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暑假，應黎章韜邀請，我開始了去學生家看看的漫長旅途。首站是云南騰沖，黎章韜是我2010級中文班的學生。隨后五年，我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斷斷續續去過郁南、陽春、臺山、懷寧、東莞、潮安、陸豐、普寧、佛山、深圳、饒平、湛江、遂溪、廉江、韶關、孝感等地，當然也去過廣州的荔灣、越秀、蘿崗和白云。在中國的教育語境中，這個過程被稱為“家訪”，也是傳統教師角色的一項日常工作，但對我而言，這種跨越時空的走訪，完全超出了日常“家訪”的邊界，成為我從教生涯中，從“講臺之上”走進“講臺背后”的發端。

相比《我的二本學生》在較長時空中對學生群體的整體性敘述，這種貼近大地、回到起點的走訪，讓我在生活細密的皺褶處，從另一個視角獲得了講臺之外的更多觀察：

我由此看到了一個開闊、豐富、綿密而又糾結的世界，這個世界鏈接了學生背后成長的村莊、小鎮、山坡和街巷，也召喚了他們的父母、祖輩、兄弟、同學和其他親人的出場。更重要的是，通過家訪，我對學生家長——我的同齡人——有了切近的觀察和理解，多年來，我對這個群體一直持有朦朦朧朧的想象，但始終無法在腦海中形成清晰而具體的感知，正是家訪帶來的近距離相處，讓我獲得了和他們直接交流的機會，并由此確認了一個事實——在中國的高等教育情境中，家長作為教育主體的重要組成，事實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目睹、融入和接受以教育產業化為載體的社會變化進程，孩子從念書到就業的人生大事，往往成為他們遭遇和深度介入這一進程的核心紐結，并伴隨著外出打工、親子分離、跨省婚姻、城鄉融合、教育期待、孩子就業等具體情節，演繹著路徑不同但氣息相通的生命圖景。

在家訪過程對我課堂的延伸中，我清晰感知到父母的生計、勞動的歷練、祖輩的陪伴、兄弟姐妹之間的相處等具體的日常生活，在學生漫長的少年時代，怎樣以“教育資源”的面目，滲透到他們的生命成長中，我由此切身感受到了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所形成的復雜關聯和參差圖景，感知到了學生背后的故土、家庭、親人所鏈接的教育要素，以及曾經駐留的小學、初中和高中，相比大學的一覽無余，才是他們更為根本的成長底色。

當然，讓我感觸最深的是，陪伴學生回到他們成長的地方，一種被遮蔽的力量，總能在年輕人身上神奇地復蘇，我不否認，囿于校園的狹隘和對年輕群體理解維度的單一，在此以前，我對二本學生群體整體的去向過于悲觀，當我有機會貼近他們的來路，看清他們一路走來的堅韌和勇氣，我發現，往日的擔憂，竟然得到了不少釋放，他們作為個體所彰顯出的自我成長愿望，讓我清晰地看到，無論社會的縫隙怎樣狹小，年輕的個體終究在不同的處境中，顯示出了各自的主動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發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

如果說，《我的二本學生》是一本立足講臺視角，建立在從教經驗之上的教學札記，那么，本書是我走下講臺，走進學生家庭實地考察和親歷的家訪筆記。敘述和描繪出“講臺之上”和“講臺背后”的雙重教育圖景，是我多年的心愿，五年的家訪經歷，讓我意外地獲得了機會，從某種程度而言，本書的完成，《我的二本學生》才算獲得了相對完整的表達。

