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南方寫作”的命名與討論有兩三年了。在幾次與此主題相關的會議上，都有人對這一命名提出質疑，認為它的指向與邊界并不清晰。它不是江南，是南方以南；它不是嶺南，還包括了珠江流域的其他地方；它甚至不是指某個地方性區域，而更多的是被闡釋為一種南方精神的寫作自覺。它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寫作景觀，沒有人能完全說清楚。但并不能由此否認這種討論的學術意義。任何的命名都是跟在寫作實踐后面的，它肯定無法全面解釋那些正在興起的寫作新質，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所有關于文學流派和文學思潮的命名都是不太嚴謹的，普遍帶有隨意性和即時性，寫作瞬息萬變，不可能等一切都看明白了、想清楚了再來發聲。一種粗疏的概括也是概括，一種不全面的分析也是分析。文學批評本身是一種價值判斷，而且是一種當下進行時的價值判斷，它的生命力正在于不斷地去發現、比較、梳理，去蕪存精。不敢判斷，是一個批評家缺乏基本的藝術勇氣和藝術感知力的表現。

任何的學術命名都是雙刃劍。一方面，命名有利于歸類、總結、提出問題；另一方面，命名本身所難以避免的漏洞和局限，最終都會因為定義的不準確而導致邊界不斷被突破，命名慢慢地就會失去原有的意義。不斷有成名的作家否認自己是“先鋒作家”，也不斷有著名詩人否認自己的寫作是“口語寫作”。為何他們在成名之初被批評家歸類到這個寫作群體里來研究時不拒絕或否認?因為那個時候的他需要命名和群體來助力他的寫作，此一時彼一時，作家成熟之后，都想自成一體、自行一路。昆蟲或小鳥才成群結隊，大動物都是獨居和獨行的。有這樣的想法可以理解。拒絕被命名似無必要，但一直在一種命名里寫作也是可疑的。

而我想說的是，哪怕是不成熟、不嚴謹的命名，一旦被廣泛認可和討論之后，也會顯示出它自有的敏銳性和合理性，或許，對一種寫作新質的發現和張揚，這本身就是一種可貴的批評先覺。當年論到“朦朧詩”，首先舉證的代表性詩人是北島、顧城和舒婷；論到“尋根文學”，首先想到的代表性作家是韓少功、賈平凹、王安憶；論到“先鋒小說”，首先列舉的代表性作家是余華、蘇童、格非……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寫作流派當中，仍是當初列舉的那幾個人成就最高。這看似偶然，其實也有其合理性。文學寫作所能攀援的高度，主要是由天賦、才華決定的，一個作家能在同代人當中最早被關注并寫出重要作品，這并不是偶然的。批評家當時或許是憑直覺做出的命名和歸類，背后卻暗含了某種合理性基礎。因此，今天也不必過度糾結于“新南方寫作”的命名可能存在的漏洞和爭議，甚至把“新南方寫作”與“新東北文學”聯系起來討論也不必感到訝異，它表達的不過是有些作家和批評家想重建一種文學秩序的渴望，這既是對文學現狀的一種隱忍反抗，也是對新的寫作群體的一種潛在期許。

事實上，文化和文學上的南北之分從來就有。不能因為寫作是個體的精神創造，而否認地方、環境和教育對一個人的影響。地方性從來都是一個作家風格化的重要標識。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剛開始寫作不久，就遇到了自己敬仰的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告訴福克納，必須有一個地方作為開始的起點，然后學著寫，并且說，你是一個鄉下小伙子，你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密西西比州的那一小塊地方。這話完全點亮了福克納，他說自己一輩子都在寫“那塊郵票般大小的故鄉”，這個小地方既是“約克納帕塔法縣”，也是福克納在文字里創造的世界。好的寫作者，往往都是某個地方的創世者，且能有力地寫出這個地方的靈魂。馬爾克斯說福克納的書有“攝人心魄的簡單和美”，跟福克納這種清晰的地方性想象不無關系。經常有研究者舉證鳳凰之于沈從文、高密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賈平凹、阿壩之于阿來等人的寫作意義，也是旨在強調地方對一個作家風格的塑造，意義重大。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有一句名言：“我到過許多城市，許多國家，但沒有養成世界主義的習慣，相反，我保持著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這種“小地方人的謹慎”，保存著對土地和成長記憶的忠誠，這并非無關緊要的寫作經驗，它接通的正是寫作至為重要的血肉根基。修辭立其誠，無“誠”，就無藝術站立的地方。

