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東北文學的熱度還沒減，新南方寫作的熱度又迅速飆升起來。當代文壇有一股追逐“新”的趨勢，而且這一次的“新”都與地域有關。

有必要討論一下文學的地域性問題。

地域文化從來都是構成文學特色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古代文學中，地域文化的色彩更是分明，它甚至成為人們歸納文學流派的主要砝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些流派也是由地域性決定的，如京派、海派、東北作家群、山藥蛋派等。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日益加速，當代文學的地域文化色彩越來越淡化，這應該是一個明顯的趨勢。地域文化帶給文學的是一種異質化的東西，但它必須建立在地域之間的阻隔上，有了阻隔才有了地域的分界，才有了不同地域之間的差別。當代文學的地域文化色彩之所以越來越淡化，就因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化，正在打破地域之間的阻隔，逐漸縮小了地域之間的差別。如果我們不是在世界文學的范圍內來探討地域文化的話，那么，顯而易見，地域文化的豐富性主要體現在鄉土文學之中——即使是鄉土文學，那些反映當下現實生活的鄉土文學，其地域色彩也不如過去那么層次分明了。這是否意味著，再像過去那樣以地域文化特征來討論文學的風格個性，已經變得缺乏足夠的現實說服力了？

但是，文壇這一段時期紛紛抓著地域做“新”的文章，似乎在提醒人們，地域性仍是文學的重要元素。當然，在全球化時代，文學的地域性變得更加復雜和多樣化了。社會形態的地域性正在壓過自然形態的地域性，鋼筋水泥構筑的地域性正在取代田園山水構筑的地域性。然而，社會形態的地域性同樣不可忽視，它仍然在影響文學的創作，我們仍能從多方面看到地域性是如何影響到文學的。比如，作家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認同是塑造文學地域性的核心因素之一，我們可以從文學作品中看到作家所處社會、地域和文化環境的影子，折射出特定地域的歷史、價值觀和傳統。又如，作家的特定語言和風格往往與具體的地域有關，近些年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家鄉的方言和口語，幾乎成了一種傳染病，在作家的寫作中蔓延開來。方言和口語的確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生僻的方言難免給閱讀帶來障礙，但方言有時確實也帶來了新意。比如，林白的《北流》不僅使用了北流的方言，而且作者正是通過方言表達了她對世界的重新認識。在林白的描述下，北流之所以顯得那么強悍，那么有趣，那么生機勃勃，都是與北流人說一口流利的方言有關系。林白說，離開北流，學會了普通話，卻越來越對世界感到迷茫和遲鈍，唯有當她回到母語——北流方言時，她才變得像野蜂一般活躍。林白是從地域性的方言中體悟到，世界的豐富性是存在于語言之中的，語言又把這種豐富性移植到人的精神層面，從而使人也變得豐富起來。地域性對于文學的影響還表現在很多方面，如特定地域的歷史、風土人情、社會問題或文化傳統會構成作品的主題和意象，以地域性的元素回應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和跨地域影響的挑戰等。當然，我們也不必夸大地域性對文學的影響，在一個交流和遷移非常便利的現代社會，作家文化性格上的地域性往往變得模糊不清，即使作品中出現了鮮明的地域性的場景、語言風格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也不是直接對應作家本人的地域性的身份認同或作家本人的地域歸屬。要正確理解文學作品與地域性的關系，必須全面、客觀地分析作品的復雜性，將其置于作家多元化表達的語境下綜合考察。

這就說到“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這些關于地域性的話題了。不同的地域為什么都能給文學帶來新的因素？發生了新的變化，地域之變，才能形成文學之新。顯然這個地域之變不是指地域的自然環境發生了變化，也不主要指地域的文化風俗之變（文化風俗一般來說是不會產生突變的，而只是一種漫長歲月的漸變，因此它也不會在文學中產生突發式的新因素），而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影響下的社會之變。

