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作家丁燕為讀者帶來了“工廠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工廠愛情》。與之前兩部作品《工廠女孩》《工廠男孩》的非虛構形式不同，《工廠愛情》以小說的方式講述了“90后”男工向南方在打工生活中的種種遭際，以及他在輾轉打工期間與幾位工廠女孩的情感糾葛。

在十多年的時間里，丁燕潛心耕耘打工文學領域，展現了當下務工人群復雜的生存樣態和情感世界。

《工廠三部曲》丁燕/著

中國工人出版社

“如果作家想讓自己的作品有價值、有分量，必須拒絕平庸化、干癟化、自戀化的寫作。”

記者：從2011年開始寫《工廠女孩》到現在，12年間發生了很多改變。這12年，對作家來說也是觀察持續深入的階段。這段時間你一直在東莞生活、工作和寫作，真正身處其中肯定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丁燕：今年10月，中國工人出版社以“工廠三部曲”的形式，出版了《工廠女孩》《工廠男孩》和《工廠愛情》。距離我第一次進入工廠的2011年，已過去了整整12年。這三本書是我定居東莞之后，在東莞采訪并在東莞創作完成的，可謂“東莞之書”。回顧這個鏈條狀系列作品的誕生，我不禁感慨萬千。

東莞這座城發生的滄桑巨變，我不僅是親歷者，更是參與者，也是書寫者。作為這十幾年歷史的見證人，我期望我的文字能在描述我的觀察和經驗之外，為這座城市在時代浪潮中如何定位提供一個小小的注腳。以1978年為契機，遷徙風潮席卷整個中國。這個劇烈擺動一直潮涌至今，從未停止。當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每個人都不是一座孤獨的島嶼”時，數量巨大的遷徙者引起關注是必然，而打工族群作為遷徙人群的重要組成部分引起關注也是必然。然而，要想描述這個群體，僅僅知道皮毛是遠遠不夠的，還需非常詳盡、細致地將他們的生存狀態呈現出來。

從2011至2012年，我在東莞樟木頭鎮的三家工廠工作了兩百多天。這段看起來是不計成本、自找麻煩的打工生活，源自那個一閃而過的想法，“與其采訪別人，不如我自己去干。”在我看來，如果作家想讓自己的作品有價值、有分量，必須拒絕平庸化、干癟化、自戀化的寫作，而要挑戰有難度的寫作。最終，這段生活被我寫入了《工廠女孩》。2013年該書出版后獲得了諸多好評，這讓我有了繼續耕耘這個主題的信心。從2014年年初至2015年年底，我利用節假日在電子廠采訪男工，而這段經歷被寫入了《工廠男孩》。這本書于2016年出版。從2017年開始，我定點跟蹤了一位男工，最終完成了27萬字的長篇小說《工廠愛情》。

2023年上半年，為《工廠女孩》和《工廠男孩》的再版補充材料，我再次進入工廠采訪。我發現此刻的工廠和12年前相比有許多變化——工廠管理更加規范化、標準化和國際化；工人的訴求從單純地追求工資到注重自我發展；工業生產面臨著波詭云譎的國際環境、原材料的漲價和技術工人的匱乏等諸多問題。

記者：當我們切入其中具體每部作品，會發現每個作品各有所長。當談及已經印行十年的《工廠女孩》，其中的女性立場和境遇其實到今天仍讓人感同身受。作為讀者也想知道當年的那些女性的人生軌跡，后來如何了？

丁燕：在東莞，工廠遍布整座城市的各個角落，故而工人成為這座城市人口占比最大的群體。所以我的寫作牢牢緊扣“工廠”這個核心詞。我試圖描繪打工族群離開家鄉到異地尋找工作的種種遭遇，以及他們特殊的心態。

在《工廠女孩》的《從“五妹”到“主管”》這個章節里，我寫到一個農村家庭因為有五個女兒而被鄰人嘲笑，但工廠的出現改變了這個家的生存狀態。于是，這個家不僅在春節時能買得起肉，而且還蓋起了一棟樓房。原來，最初工廠招工時只招年輕女工——她們更能配合機器工作，而男工卻屬于被嫌棄的角色。當大量鄉村女子進入工廠后，她們的命運發生了巨大改變。其中的有些人，通過各種歷練成為主管、廠長乃至董事長的故事在東莞比比皆是。這是文明以另一種方式的進階。我在這篇文章的最后是這樣寫的：“原本，她是個初中生，只馬馬虎虎地認識些漢字；現在，她不僅能熟練使用電腦還會自己編程。原來，她對生活的要求是吃飽穿暖有房住；現在，她希望自己不僅要活著，而且要優雅地活著。”

“向南方是中國在轉型巨變中涌現出來的新人物，他的特殊個性是時代之錘鍛造出來的。”