本書依然聚焦我的二本學生，出場的年輕人，同樣來自廣東F學院。

回想起五六年來在全國不同的村莊、集鎮、街巷走訪的經歷，有太多難忘的瞬間值得銘記。我在夏天的溽熱中，到過喧囂而紛亂的南方小鎮，也在年關將近的冬日寒風中，抵達過蕭瑟而蒼茫的北方村莊，它們或庇護在高黎貢山之下，或湮沒在高速公路隔絕的群山之中，或在夸張房地產廣告的包裹里，顯示出街巷的活力和煙塵。我在不止一所廢棄小學的操場后面，目睹到曾經的教室，隨著孩子們的消散，早已一片狼藉；同時也在多所莊重、整潔的高中校園，看到了我講臺下的年輕人，曾經燃燒的夢想和青春。我一次次從廣州南站、省汽車站、越秀南汽車站出發，也一次次在漫長的遠行中，將家訪變為現實，并由此獲得機緣，回溯一個個年輕人成長的足跡。

為了更完整地俯覽村莊的全貌，李敏怡曾帶我爬上老房子的屋頂；為了進到廢棄的小學看看曾經的課桌，何境軍多次示范怎樣翻越學校的狹窄圍欄；為了告訴我養蠔的流程，羅早亮爸爸親自駕船，帶我穿梭海灣抵達蠔場；為了感受茶園的遼闊，林曉靜媽媽豪情滿懷地開著摩托車，載我在崎嶇的鄉村小徑一路馳騁；為了體驗爸爸的工作強度，于魏華和我一起溜入了韻達快遞遼闊的分裝車間；為了更清楚地還原高三的緊張和勞累，張正敏翻出她塵封已久的日記，翻出她高三寫過的近兩百支圓珠筆，我到現在都無法忘記，圓珠筆擺滿一地給我帶來的震撼和觸動。

當然，更讓我觸動的是，在這種走訪中，以家庭為錨點，往往能輕易看到其所帶來的豐富鏈接：我終于擁有機會看到講臺下年輕人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舅舅、叔叔、姑姑、堂弟、同學等父母以外的群體，看到這個群體和他們的具體關聯；也得以擁有機會感受到家庭作坊、進廠打工、養蠔修船、擺攤售賣、種植茶葉、宰殺牲畜等具體生計，是如何作用到一個個孩子的生命中，并在無形中塑造他們的勞動觀、金錢觀和對求學深造、成家立業諸多事情的認知。

這所有的片段、場景和抵達，在我腦海中繪就了一幅動態而清晰的畫卷，接通了一個豐富而真實的中國。

“鐵打的校園流水的學生”，作為教師，置身細密的時空之網，目睹年輕的群體，一波波從畢業季的潮水漫過，步入人生種種的不確定性，再也沒有“流動性”三個字，更能讓我切身感知到他們的生存。我的課堂，不過是學生流動性命運在高校象牙塔中的片刻駐留，“二本學生”作為一個群體的命名和出場，不過是我借助職業的便捷，對他們存在的粗疏敘述。但與他們生命鏈接更為緊密的家長群體，在當下急劇變遷的時代洪流中，卻始終面目模糊，難以在喧囂的信息堆積中，冒出稍稍清晰的面容和身影，更難直接聽到他們的聲音。慶幸的是，也正是通過家訪帶來的便捷，我才得以走近這個隱匿的群體，并獲得一次次互相看見、直接溝通的機會。

我想起第一站到達章韜家，坐在雨天的茶桌旁，聽他爸爸講起早年在緬北的伐木經歷，他平淡地敘述一切，我卻聽得心驚肉跳；我想起正敏帶我穿梭在童年常走的泥濘小徑，想起我們在村莊高高山崗的小學所感受到的絕對寧靜，盡管媽媽不在身邊，但在故鄉的山間田地，無處不是媽媽勞作的身影；我想起源盛帶我重走課堂上描述過的“打火把上學的路”，目睹他最喜愛的堂弟車技驚人，卻無法獲得駕照進入城市謀生的事實，而我在此種遺憾和現實中，突然理解了無法與我謀面的媽媽，為何在生完孩子后，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堅定；我想起曉靜媽媽跨上摩托，帶我在茶場的山路上風馳電掣，她人到中年，卻依然活力四射，我一眼就能感受到，只有同齡人才能明白的孤獨和不甘；我想起境軍媽媽站在村口人行道的桃樹下，和我講起兒子的懵懂給她帶來的憂慮和無奈，以及決定留守家中陪伴孩子的掙扎和堅持。