東北被稱為新中國的“工業搖籃”，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東北匯聚了眾多的國有企業，形成了龐大的工人群體。我們過去忽略了一個問題，在這個由龐大工人群體組成的社會里，培育起一種工人文化來。在社會主義一體化的建制中，工人文化并不是正統和官方的，它是工人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與“活生生的經歷”（威廉斯語）中創造出來的一種屬于自己的文化，以隱形的方式存在于工人的日常生活和行為習慣中。東北的地域之變發生在21世紀前后，那時候國有企業改革給東北的工業和工人帶來極大的震蕩，下崗工人也成了當時的重要社會問題。國企改革和大量的下崗工人完全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秩序，造成工人生活的大動蕩，下崗工人可以說是被原有工業秩序徹底甩出來的群體，他們身上隱藏著的工人文化反而得到最充分的展現。“新東北文學”最初引起人們關注的恰是那些書寫下崗工人的作品，這些作品中的下崗工人形象不同于以往工業題材小說中的工人形象，因為這些下崗工人形象身上飽含著工人文化的做派和氣質。工人文化的崛起，便是東北的地域之變所帶來的文學之新。

“新東北文學”的討論最初是由沈陽三位“80后”作家——班宇、雙雪濤、鄭執的小說而引起的。他們都生活在沈陽工廠最集中的鐵西區，他們被命名為“鐵西三劍客”。鐵西區曾被稱為“東方魯爾”，它的歷史就是中國大工業的歷史。“鐵西三劍客”的父輩都是下崗工人，他們與父輩一起共同經歷了國企改革的陣痛，也正是在這種陣痛中，他們對父輩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他們更加敬重父輩。在他們書寫下崗工人的作品中，雖然下崗后的生活窮困潦倒，但他們仍然將父輩作為英雄來書寫，哪怕自己的父親不是勝利的英雄，而是失敗的英雄，他們也為父親的英雄本色而驕傲。他們的小說給人們帶來一種新的話語空間，這個新的話語空間就是倔強的工人文化所營造的。“鐵西三劍客”的可貴之處就是他們不把自己當成叛逆的一代，他們尊敬父輩，愿意在父親還沒有講完的地方繼續往下講。同時這也說明，非主流的工人文化也正好契合了他們的叛逆精神。

有評論家在談到“新東北文學”時，惋惜地表示東北的作家在感受東北的地域之變上太滯后了，東北的國企改革和下崗工人現象發生在20世紀末，而這種社會的巨大變化卻是等到一二十年后才由下崗工人的“子一代”書寫出來。這種看法并不準確，事實上，東北的文學身處東北大地，對于地域之變是有著“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敏感的。比如，李鐵在21世紀初所寫的一批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說，就突出表現了下崗工人的社會問題。我曾寫文章評價李鐵的這批小說，我寫了這么一段話：“李鐵也算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員，但是，李鐵生不逢時，他進入國有企業，正是國有企業遭遇最大困難的時候，國有企業不吃香了，工人階級靠邊站了。李鐵當年在國有企業肯定感受到了這樣的整體氣氛，他也像眾多的工友們一樣，心情郁悶、憋屈，但國有企業所鑄就的工人本色也使他和眾多工友們一樣男兒有淚不輕彈。這就決定了李鐵當年開始書寫工人生活的小說的基本旋律。李鐵的旋律不像過去的工業題材小說那樣高亢、雄壯，總是在高音區飄蕩；也不像有些揭露國企改革問題的小說，總是在低音區徘徊。李鐵的旋律是在中音區回旋，就像是說唱音樂一般地訴說著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偶爾會下沉到低音區發出悲壯的吼聲。這是國有企業在特定時代以及下崗工人最真實的聲音。如他的《喬師傅的手藝》《工廠的大門》《杜一民的復辟陰謀》等。李鐵的工人小說帶著當代工人的喘息聲，引起文壇的關注。但這種關注也就那么一瞬間，大家依然回到自己縱情的歡樂中去了。李鐵把國有企業工人的喘息聲帶到文壇，這樣的小說我們給它的贊譽聲太少太少。李鐵小說的遭遇與他所描寫的國有企業工人的遭遇完全一樣，都是被冷落、被邊緣化的遭遇。”現在我才意識到，李鐵其實就是最早感受到東北地域之變的作家，他的小說里充溢著工人文化的氣息，這應該是“新東北文學”最初的萌芽了。

