”的語境內？前一段時間，鄧一光老師出版了《人，或所有的士兵》。從地域身份來講，鄧一光老師屬于深圳，屬于南方。而實際上，《人，或所有的士兵》呈現的是一種自覺的人類意識，寫的是人和歷史，寫的是文明之間的沖突，寫的是歷史內部的話語對峙以及人性復雜。

“新南方寫作”有一個常被提及的重要特征，就是海洋性。“海洋”僅僅是一個日常的物理空間，還是能上升為一種特有的精神思維和行為方式？王威廉曾經提出過一個“海岸線敘事”的設想，這條線的一邊是海洋，另一邊是內陸，而且海岸線會無限地延伸，具有一種世界性的價值和意義。

同時，我們也要警惕和思考，如何用抽象的概念來詮釋個體的文學差異？正如楊慶祥老師所說，“新南方”是流動的，是面向未來的。我們需要這樣的概念，更需要“新南方”的作家、評論家們不斷地完善這個概念。

謝剛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已經有不少和“新”有關的命名，新文學、新詩、新感覺派、新時期文學、新寫實主義等等。這些命名像隧道里醒目的標記，使文學史變得更加清晰可辨。不過，也有一些以“新”命名的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失效了，難有長久的效力。如果以“新”來冠名的概念只表明時間先后，而沒有發現文學對象的某種切實而新穎的特性，不能打開理論與方法上的視野，就不能發揮多少闡釋和建構的力量。

到目前為止，還很難說“新南方寫作”存在統一的美學特征。但是，“新南方寫作”依然是有效的。之所以有效，我認為是因為它有一個深入人心的參照對象，即源遠流長的江南寫作。“南方以南”的說法指向有別于江南寫作的南方寫作的特性。華南、西南、南洋地區的環境、習俗、文化、語言和思維方式造成了文學審美的獨特性。我甚至認為，“新南方寫作”的“新”不僅是指近年，也包含著對于現代文學史上華南、西南、南洋地區寫作主體性的追認。這種主體性在過去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話語中似乎沒有得到充分彰顯，或多或少在南方文學、現代漢語寫作、華語文學之類的寬泛表述中被遮蔽和隱藏了。當然，誰也不會天真地認為存在一種本質意義上的“新南方寫作”，任何文學形態之間都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嚴格界定和精確提煉“新南方寫作”的本質顯然做不到，也沒有必要。

“新南方寫作”概念既是對于已有的文學屬性的點名和概括，也是在寫作方法和寫作價值層面發出的呼吁和召喚。“新”顯然包含著當代感。明眼人會發現，當下的一些寫作似乎只是在憑借一種慣性，在骨子里很舊，舊得讓人恍若隔世，無法呼應當代人的內心。有理論認為，陌生化就是文學的生命，那么寫出日新月異的時代變化，尤其是蘊含其中的時代精神就是“新南方”成就陌生化的重要途徑。

李德南

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學者

首先，“新南方寫作”在歷史視野層面推動了文學人從民族國家史觀到全球史觀的擴展，這個視野的變化非常重要。以往作家們對地方的理解往往在國家與地方的框架當中展開的。近年來圍繞著“新南方寫作”的創作與評論，除了國家與地方的框架，也有世界視野或者是世界性元素的融入。認識框架的改變又會引發很多新變化，以往在歷史研究或者是在文藝創作中的次要問題，現在可能變成主要問題；一些原來不是問題的問題，現在又可能變得非常引人注目，比如宗教的傳播問題，不同文化、藝術的融合和沖突的問題，跨國界的交往倫理問題等。在史學界，研究重點由國族史到全球史的擴展或者轉變，來得更早一些。現在文學創作跟研究也跟進形成了新的熱點，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新南方寫作”在全球化的、全球史的語境中展開，盡管沒有一個明確的空間邊界，但是目前被納入其中的許多地方，確實存在著一座座還沒有得到充分挖掘的文學富礦。比如泉州在宗教上的獨特性。又比如近現代的嶺南，是中國跟西方、跟東南亞國家跨文化交流的一線區域。這些歷史經驗在不斷地對當下構成互文和對話。廣州、澳門、香港、深圳等城市，因為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許多方面的優勢，所以往往能夠得風氣之先，產生新的經驗。改革開放以來，在現在的大灣區先后出現了打工文學、新城市文學、科幻文學等現象，都是對中國最具有現代性的新經驗的直接表達；同時，在這些寫作當中有寬廣的世界性的視野，是一種面向世界文學的寫作，世界文學既是作家們閱讀的對象，也是創作的參照系。

