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全：近日揭曉了2022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新南方寫作”赫然在列，自2021年第3期《南方文壇》刊發了楊慶祥的《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拉開了“新南方寫作”的序幕后，《南方文壇》《廣州文藝》等刊物開設了專欄討論，王德威、張燕玲、曾攀、陳培浩、唐詩人等一批批評家和包括林森、朱山坡等作家均參與了談論。你在讀碩士、博士期間研究的是現當代文學，近年又對少數民族文學進行了系統研究，同時，你自己也創作了一批具有“南方氣質”的小說，作為一個既搞理論研究又搞創作的人，你個人是如何看待“新南方寫作”的？

于昊燕：“新南方寫作”是“水性”的文學版圖。葛亮說“北方是一種土的文化，而南方是一種水的文化”，楊慶祥與王德威也強調其地理特征之“海洋性”，“新南方寫作”從一開始就帶上了水的肆意流動與波瀾壯闊，與液態現代社會的流動性、非固化性與可變性特征不謀而合。全球化成為一張無處不在的網，鮑曼提出“不再有永恒的關系、紐帶，人際互有牽連，但不再著重緊密扣緊，在于可以隨時松綁”，族群、技術、金融、觀念、媒體流動共存的景觀中，層出不窮的新的社會思潮、文化現象和生活方式流沙般瞬息萬變，文化呈現出多元化多變性的特征，文學很難再用昔日的二元式分析法進行“北方—南方”“主流—邊緣”等范式的劃分，流動的現代性提供了建構新的文學秩序與語境的契機。同時，楊慶祥提出“現代漢語寫作，必須不停地在這種民族性/世界性、政治性/文學性、地方性/普遍性等邏輯里反復搏擊，一步步獲得并強化其主體位置”。“新南方寫作”正是對此的敏捷回應。

“新南方寫作”是南方文學的成年。中國文學史上，南方北方文脈在根源、審美、話語等方面都有明顯區分，即使在南方內部，東南、中南、西南亦有不同的審美形態，南方文脈始終涌動著多元共生的靈性與野性，南方寫作中“既呈現南方腹地的地方性，又有沿海地域開放的世界性，還有南方少數民族及眾多族群繁復魔幻的文化傳統”（張燕玲），同時南方寫作還“一直都是離散的，就是去中心化的，強調個人性，一般帶有一些后現代主義的東西，現代感更強”（楊慶祥），由此可見“新南方”之“新”潛伏已久，并非對傳統的割裂與對抗，亦非對傳統的克隆，而是南方文脈在流動的現代性背景下的連續、整體的重塑。百年前胡適在《新青年》上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時代與文學在一個恰切的契機里相互成就，如同本雅明把古典時代的碎片視為建構巴洛克藝術的新的整體的元素，“新南方寫作”中的“異質”“魔幻”“繁復”“野性”“離散”等元素，在社會性社會轉變為流動性社會的時代，被新的語境與秩序發掘、認同乃至大放異彩，重新喚醒被遮蔽的蠻荒有力的意志精神與系列鮮活獨異的表達形式，與時代與世界碰撞出新生的元素與飛翔的可能。

“新南方寫作”是一個流動的具有召喚力的待完成的概念，蓬勃生命力與蔓延開放性是其魔力所在，像一條具有廣闊收納力的大河，匯集冰雪消融的水、暴風驟雨的水、溪流河泉的水，形成壯觀的瀑布與湖泊，流向大海匯入大洋。“新南方寫作”概念所涉及的地域范圍并非畫地為牢，從2021年最初提出的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區逐漸向周邊蔓延。一年之后，陳培浩認為“現在談新南方文學，囊括了廣東、福建、廣西、四川、云南、海南、江西、貴州等文化上的邊地，具有更大的空間覆蓋性，因而也有更多文化經驗的異質性”。新南方成為一個包括華南、嶺南、海南、西南以及南海、南洋所構成的具有持續開放性的空間，一個不斷改變的復數值域。納入值域的標準并非如何界定地理的南方，而是“新南方寫作”強大的建構力，這是一個在地域、歷史、社會、審美基礎上不斷發掘、浸潤、補充、蔓延的過程。“新南方”之新是在源遠流長的南方地理景觀與人文傳統上建設由價值認知+學術路徑+創作實踐+文脈復興構成的創造力場域，成為曾攀所說的“新南方寫作的開闊與開放，更在于為新的共同體打開共情的空間，構筑情感與心理的聯結，并在未來命運的同氣連枝中，召喚新的意義認同及價值話語”。以流動的姿態構成元氣充沛的重塑來完成自我超越，以文學想象幻化出多種講中國故事的實踐模式。