新南方寫作則是另一種地域之變所造就的結果。南方的氣候不同于北方，這里吹拂著強勁的全球化和現代性的暖風，有一種新的文化精神籠罩著大地，我把這種文化精神界定為自由貿易的精神。自由貿易是追求自由、公平、公正和互惠互利的國際經濟合作方式，它是一個多方向的概念，既屬于國家與國際機構，又涉及國民經濟和個人利益，要想實現自由貿易所達到的目標，我們需要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保持合理的市場和政策規范，以實現貿易和社會的可持續和平發展。南方的土壤經過改良越來越適應自由貿易的生長，也營造出一種體現自由、公平、公正和互惠互利的精神生態，也悄悄改變著作家們觀察世界的狀態和方式，從而造就了“新南方寫作”。新南方寫作之新就新在自由貿易精神的張揚。

廣東的朋友以流動性和未來性來概括“新南方寫作”的特點，顯然這兩點正是南方地域之變最突出的特點，因為自由貿易精神首先追求的就是物質和資本的無阻礙流動，而自由貿易精神所要達到的目標則是指向未來的。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尤其是經濟的持續擴張，更需要以自由貿易精神拓寬前行的道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自貿區的建立，可以說就是自由貿易精神在制度上的落實。南方地域之變在南方作家中的影響還是很突出的，這種影響并不是形成一種相似的風格或敘事，而是激勵作家盡情地釋放自我。因為自由貿易精神的這一地域之變，其核心就是“自由”而不是“統一”。因此由自由貿易精神的地域之變所帶來的“新南方寫作”，便是一種自由之“新”，同樣體現出流動性和未來性的特點。流動性意味著新南方寫作是一種正在生長中的、充滿變動性的文學寫作，它的“新”不是名詞，而是動詞，不是指作家們都呈現出同一種新面孔，做出同一種新表情，而是指他們總是在嘗試新的動作，因此也會不斷給我們帶來新意。且以我近期讀到的一些長篇小說為例吧，今年以來我就讀到好幾部充滿新意的作品，如廣東作家魏微的《煙霞里》、龐貝的《烏江引》，四川作家羅偉章的《誰在敲門》，廣西作家林白的《北流》等。這幾部小說的作者在創新上都有各自使出的大動作。比如，魏微的年譜思維與日常性敘述的有機融合；龐貝著力于歷史敘事的文體之變上；而羅偉章則在鄉村敘述與日常生活敘述的交集上開創出新的空間；林白的創作始終都代表著南方文學的一道獨特風景，表現出一種不一樣的認知世界的方式，《北流》是她的世界觀及文學觀的一次集大成。而所謂未來性，我更愿意將其解讀為不確定性，這是一種指向未來的不確定性。與新東北文學一樣，新南方寫作作為一種感應地域之變的文學之新，不應該只是近期才出現的，盡管新南方寫作的提法是近期的事情，但自由貿易精神的地域之變早就影響到南方作家的寫作了。我特別要提到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這部小說是鄧一光從華中地區南遷到深圳后所寫的一部長篇小說，仿佛是南方的自由貿易精神對他有一種特別的召喚力，他以往在書寫戰爭和軍人時的思想郁積一下子得到了充分的釋放。小說通過一個戰俘營的故事來反映抗日戰爭期間的香港保衛戰，他將戰俘營視為“二戰”的特別戰場，將戰俘仍然視為在戰場上作戰的士兵。他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對人類文明的憂思，完全是在與世界現代思想經典進行對話。

中國地大物博，這是文學地域性最天然的條件。地域之變，文學之新，這大概也是一條亙古不變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