當然，地理意義上的地方性并不會直接生成文學意義上的地方風格，一種寫作精神的養成，是地方經驗、個體意識和文學想象共同合力的結果。

有地方，就有南北。地理變，人也變，文化也變，文學自然也會有不同的面貌。中國古人把天、地、人合起來講，是極具現實感的一種察人、察世的方式。錢穆說，歷史總是在特定的舞臺上演出的，文學也是如此。《漢書·地理志》根據《詩經》十五國風來講各地的文化傳統，十五國風所寫的，多是中國北部黃河流域，后來中國的疆土不斷擴展，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發展，中國才有了南北之分。后來出現的莊子、老子是淮河流域的人，《楚辭》就出現在漢水流域，這些在當時的古人看來，已屬于南方了。可見南北之分，一直都是在變化的。三國時北方是魏，南方是蜀和吳；五胡亂華之后，許多人從北向南遷移，南方日漸成為新的重要疆域。歷史上，每一次大的人員和地理變動，都伴隨著文化的新生，地理的擴展背后也是文化的碰撞、融合和創造。照錢穆的研究，安史之亂后，南方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國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北方。錢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唐以前中國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則轉移到南方了。”在錢穆看來：“天代表共通性，地則代表了個別性。人處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經由個別的地，而后再能回復到共通的天，此為人類歷史演變一共同的大進程。”人由個別性回歸共通性，而不是個別性勝過共通性，這正是中西文化的相異之處。“中國之偉大，正在其五千年來之歷史進展，不僅是地區推擴，同時是歷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隨而推擴了。……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偉大，乃在不斷推擴之下，而仍保留著各地區的分別性。長江流域不同于黃河流域，甚至廣東不同于廣西，福建又不同于廣東。中國民族乃是在眾多復雜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歷史大傳統。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歷史卻為地理區域所劃分了。只有中國，能由分別性回歸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著分別性。天、地、人三位一體，能在文化歷史上表現出此項奇跡來的，則只有中國了。”隨著中國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南遷，南方的重要性越發凸顯，幾次大移民，都是由北向南，由黃河流域到江淮和長江流域，之后越過南嶺進到珠江流域。嶺南在唐代之前，在朝廷任高位的，只有張九齡一人，之后出了個六祖慧能。除了這兩人，唐以前的嶺南，文化上不顯眼，文化名人很少；福建也是，第一次有人考取進士是在中唐時期，直到出現朱熹——朱熹長期講學閩北，可算是閩人了，他的影響，不亞于慧能。有慧能和朱熹，說唐以后，文化上的貢獻南方大過北方，似乎也說得通。而到近代的嶺南，有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諸人，領一時之風騷，可以說，那個時候的中國是南方人的。這和古代中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南方漸成新精神、新文化的策源地，也被看成是民族發展的希望所系。先是有梁啟超的人才地理論，說北宋以前，人才主要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以出軍事人物為主；清中葉以前，人才主要以揚子江流域為中心，以出文化教育類人物為主；到了鴉片戰爭之后，即近代以來，人才是以珠江流域為中心，以出實業人物為主。確實，近代以來的很多實業，都是在廣東率先創辦的，改革開放以來的很多大企業也是從廣東起步的。這種概括當然不一定科學，但確能從一個側面說出人才與地理之間的關系。高原適合于畜牧，平原適合于農業，濱海、河渠適合于商業，所謂苦寒之地的人比較會打仗，溫熱之地的人比較重文化，這些大的概括并不是全無道理。

一個地方會產生一種性格、一種學養的人，會形成一種文風和文脈，都是有一定理據的。朱謙之在1932年發表《南方的文化運動》一文，曾堅決地說：“中華民族復興的惟一希望，據我觀察，只有南方，只在南方，即珠江流域。”而陳寅恪在1933年12月讀了岑仲勉的論著后，在復陳垣的信中說：“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但說“將來恐只有南學”的陳寅恪，也曾感嘆嶺南雖出學者，卻非治學之人的宜居地；傅斯年也持此論，他覺得在廣州難以研究學問，不僅書籍不多，平時更是沒有什么可在一起商量學問的同道。他們之所以一度推崇南方，是想歸納出一些南學和北學的精神異同，因為清代以來的學者，論學時常常重視地理與流派的關系。其實南北的異同，豈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光地理上的劃分，是以籍貫分，還是以居住地分，民國以來就多有爭議。當時有人說北方之學新而空，南方之學舊而實，流行著各種簡陋的看法，包括文學上的京派海派之爭，也是忽略了南北在近代以來的頻密交流，再想把它們截然區分已無可能。尤其大量南人北上，更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學風、文風。魯迅也作有《北人與南人》一文，大談“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他最終是希望南人和北人都正視自己的缺點，互相師法，并稱“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