“新南方寫作”從發聲伊始就帶有非凡的流動與席卷的力量，但是，海洋的深邃不僅來自流動，還有深度與復雜，王德威說：“潮汐的涌動，板塊的升沉，走廊的遷徙聚落，形成地方‘風土’——人與自然環境所共構的生命樣態。”在過去、現在、未來之河的“新南方寫作”應該伴隨著社會的變遷與精神的動蕩，帶著無常性，呈現出永恒未定狀態的可期，或者說，進入量子疊加態的文學重塑。

“新南方寫作”中的云南文學：疊合的豐盈

周明全：在“新南方寫作”中，廣西、海南、廣東的文學多被論及，或者主要是以以上三地的文學為論述的起點。我以為，云南的寫作，同樣具有“新南方”的特色和底色，你是如何看待云南文學在“新南方寫作”中所呈現的價值和意義的？

于昊燕：“新南方寫作”令地理與文學相互賦予了新的意義。云南當代文學受邊遠地理位置的影響，在陳舊的文學秩序中往往被打上局部性、邊緣化的先驗烙印，實際上，在中國當代文學的龐大群落里，云南文學作為民族最多、邊疆、跨高原省份的文化體，地域風物、族群文化、國家意識奇妙地疊合在一起，在嵌合交融之后，提供出一個連續、動態、發展的文學存在，與語言、文化、政治場域相聯系，在地理文化學層面形成橫向比較，在進化論維度呈現縱向參考，產生層次豐富、區域性、民族性、時代性多元統一的多維敘事。

云南文學的豐富在于地理景觀、少數民族文化交錯疊合的空間。云南有26個民族（其中25個少數民族均超過5000人），其中，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納西族、景頗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基諾族、怒族、德昂族、獨龍族屬于云南省特有的世居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聲音，在價值平等意義上，每一種智慧傳統和思維方式都受到尊重，文化多樣性是不容規避的現實存在。云南屬于低緯度內陸地區，同時又是山地高原地形，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形成了高原山地氣候、亞熱帶與熱帶季風氣候的套疊。周頤以“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為清”來描述不同的地域界限分明的文化樣貌，處于西南邊疆一隅的云南卻難以一種特征來概括其間山水民族，因為在同一個經緯度的區域，高度與廣度的雙重維度建構出了氣候物候多變的立體系統，隨海拔高度的變化產生相去甚遠的文化，同樣在西雙版納，海拔較低的平壩的傣族書寫“水的盛宴”，海拔較高的山腰的哈尼族詠唱“崇拜火”的贊歌。

鐘嶸《詩品》說：“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觀能引發人各種不同的感受，進而產生“寒暑”表達年際變化，“春秋”表示年齡歲月的人文內涵。但是，云南在北回歸線以南的區域，長夏無冬，一雨成秋，物產豐富，有些民族祖祖輩輩沒有見過雪，文學中沒有四季更迭的變化張力，沒有苦寒之地人與土地的生死糾纏，時間的流逝感濃縮至二十四小時，人與自然合而為一，充溢著原始的野性與生命的沖動。云南因為是山地，受海拔影響，產生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景觀，四季由時間線性演進轉變為空間的垂直或者橫截面變化，這樣的地理景觀難以產生“春種秋收”的生命歷程與“傷春悲秋”的生命感受，更易于出現情感激烈沖突與濃烈的爆發力集中的散點式情節，直接影響到詩歌創作明顯比長篇小說活躍，而在南方民族史詩的影響下，很多民族天生就是詩歌的國度。

云南作為一個邊疆省份，東部與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相鄰，北部與四川省相連，西北隅緊倚西藏自治區，西部同緬甸接壤，南部與老撾、越南毗連，與泰國、柬埔寨、印度等國相距不遠。除了國家邊界之外，還形成了跨區域的文化邊疆，天空的駝峰航線、峽谷中的史迪威公路、村寨的少數民族母語傳統、歷史民族交往、口岸文化、瀾滄江到湄公河、中老鐵路、昆明港到清盛港、西哈努克港，時空疊合、國族疊合、前沿邊地疊合，產生了豐富多樣的表達可能性、多重價值觀念沖突的力度，在鋪天蓋地的公共話語中，提供另類審美風格與寫作范式。于堅的《漫游》以充滿陌生感的超驗的詩意來重建質野的生活經驗；雷平陽的《云南記》《鮮花寺》等讓曠野上的神鬼世界和佛教文明與工商文明對話、對質、對抗，彌漫著地方志的神性，回歸語言的本質力量；李達偉的《記憶宮殿》《蒼山》在地方書寫中開辟出流淌著豐富的思辨性與強烈的探索性的幾何秩序結構的意義空間；無不以蓬勃的想象與質感的語言形成了具有云南辨識度的文學空間。

