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食”者，通“宴食”也。中國人常講“民以食為天”，吃飯問題是千余年來中國人的頭等大事。飲食跟我們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舌尖上的記憶是深入骨髓的，以至于無論是宮廷廟堂還是草野民間，人們對吃都是孜孜以求。從古至今，作家對吃的文化便予以足夠的關注，反映到文學上也是名家名作輩出，諸如《詩經》《楚辭》《齊民要術》等名著，諸如蘇軾、蘭陵笑笑生、李漁、袁枚、曹雪芹等古代名家，到現當代的梁實秋、汪曾祺、金庸、陸文夫、唐魯孫、蔡瀾、陳曉卿、胡竹峰、劉學剛等作家，其都有讀之口舌生津的美食文學佳作。直至寫出《北鳶》《朱雀》《瓦貓》等一批叫好叫座的小說后，當代青年作家葛亮歷時六年，捧出一卷四十余萬字，反映自民國年間到20世紀80年代半個多世紀的大時代變遷背景下，以兩代廚師榮貽生與陳五舉師徒成長印記為核心的家國故事。在該書中，美食文化與戲曲文化交相輝映，大時代背景與歷史人物閃爍其間，小說人物與今天的“我們”常常時空對話，多變的藝術手法，讓該書如聞戲曲繞梁三日不絕，如嘗上海本幫菜與嶺南“一盅兩件”的活色生香。正可謂，江南嶺南風日好，世道味道總關情。

本書是以作者葛亮化名為“毛生”的名字，作為港大教授開展茶樓文化研究項目，而對榮貽生與陳五舉師徒的采訪及沿著師徒早年在粵港奮斗成長的軌跡而漸次展開。也就是說，即便是作者運用了小說人物，可熟悉葛亮履歷的都知道，毛生就是葛亮，他在小說中處處透露的個人信息，仿佛也不再回避自我的身份，就像不需要“紅樓索引”一般，無須刻意對照，他就差直接把毛生換成葛亮了。比如在“引首”里他直接交代了緣何進行茶樓文化研究項目的選題：“當初來香港讀書，家族長輩為我接風，便在這家同欽樓。那也是我第一次領略‘一盅兩件’。”而文中多次提到的諸如反映自己嘴刁，老家南京寄來的咸水鴨一吃就知道換了師傅云云，都在昭示葛亮與毛生的關系。

這種作者直接參與到小說當中的筆法自然是早已有之，近來最直接的篇目當屬王蒙新發表的小說《霞滿天》，王老先生在小說一開篇就直接讓自己現身說法：“在王蒙上小學的時候，看到一撥男女大學生從大街上走過，不知道為什么，我替他們覺得焦躁：他們年紀這樣大了，還在一堂一堂地上課、做作業、考試……”姑且允許我直接挪用《小說選刊》配發的吳俊教授的評論，他認為：“敘事之間也不安分，作家時常就會跳出來，議論抒情說理，插敘倒敘，多次阻斷情節推進，小說敘事的危險在其中樣樣都犯。犯了常規竟只好說是獨一無二的下不為例。這是王蒙小說的能耐。”恰如《紅樓夢》中大量詩詞曲賦的融入，恰如《戰爭與和平》中作者大量的獨白抒情，《霞滿天》中王蒙直接跳出來的攔截情節的洪流，猶如葛亮在《燕食記》里以采訪者的姿態合適或不合適——當然，還都是合適地出來和榮貽生與陳五舉對話一樣，這些小說因為這些筆法的融入，不僅沒有影響小說的流暢性，反而給予讀者足夠的思考空間，實現舊人與今人的時空對話，顯得別開生面，拓展了小說的張力。

《燕食記》中，毛生身為港大學者，他開展這個茶文化研究項目是要依托大量文獻資料與實地考察的。由于榮貽生年事已高，他不可能處處陪著毛生，只能是還算健朗的陳五舉陪著他在粵港地區將當年兩代師徒發生的具有大事記性質的重要節點地點一一前往打卡。小說就在猶如電影蒙太奇手法的一次次今昔對比中來回切換，不斷給讀者帶來滄海桑田之感。陳五舉一路陪著毛生按照當年師徒發展的軌跡行走，具體的人、建筑、事件自然是虛構不得，但由于時間跨度半個多世紀，眼前的陳五舉也已是年過六旬的老人，很多細節自然是難以一一細致對應正確，這便需要毛生多方查證予以證實才能夠真實再現當年的正確場景。當然，這類創作依然秉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