記者：從這個三部曲的一開篇，其實能感受到作家身處不同地域時候的自我適調，新疆和廣東對作家在空間資源、人物資源，包括生活調性上的給予是完全不同的，對你來說可能也存在一個比較長的調整期。你也曾提及自己用了很長時間結束了寫作的青春期。

丁燕：2010年8月，命運的風暴將我從西北裹挾到嶺南后，我發現自己在前半生積累的經驗全都消解為零。南遷廣東對我來說是個分水嶺。在新疆，我是個傳媒工作者；到了廣東，我成了籍籍無名的家庭主婦。在巨大的不適感和強烈的羞恥感的夾擊下，我度過了多少難眠之夜。拔地而起后在陌生之地尋求生存的艱難，讓我刻骨銘心。夜晚如廢墟坍塌般睡去，但第二天凌晨四點起床后，便即刻打開電腦寫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從未間斷一天。

從巔峰跌入谷底，這種強烈的反差讓我再痛定思痛：我要如何生活？我要如何寫作？看起來這是兩個問題，但如果我找對了寫作方向，那我的生活也便有了坐標。我瘋狂閱讀，苦思冥想，輾轉反側。有一次在公交車上讀書太過投入，等抬起頭時發現已多坐了五站；在干做飯、掃地之類的家務活時，我一定會聽一個文學講座的視頻，因為那些談論寫作的詞語是閃閃發光的，讓我不致徹底淪陷到生活的泥潭中。

進入工廠采訪的那段生活，可謂與現實“短兵相接”。那種長時間的勞動，那種零距離的接觸，讓我在創作《工廠女孩》時有了底氣。當我在電腦上敲打文字時，我的手指上還有血痕，而鼻孔里還塞滿了辛辣的味道，整個身體像虛脫了一般。《工廠女孩》的出版，讓我從一個抒情詩人蛻變為一個關注現實的作家。我的青春期結束在2013年。我終于擺脫了虛浮、虛榮和虛弱，迎來了自己的成人禮。

記者：《工廠愛情》這部作品中，主人公向南方并不是同類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他并沒有迎來真正意義上的事業成功，然而他又有一種不服輸和敢于嘗試的韌勁，不愿在生活的洪流里躺平和飄蕩。我們知道這個故事有一個原型人物，究竟是什么打動了你，并讓你決定以這樣一個人物作為小說主人公？

丁燕：從2014年至2015年，我扎根東莞的電子廠是為了搜集素材。2016年，當《工廠男孩》出版后，我居然有了想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念頭。此前的《工廠女孩》和《工廠男孩》是非虛構作品，人物眾多，堪稱“工廠男女之群像”；而現在，我想用虛構的方式，塑造一個單獨的典型人物。我決定參考向南方的生活軌跡，并糅合其他男工的素材，提煉出一部虛構作品。

向南方是我在電子廠男工宿舍里認識的一個采訪對象。大多數男工都問一句答一句，顯得既節制又馴服，但向南方卻帶著一股少見的鋒芒。2017年開始至2018年，我深度參與到他的生活內里——我認識了他的母親、眾多兄弟、幾任女友。在不斷辭工換廠的同時，他也不斷地更換女友。最初，我被這種不按規矩出牌的動蕩生活給震到了。后來，我逐漸理解了這些充滿黑色幽默行為背后的苦澀。他并非盲目跳槽和流動，他對家人和女友也并非無情無義。在他的選擇背后，有不得已的各種緣由。

其后，我將他的故事和其他男工的故事黏合起來，經過加工整理，完成了長篇小說《工廠愛情》。我試圖通過抽絲剝繭、層層展開的方式，描述“90后”青年男工鮮為人知的內心世界。在我看來，雖然向南方是一個微小的個體，但他的命運卻與整個時代緊密相關；雖然他被時代浪潮不斷裹挾，但他依舊做出了屬于自己的抗爭；雖然人在命運和自然面前的努力也許是徒勞的，但人的精神卻是不能打敗的。在困難重重中依舊頑強抗爭，也許最能體現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在我看來，向南方不是社會意義上的成功者，但他卻是個飽滿的文學人物。我不禁設想，如果鄉村青年高加林、孫少平等人出門打工，他們是否會有另一個名字——向南方？我感覺向南方不僅是一個“工廠男孩”，他是中國在轉型巨變中涌現出來的新人物，他的特殊個性是時代之錘鍛造出來的。在這個人物身上有一種象征性，這個人物形象代表了相當多的此類人物的共同命運，任意地拔高和貶低，對他都是傷害。讓人物通過實實在在的生活和感情來表現，讓故事還原生活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是我創作這部虛構作品的初衷。

記者：當從愛情的角度來觀察《工廠愛情》，其實會發現向南方的情感經歷異常曲折——在小說中許多出現又離去的女孩，其實很難說與向南方之間擁有愛情，甚至愛情這個詞本身就在向南方的詞典里格外抽象。為什么會選取這一條線作為小說主題？