事實上，雖說是家訪，和家長見面原本應為這一環節的核心，但不少時候，就算來到學生家，我也有可能見不到他們的父母，他們要不雙雙在外打工，要不一方常年在外。有幸能夠見到雙方，我們大都沒有特定的時間用來交流，他們無法停下手中的活計，生存嚴絲密縫，日復一日的既定勞作，填滿了日常的有限空隙，我們難得的聊天機會，更多只能在紅薯地、豬欄旁、快遞間、養殖場，或者鍘豬草、煮豬食、織漁網、揀快遞、修單車等忙碌的間隙中進行。這些場景如此具體、日常而又必然，無不浸潤了快速流動的現實在他們身上打下的烙印。他們堅信勞動創造價值，勤勞、質樸而又堅韌，他們對個人消費保持警惕，但對孩子的教育展現出了驚人的重視、不計代價的付出和讓我羞愧的耐心，承載了天下父母望子成龍的樸素心愿。和我們的父輩比較起來，這群來自中國傳統家庭的最后一代，無論在生活方式還是在價值觀念上，依然延續了父輩的精神底色。

毫無疑問，他們是中國最為廣大的勞動者群體，在敘述中國高等教育的整體圖景時，他們是不可忽視的、沉默而龐大的主體。正是在一次次切近的觀照中，我進一步堅定了此前的判斷，他們的孩子，我龐大的二本學生群體，構成了中國大學生的多數，成為社會的重要支撐，作為家長，他們以自己的勞作和付出，作為勞動者的主體，同樣構成了中國社會正常運轉的重要基石。

在和學生共同的尋訪中，我一次次感受到，剝離掉985、211、雙一流等名校孩子的光環，對更多年輕人而言，哪怕進入二本院校，除了自身的竭盡全力，同樣離不開家庭奮不顧身的托舉。

不得不說，相比千篇一律的課堂，五年的家訪經歷，極大地豐富了我對教育的理解，也激發我對年輕人的成長產生了更多思考。每次走進學生家，我都懷有特別的期待和真實的雀躍，見到家長的那一刻，內心充盈著一種久違的溫情。在短暫的相處中，我親眼看見一雙雙或滄桑或殘缺的手，通過各類普通的勞作，鋪就了孩子們通往大學的路，我親眼看見他們勞碌的同時，因為教育帶來的希望，在田野、在山間綻放的笑容。和他們在一起，一種“遙遠的親切”和“眼前的親切”雜糅交織，我由此感受到某種從未有過的慰藉和滌蕩，從他們身上，我看到同代人被時代打下的精神烙印，清楚覺察到獨屬于一代人的率性、野性以及并未泯滅的活力和激情。

這種讓人放松、沒有隔膜、彼此敞開的關系，固然來自師生之間的信任，更來自我和我的同齡人——學生家長之間，因為共同的時代記憶所產生的共鳴，在以家訪名義的遙遠回望中，不需要語言，我們就能跨越具體的現實處境，滋生出一種別樣的理解和默契，感知到彼此的心心相通。

這是屬于同齡人之間，對逝去時光縹緲卻真實的牽念。

同樣，通過傾聽，我在感知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相同氣息的同時，也在一次次行走中，喚醒了自己對故鄉、對工廠、對祖輩、對親人的記憶，他們給予我的情感支持和持續鼓勵，讓我感受到教師這個職業的莊重和尊嚴，也感受到教育的柔軟、美好和力量，在網絡泡沫和現實的喧囂中，一種久違的讓人寧靜的東西在我內心萌生。

我想，這是我走進學生家庭，和他們的父母一見如故，沒有任何隔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