劉洪霞

深圳文化廣電旅體育研中心副研究員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的社會大環境，尤其是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和發展是“新南方寫作”發生的至關重要的宏觀因素，南方的文學寫作呈現出在地性的新特點、新趨勢。可以說，“新南方寫作”是對新情況、新寫作及時的命名、歸納和總結。同時，隱匿在時間褶皺里的歷史細節也在被重新發現，這里包括民族史、戰爭史、革命史、改革史、生活史等。以新的視角來重構歷史，提供新的歷史認識，也是“新南方寫作”的重要方向。例如深圳作家鄧一光在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書寫1942年香港保衛戰，成為第一個將這段歷史寫進小說的作家；深圳作家厚圃的長篇小說《拖神》，是對潮汕地方歷史的書寫，呈現出與世界對話的勇氣和力量；蔡東的《月光下》《外面下雨了嗎？》《日光照亮北斗》三部作品，以月光、水、雨等自然風物來抵擋現代性的異化和焦慮，代表了一種極具個人辨識度和極其個人化的現代性寫作；另一個深圳作家南兆旭，他的破圈之作——《深圳自然博物百科》，表面上在寫深圳的自然，實際上寫的是人與自然。深圳文學是“新南方寫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深圳的現代性話題也包含在“新南方寫作”的思考范圍當中。

“新南方寫作”從它生成之際起，所面向的就是世界和未來。同時，“新南方寫作”也有明確的去中心化、追求異質性的意圖，由此來凸顯被遮蔽的文學經驗。

賀江

深職院深圳文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深圳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可以歸入“新南方寫作”的范疇，比如鄧一光老師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蔡東的《日光照亮北斗》，南翔的《老桂家的魚》，厚圃的《拖神》，畢亮的《在深圳》等。如果將鄧一光2009年來深圳之后的創作和之前進行比較，會發現他小說中的南方因素在逐步增強。南方獨特的地理環境、氣候、森林、河流以及接連不斷的臺風，都被鄧一光所涉及。光是將臺風天作為故事背景的小說，鄧一光就寫了不下10部，例如《深圳藍》《臺風停在關外》《風很大》等，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多變、駁雜、神秘的南方文學書寫的空間。尤其是神秘性，比如《深圳在北緯22°27′—22°52′》里面的變形，《乘和諧好找牙》里面神秘消失的牙齒等。近幾年，鄧一光嘗試在小說中加入粵方言。如果大家讀他最近的小說就會發現，當突然有一種粵語的文本出現，本地方言的進入營造出一個復雜、迷人的南方強調。

深圳青年作家蔡東的寫作也具有典型的南方特質。南方充沛的雨水、陽光、月色、山景，多樣的植物，都是蔡東筆下的南方意象，給蔡東的小說營造了濃烈的詩性氣息。這種南方風景和物候，在被深圳作家不斷發現。深圳是一座移民之城，大多數深圳作家都是南下的移民。蔡東有一篇談論深圳的文章，講到遭遇南方和發現南方的經歷，講的是上火，我們從北往南來到深圳這個地方之后常有的體驗。她寫道：“原來南方就是一個植物綠得飽滿、綠得恣意、綠得水氣淋漓的地方。伴著綠海而來的是熱浪，空氣濕噠噠地粘在身上，北方最熱的日子也不會讓人感覺這么不舒服。第二天，在滿目碧色中，我上火了。多么直接準確的表達，確實是換了一方水土。”作家對南方的深切體驗，那種反差和沖擊感必然會反映在其創作中，這也是“新南方寫作”研究的一個重要立論點。不管是“新南方寫作”的未來和流變怎樣，深圳文學作為南方寫作重要組成部分，是不能夠被忽略的。

