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話劇藝術中心開年大戲《索愛》上演，這是作家張欣首次跨界編劇，將自己的電影文學劇本搬上舞臺。這部作品是張欣對文學的全新探索，聚焦原生家庭創傷，為觀眾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審視當代都市人的情感生活與精神世界。

張欣是一位與中國當代都市同步成長的作家，被譽為“最早找到文學上當今城市感覺的人之一”。她的作品多反映南方沿海城市白領女性的生活，以獨特的價值觀和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力，獲得讀者的廣泛認可。張欣的散文集《泡沫集》展示了她對人心和人性的深入關注，而長篇小說《不在梅邊在柳邊》和《終極底牌》則出色地描繪了繁華都市中人性的滄桑和考驗。

在《索愛》這部原創情感心理話劇中，張欣將自己對城市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觀念轉化為戲劇語言，讓都市中凝聚的情感點亮成一盞燈。她說，都市文學不寫獵奇，也不再遵循過去的套路寫人們對物質的你爭我奪，而是寫能夠觸及靈魂深處的東西。

近日，張欣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一直“灌水”的作家精神會逐漸萎縮

羊城晚報：為何選擇跨界創作話劇《索愛》？

張欣：我曾經在部隊文工團工作過，對戲劇并不陌生。因此有合適的題材，寫一部話劇很正常，沒有特殊之處。

羊城晚報：為什么題材聚焦原生家庭的創傷？

張欣：關于選材，我以往主要寫現實主義。我們一直在說文學反映現實，但是具體做起來，每個作家的關注點都不同。

這次創作，我書寫一個缺失愛的家庭，寫每個人在尋找愛的過程中的成長。我會更主動地關注普通人身上的情感，而對宏大敘事比較警惕。如果都是宏大的敘事，細微的東西就會流失掉。我認為記錄這些很具體的個人遭際和情感的心路歷程非常有意義。

羊城晚報：在處理現實題材的細微之處時，您怎么把握虛構和非虛構？

張欣：看這個題材適合什么，就用什么辦法去寫。但因為我是小說家，所以我偏向虛構。近幾年非虛構非常盛行，它更接近生活的真實，大家也非常需要真實。但我認為虛構和非虛構是一體兩面，虛構非常考驗作家。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從事寫作，包括投身網絡文學，看起來這條路好走，但我認為是越來越難了。

羊城晚報：為什么覺得寫作這條路越來越難？

張欣：因為沒有人關注你說什么。每個人都想說，都不想當聽眾，所以變成所有人都在說。但真正引起我們深思，以及特別觸動我們的作品還是比較少。

小說創作并不是越寫就越熟、越熟就越不吃力。創作永遠都是歸零的，你寫完一部就不能再復制。如果只是搭個架子，一直灌水，這樣的作家會逐漸精神萎縮，也并非真正的創作者應有的行為。

我有時會覺得越寫越不知道該怎么寫，或者經常被這些問題所困擾，但仍然要不斷克服并將好的內容呈現出來。小說最重要的是呈現能力，每一個對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在思考如何突破自己，如何把內容呈現得更精準。

要寫出讀者內心深處的疼痛

羊城晚報：您最近關注的寫作題材發生變化了嗎？

張欣：我還是比較關注都市生活。前段時間的小說寫民國時期的廣州，也一樣是城市書寫，在《花城》雜志發表，書還沒出版。我認為作家需要展開一個自己能寫的范疇，并且持續發力。

寫都市小說，廣州可以借鑒的東西并不多，不像北京、上海。要挖掘我們這邊的地域風貌和人的潛質，實際上還是蠻難的。我是江蘇人，從小來到廣州，在這生活了很多年，但與地道的廣州人相比，認知上還是隔著一層。因此，我也是用外地人的眼光看待現在和過去的生活，也要慢慢了解、接近這個城市和這里人的特質。

羊城晚報：更多是以旁觀者的視角來書寫廣州？

張欣：在廣州生活，和你真正動筆創作關乎廣州的小說，兩種感覺不一樣。你越是認為你離這個城市很近，和這里的人特別熟悉，你越寫不出來。因為你沒有更深入地往前走一步。我在三四十歲時，很想寫一個關于廣州的故事，但我寫不出來，我找不到人物身上的魂。然而，過去留下的北京、上海的作品是很容易看到“魂”的。雖然張愛玲也寫過香港，但她的上海戲仍然很豐富。

同樣是寫城市，你需要找到個性和骨子里的氣質。我用了很長時間都找不著，我們對廣州的描述太外化了，總是永慶坊、人字拖、美食等，這些因素本身并非文學，文學必須見“人”。

我們并非不能寫醒獅、龍舟，但如果里面沒有人，很難讓讀者了解這個活生生的社會和里面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會找不到“入魂”的感覺。