只是，所謂的“南學”并未真正出現，相反，就居住地劃分而言，嶺南在學術上、文學上的幾次勃興，都和北人（粵人眼中的北人或北學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北”）南下有關，包括這次“新南方寫作”的命名，也是由居于北地的楊慶祥最早提出，而參與討論或被引為實證的作家，不少也是南人北住或北人南住的。可見，在今天這個文化共享的時代，任何以地域性為邊界的討論都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文學，南方與北方，東方與西方，早已融會一爐了，每個作家所閱讀的書目中，其作者都分布于全球各大區域，若論每個人所受的藝術影響，精神同道給予的啟發肯定比地方性經驗更為重要。一個阿根廷作家或美國作家可以從精神根底上影響一個中國作家的寫作，這個影響普遍超過故土記憶或成長經驗對他的影響，這也表明，在一個經驗日益貧乏的時代，精神上的個性才是最珍貴、最能吸引人的。

文學最終必然走向南方與北方的融合匯通。既然是文學，就不會是南方與北方的對壘，更不會是南北對立的戰役，正如在文學中討論女性主義，總有很多不合適的地方，原因也是在于文學永遠不會是男女對壘的戰爭。文學是模糊的、曖昧的、柔軟的、待解的，是不斷敞開的，是持續探索的，是對一切可能性的想象。文學更多的是發現、容納和照亮。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是超性別、超地域的。它是對一種精神想象、靈魂演出的實證，而不是對地方性的實證，不是對地方性知識的單一講述，它永遠不會機械地歸屬于南方或北方。

文學的物質外殼或許是經驗的、實有的，但由實向虛一直是寫作的終極路徑，文學的盡頭，站立的只會是游走于虛實之間的靈魂，其他的，多半會退隱成靈魂的背景。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有個著名論斷，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的。她說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中，都有兩種主宰力量，一種是男性因素，另一種是女性因素，正常而舒適的生存狀態，是這兩種因素和諧相處，精神融洽。或許，可以據此引申，最好的寫作都是南北同體的，是南方與北方融會貫通之后的精神景觀。南北同體一說，并非毫無根據。在文學史上，南人寫北或北人寫南，都有過不少燦爛的篇章，我讀這些作品而有的美妙感覺，遠遠超過了讀南人寫南、北人寫北的那些時刻。

魯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南方人，但他筆下的意象卻少有南方那種密集、精致、細小、世故，而多是北方的蒼茫、雄渾、野性。他在《故鄉》開篇寫“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在《秋夜》里寫“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寫烏鴉“鐵鑄一般站著”；寫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尤其是《野草》里寫的花、草、蟲、鳥，這些弱小事物普遍被嚴寒壓抑著——這些意象和感覺，都像是從北方的靈魂里長出來的。張愛玲也是南方人，多寫南方生活，但從靈魂的質地上講，她也更接近北方。研究者常說她的小說底色是蒼涼的，這就不同于南人寫南的凄涼感。阿城曾說，“蒼”是近于無色的黑，北方的狼，整天跑來跑去，卻常常在蒼茫時分獨自佇立良久，之后只身離開。這是對張愛玲小說極好的注釋。而我們熟悉的梁啟超說的“十年飲冰，難涼熱血”，也像是南人所說的一句北方豪語。這樣的文學例證還有很多。

因此，寫作之道，不僅要超越功利，也要超越南北，拘泥于地方，或抑彼揚己，都會失了文學應有的廣闊視野。尤其身處南方的人，本就遠離文化中心，再偏守于一隅，很容易坐失文化發展的良機。以學術為例，嶺南出過很多學者，但大家普遍覺得嶺南養不住學問，原因就是忽略了文化對流的重要作用。粵籍學人成為北學的標志性人物的，僅文學史寫作領域，就有楊義、洪子誠、溫儒敏、陳平原等人，而當年陳垣等人有大的成就，也是得力于北人對他的賞識和影響。可見每一個重要的文化個體，都有南北貫通的品質。由此，我想起陳垣當年對那些褒陳澧貶崔述的人所說的：“師法相承各主張，誰非誰是費評量，豈因東塾譏東壁，遂信南強勝北強。”抄錄這句話，權作文學寫作中南北之論的參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