地理景觀的立體空間、多民族歷史的文化融匯、直過民族的時間錯置，帶來了云南文學的樸野傳統、邊地審美與臨界文化，在“新南方寫作”的喚醒中，云南文學終將成為結構性主體，把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性、邊地與主流在地理人文空間上疊加并置，以多民族的包容與多元統一，摒棄內在的沖突性，擁抱世界的不確定，釋放出元氣飽滿的、靈性的、圓潤的生命自由表達。

云南文學在“新南方寫作”中的反思：凝視的破防

周明全：在“新南方寫作”中，你認為云南文學目前存在的問題和突破的方向在什么地方？

于昊燕：云南文學具有歷史、傳統、地域、文化帶來的多種可能性與紛繁的寫作空間，然而，亦有亟須注意的魅影，即文化凝視帶來的文化形象的固化。文學書寫可以成為施加于地方人文的一種作用力，形成具體而有形的“凝視”，拉康認為凝視是一種雙重體驗，我們主動凝視影像，根據自身認同來建構影像，同時，我們又根據影像來重新評估自我身份認同。

以云貴高原與橫斷山區為屏障的云南，疆域廣闊，山巒綿延，森林廣布，交通不便。生活在其中的人群，尤其直過民族曾被視為人類歷史的“活化石”，旅游經濟也以“原生態”為賣點，獲得非同一般的關注。具體于文學書寫中，云南當代文學中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通過復古物敘事建構文化記憶，用粗糲的語言描寫、獨特的古老器物與民間的傳說故事表達民族特性、民族文化蹤跡，建構偏遠、神秘、浪漫的文化空間，其表達的異質性內容迅速獲得關注，以“奇”獲勝。但是，部分作者沉浸于“獵奇”的捷徑，把異質性形象當作引起關注的敲門磚，在文學書寫中十年如一日展覽原始風情，迎合閱讀者的文化凝視，最終只能帶來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斷裂。這種“原始文化展覽”以及信息不對稱也造成了人們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社會“騎大象、牧孔雀、篝火歌舞、刀耕火種”等不切實際的異域性想象。

凝視的固化構成了云南文學的藩籬，遮蔽了現代科技下的人神共居生態保護、瀾湄流域的異域想象、現代性與民族性的耦合等豐富主題。“新南方寫作”的流動性是對凝視的破防，把多元文化并置于統一的平臺，不同色彩的線條編織在一起，形成價值的多元化與審美的個體化。僅僅抽象地談論云南文學是蒼白虛空的，需要建構起支持多元的鮮活的深刻的主題的具體文本、語境、觀點、概念，針對文化凝視的反思正在逐步形成，越來越多作家在有意識地、主動地開發自身的文化符號與文化資源，不做觀光客凝視下迎合的表演的客體，而是在騷動不安的動態的復雜的世界秩序中發出聲音定位自我，“回應嚴肅而深刻的現代命題”（王威廉），這也是“新南方寫作”的擔當與使命。

對談者簡介：

于昊燕，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大理大學教授，出版有學術專著《童年經驗方程式》《老舍的京韻傳奇》《云南十五民族當代文學映像》三部，在《文藝研究》《當代文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在《長江文藝》《小說月報》《北京文學》《大家》等刊物發表中篇小說多篇，作品多次被轉載。

周明全，男，漢族，1980年10月生于云南沾益。《大家》雜志主編，兼任中國作家協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等。在《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文藝爭鳴》《當代文壇》等發表文學評論文章多篇。著有《隱藏的鋒芒》《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70后批評家的聲音》《中國小說的文與脈》四部；策劃主編《80后批評家文叢》《70后批評家文叢》（與陳思和共同主編）、《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等。獲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文學報?新批評》2015年度優秀評論新人獎特別獎、2020年南方文學盛典年度批評家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