丁燕：愛情是人類情感中最為珍貴的情感，最能反映人性本質。人類的紅男綠女可以在各種場合偽裝自己，但在愛情面前，卻會袒露自己。通過愛情來透視人性和時代，是古今中外優秀作品的不二法寶。對生活在嶺南、工作極不穩定、社會身份模糊的打工族群而言，愛情尤顯珍貴。他們渴望愛情，然而，他們卻不懂得如何去愛。我在深入思考中，終于找到了一個核心詞匯：“留守兒童”。像向南方這般的青年男女，大多是在父母空缺的環境中長大的，而他們的父母大多是第一代打工者。在少年時期遭受的心靈傷害，會深刻地影響他們的一生。所以當他們成年后，在試圖尋找愛情的過程中，會遭遇許多困難，而他們如何解決這些困難并最終獲得愛情的過程，不僅耐人尋味，且具有深遠意義。

“工廠是一個巨大的寫作寶庫，任何有心人如果深耕細植，都能有所收獲。”

記者：展開看，其實《工廠女孩》和《工廠男孩》即使同屬非虛構，也因為寫作切入點和采訪方式等不同有很大差異，而《工廠愛情》則做了體裁上的改變。當一部作品完成，開始下一部的思考時，其實在同個主題上的復現是很難自我超越的，你為什么會屢屢產生這種意猶未盡感？

丁燕：事實上，寫作是一件根本無法預設的事。我相信，沒有一個作家是按計劃表來進行創作的，因為總有意外，總有歧路，總有飛地；因為生活本身是廣闊的、復雜的，超出作家預設的。

我想以平等的視角看到我要寫的人物。然而，在《工廠女孩》出版后，我卻體會到了一種古怪的“不平衡感”，總感覺還有一件事需要我去干。所以，我很快便投身到《工廠男孩》的素材收集中。現在回想，我發現那種來自內心的呼喚非常強烈，根本無法抗拒。也就是，我強烈地意識到，我必須寫一部和《工廠女孩》相配的作品，否則我會寢食難安。

當然，作家并非評論家，會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理性分析。作家往往被情緒裹挾，而這種情緒的產生極為神秘，連作家自己也無法解釋。當《工廠男孩》出版后，那種“意猶未盡”的感覺再次出現。我冒出了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念頭。那時，面對手上剩余的素材，我感覺相當龐大，而且，經過六年的實地考察，我認為自己對嶺南和工廠都達到了一定的熟稔程度，已具備了虛構的能力，所以我便像飛流直下的瀑布般不計后果地縱身投入。我的創作經歷給我的提示是：創作是一件神秘的事，要善于傾聽來自內心的呼喚。

記者：對于這三部作品來說，貫穿其中的是青年男女在工廠這個環境中的工作與人生，其中有許多日常細節，其實也有很多岔路——在你筆下的故事里，往往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就會使他們的人生產生不小的波瀾，甚至導致人生抉擇的改變。這種不穩定性，似乎在這一群體里格外突出。

丁燕：改革開放之后，戶籍制度的束縛不再強烈，農民可以進城務工，這讓中國社會掀起了遷徙熱潮。每年春節前的廣州火車站都人山人海，都是要回家的打工者。這種大規模的遷徙生活，會讓身處其中的人產生強烈的不確定感，而這種感覺對我來說，再熟悉不過。因為從故鄉到異鄉，從鄉村到城市，從熟悉到陌生，遷徙者需要努力調整和費力適應才能生存下來。這種不穩定性，既是時代大潮造成的，也是因為身份危機造成的。由于打工者一直在鄉村和都市間搖擺，所以不確定性便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情感方式。

記者：的確如此。在后記中，你也提及在工業區，最容易被忽視的，其實是最顯眼的。我的理解是，很多工業文學中人是為了行業服務的，作為根基的人經常被扁平化、概念化。

丁燕：工廠是一個巨大的寫作寶庫，任何有心人如果深耕細植，都能有所收獲。我的前半生在多民族混居的新疆度過，多元文化塑造了我的獨特個性，并讓我和大多數在單一漢文化環境里成長的人有很大不同。雖然我是漢族，但我的眼神是“混血”的，我經常能感覺到我的眼睛后面還有一雙眼睛。所以我會對那些在打工者或本地人看來司空見慣的景象進行思考。譬如，我發現有些打工者早晨端著飯盒邊走邊吃；我還發現有些女工因長期站立導致臀部比例失調；我也發現有時本地人說粵語是對外地人的一種懲罰。

最終，經過12年不懈努力，我完成了“工廠三部曲”。這部作品之所以能誕生，首先是時代浪潮和嶺南大地的助力，其次是我勤耕不怠、神凝意定、以笨取勝的努力。在這種不斷發現中，我不僅廓清了工廠的面貌，廓清的工人的內心，也廓清了時代在嶺南留下的腳印，以及這腳印和全世界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