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壙》中，記憶成為連接現實與過去時空之間的橋梁，事件的發生緣由和發展路徑在人物追憶往昔的回顧之中得以重現；與此同時，遺忘也在所難免，事件失去了本來的面目，其曾經存在的痕跡變得漫漶不清。這種意義上，《雙壙》是一篇關于記憶與遺忘的小說：主人公“我”經記憶之途，沿著來路不斷地向過去回返；但由于“我”的記憶始終是“局部清晰整體又模糊”，因此需要借助他人的提醒、解釋進行補白，才有可能將片段式的思緒依循確切的順序拼合起來。

在敘述中，無論是林紫，還是玉梅，當她們從虛構世界的“生活之流”里脫離出來之后，便成為了被他人特別是親屬反復回憶的對象。恰恰因為逝者的驟然離世屬于“意外”或“變數”，所以不可避免地對在世的親人造成了沖擊——最起碼如何面對、如何接受至親至愛的死亡就需要他們經歷一段艱難、痛苦而又漫長的適應過程。外人時不時的嘆惋之辭或閑言碎語，也會讓當事人心中有關逝者的記憶變得更加難以磨滅。所以，“我”一聽到楊屬談論姐姐之死，就感到“頭皮發麻”，陷入了長時間的回憶之中。和“我”家的不幸比起來，楊漢集的遭遇有過之而無不及，玉梅的死釀成了他那種“活死人”似的生活方式。往事雖已塵封，關于逝者的記憶卻始終鮮活和沉重，并牢牢地扎根于感受過切身之痛的當事人的腦海中。

那么，對于旁觀的局外人來說，他們不曾親歷過這些不幸的事件，相關的記憶則達不到沒齒難忘的程度。就像楊屬記不住“我”姐姐的名字，“我”也記不清發生在楊漢集身上的車禍。至于“我”的遺忘，具體原因有二：一是，往事距今三十余年，時間相隔久遠，而“我”的諸多記憶在流逝的時間中不斷地模糊、變形，乃至錯位、消失。二是，姐姐的去世就像一座大壩一樣橫亙在“我”記憶的上游，阻礙了“我”溯游而上的行動。這既是“我”童年記憶的起點，又是“我”向著往事回返的終點。于是，“我”的記憶日漸趨于模糊化與碎片化，遺忘開始發生；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正是記憶與遺忘的消長往復，構成了小說的內在張力和深刻意蘊。

從第五章開始，楊屬的那句重復多次的“有些事你可能忘了”就像是一種暗示，也像是一個謎語。究竟是哪些事？陳再見對此有意存而不論，直至第十二章才揭曉了“被遮蔽的真相”。借由楊屬回憶的補充，“我”終于得以重新激活一段了無印象的過往：回顧楊漢集的坎坷人生，其悲劇命運的開端可以追溯到放映電影《少林寺》的夜晚——討要膠片未果的楊屬、“我”、王文英在楊漢集的拖拉機的輪胎上動了手腳，接著那場給楊漢集招致了諸多不幸的車禍就發生了。這段往事對于在幼時搬離海東的“我”來說，就像是拼圖上一塊不知何時缺失了的“拼塊”，甚至還被其它錯位的記憶覆蓋了原本屬于它的位置。與之相反，楊屬長期生活在雙塘村，親眼見證了楊漢集從安生服業到家破人亡的整個過程，實在是欲“忘”而不能。如果說遺忘能夠使主體在作惡之后免于道德內疚，那么記憶則使其難以擺脫巨大的心理壓力。多年以來，楊屬將自己定位為罪魁禍首，不停地審判自我、審視命運，以近乎于滑坡式的推導加劇了自己內心的痛苦和不安之感。

故事進行到這里，記憶、遺忘不單指涉過去的維度，記憶與遺忘的發生還同主體的當下、未來絞合在一起。當然，陳再見也不止一次地運用倒敘的敘述方式以及在作品中表現記憶的現實意義。比如，收錄于《青面魚》的中篇小說《棄兒》的主題之一就關乎源于舊事的“癔癥”。而《雙壙》的不同之處正在于“異質”的記憶植入使得自我認知遭到顛覆。原先因為遺忘，“我”認為自己的舉動大體上是合乎德性的，不會像楊屬一樣承受“有罪之人”本該背負的精神重擔。現如今，“我”從這失而復現的記憶中覺察到罪惡，從罪惡中觀照出曾經犯下罪過的“我”，進而振蕩了之前形成的持續、穩定的自我意識，也重塑了個人“此身此時此地”的經驗。換言之，隨著事件的來龍去脈恢復完整并再度進入“我”的記憶，一種根本性的倒錯相伴而生：“我”由為楊漢集提供援助的局外人變成了造成其悲劇命運的局內人。“清白”的自我確認不過是建立在對罪行遺忘的基礎上，當不堪的“污點”被披露出來，“我”也注定要直面此前渾然不覺的“人性之惡”。

罪與罰往往如影隨形，不難推測出，“我”將無法再客觀地看待楊漢集前后起落的人生經歷，更遑論心安理得地接受楊漢集對“我”一家的感激。小說最后，奢華熱鬧的同學會散會了，苦守秘密多年的楊屬、剛剛得知真相的“我”和不知是遺忘還是回避事實的王文英，三人沿著相同的路途去雙塘村看望飽經風霜的楊漢集。“在路上”的意象本身就對應著“未完成態”，這似乎意味著總有無處安放的記憶——它們或已褪色終將消逝，或長久盤踞在心頭——不斷地被建構和喚醒，而生者不可避免地要背負起那些隱秘而沉重的往事，在茫茫的人生路途中繼續前行，以期完成未盡的解脫與救贖。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