唐詩人

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今天關于“新南方寫作”提出來的“流動性”和“未來性”兩個概念，前者是空間性質，后者則是時間性質。“新南方寫作”是一個站在未來看現在、看歷史或者看整個南方以南地方的風景和人的問題。

我個人設想，對于”新南方“，是不是可以從一個后人文主義的概念或者立場去思考，把科技、海洋、歷史、革命等內容都納入進來，做比較思想層面的研究。我們如果從未來角度來觀察和理解“新南方”，可以把現在很多看來好像差異很大的一些寫作都納入到一個后人文主義的范疇中來。陳崇正、王威廉等南方作家，在寫科幻時，思考的是已經被機器、科技支配的人的多元思考。例如陳崇正的《美人城手記》《懸浮術》，不是簡單的以人為中心，而是寫人在被科技化之后，怎么樣去思考他的人性與情感問題“新南方”中的海洋寫作也帶來了對人的概念的重新理解。林森、蔡崇達等人的作品，其中的很多人物已經不是傳統鄉土那種以土地為根的生命觀念，而是以海洋為根。我們既可以落土為根，也可以回到海洋里去，人的生命因此呈現多元的、開放性的維度；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則是從未來看嶺南、南方以南近現代的歷史，從人性未來應該怎么樣發展的維度來重新審視近代嶺南或者當時戰爭的背景下最初的風景。

陳培浩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花城文學院簽約評論家

今天大家的發言主要是圍繞為何“新南方”跟如何“新南方”兩個問題來展開。

為何“新南方”？張燕玲老師首先對從“南方”到“新南方”的文脈進行了詳盡的梳理，同時將《南方文壇》參與探討的過程作了清晰的介紹。蔣述卓老師一開始就反駁了關于“新南方”的某種質疑，認為“新南方”的核心在革新在求變，也是對“新南方”意義的一種闡釋。賀紹俊老師將“新”看作是一個文化從舊到新的動作，為“新南方”辯護。許多老師進一步分析了“新南方”何以產生的問題。朱燕玲老師認為這是青年作家對身份認同的重新思考；申霞艷老師認為這是不同文明的交鋒，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重新思考“新南方”的意義；楊慶祥老師認為，“新南方寫作”是一種應激型的文化機制，它是發生在文化的緊急時刻的文學命名以及文學行動。

如何“新南方”？“新南方”作為一個已經產生的概念，我們如何把它推進下去，讓它更有價值？謝有順老師認為中國文化呈現順流而下的特點，地理的變化必然帶來文化的變化，強調寫作要匯通和合，從雌雄同體的概念引申出南北同體的寫作，認為好的寫作必然是南北同體的寫作；曾攀老師強調跨界、跨媒介、跨語際，讓寫作變成新的行動；楊丹丹老師強調如何讓“新南方”這個熱點變成經典，如何讓它從抽象變成具象；謝剛老師認為“新南方”不應該是一種本質性的概念，而且相信我們可以形成一種共識，在面向未來的召喚中展開的關于“新南方”的想象。廖偉老師結合期刊工作經歷，劉洪霞老師、賀江老師結合鄧一光、蔡東等作家來談論如何“新南方”，而唐詩人老師則特別提出了一種后人類、后人文的視野。

我認為，今天的文化危機在于我們正在失去語言。我說的這個語言是象征意義上的語言，區別于我們今天無數的生活、技術、大眾傳媒、chatGPT或者其他形態各異的他者想要我們接受的“語言”。處在與無數他者爭奪語言的處境中，“新南方”非常重要的一個訴求，就是面對心靈的危機、文化的危機，重建我們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