很多作家也在探索，寫出來的人物非常有氣息。但也有很多寫作沒有給廣大讀者留下印象。這仍然是一個如何呈現的問題。當然，無論是我這樣的老作家還是年輕作家，大家都在努力尋找突破瓶頸的機會。

我們不一定硬要寫出廣州的《繁花》，它是一種地域文化特有的，你不可能去走別人走過的路；但我們可以努力找出廣州本土的東西。作家不能有二手生活，必須自己查資料，自己去想，這個城市讓你印象最深的人物是什么？他們身上的魂到底是什么？要自己找到才行。

羊城晚報：這要求作家“田野調查”的功夫夠硬？

張欣：是的，但思考更為重要。作家需要反復思考你要表達什么，是什么支撐這個人物這樣走過來的，為什么會感動你？現在根本不缺故事，今天聽到一個好故事，我這樣的老作家不可能直接寫出去，不然呈現的東西會比較表面。駕輕就熟的東西寫多了就容易有套路。

真正的作家要避開熱鬧，避開熱門寫作。表面看似熱鬧的事情，實際上它有更深刻的原因，你需要寫出讀者內心深處的疼痛。

過于注重意義反而會出現偏差

羊城晚報：城市化的進程伴隨陣痛，如今有不少社會學、人類學學者也在關注都市生活中或宏觀或微觀的問題，同樣關照個體的境況。在創作過程中，您會以社會學或人類學的眼光對都市生活進行觀察、對話、思考、書寫嗎？

張欣：你說的偏重學者型作家。我應該想不了那么深遠，因為我還是側重文學的角度。我們對寫作的理解應該更加下沉，而不能總是上升。“下沉”非常重要：我們了解多少人的艱辛故事和喜怒哀樂？了解一個打工人每天如何生活、如何解決三餐問題？他最后要回家鄉嗎？文學應該更加下沉。

有時候過于注重意義反而會出現偏差。但也不是像照相機一樣，完全照搬生活的樣子，這也不是文學。所以，我認為都市寫作的難度也在于此。

羊城晚報：“下沉”是指關注到人內心深處、靈魂深處的東西嗎？

張欣：正如我之前所說，生活中有許多假象，有時每個人所呈現的與實際的東西存在差距。互聯網提供了很多便捷，但是存在一個問題，即人與人之間存在隔膜。我隨便碰到一個人都說自己“社恐”。后來我發現這幾乎變成了都市生活普遍討論的問題，此外還包括對戀愛、成功、貧窮、孤獨、焦慮等的討論。

那么這些討論背后的痛點是什么？我認為我們在這個時代必須透過現象看到本質。你必須要相信有“沉默的大多數”，但他們一定相信真情和真誠的力量。

以前我們可能更多關注一個人是不是成功，或者關注沒吃沒喝沒地方住、饑寒交迫的人。現在更要關注“精神上的黑死病”，關注時代的大虛無、大空洞。現在很難找到一個沒有任何焦慮的人，很多人都覺得無力。這些問題非常現實，因此我認為都市文學任重道遠。

都市文學不是寫獵奇的東西，也不是像過去的套路一樣寫人們對物質的你爭我奪，而是寫能夠觸及我們靈魂深處的東西。這需要作品能夠撫慰人心，如果連痛點也找不到，就別提心靈的撫慰。

情感是蒼茫人生中的一盞燈

羊城晚報：您以前說過書寫會讓您自身得到療愈？

張欣：書寫對我來說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索愛》的劇本創作就是一個例子，有時候你碰到一件事，你想知道這件事的走向是什么，這是一方面；通過這件事情，你想發聲，你想表達你的想法，這是另一方面。

我們對于家庭的塑造后來變得很常規化，總是覺得一個家庭后來都會分解，各走各的路，這種做法不對。

所以我認為文學創作的高度不在于從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角度出發，而在于寫一件事時，這件事是否觸動了你，讓你想要傳達些什么。一定要有觸及人性的東西。我們老說有些港臺文學塑造的人物形象，流露出赤裸裸的對金錢的熱愛，但這就是最接近人性的，所以作品就好看。當然，有的人也有神性的一面。不論如何，關鍵是一定要打動你。所以不能從一個模式出發，非要拔高某個人物，這種寫作就很難治愈自己。而是從普通人的想法和高度出發，讓人物最后與自己和解，就會有治愈的效果。

羊城晚報：您以后會更加關注這種書寫方向嗎？

張欣：我認為文學肯定要越來越關心我們的精神健康、精神世界。都市文學不是一張包裝紙，閱讀好的都市文學，即使你什么都沒得到，也溫暖了你的心。我寫《索愛》也提到了一個觀點，即情感是蒼茫人生中的一盞燈。

羊城晚報：正因如此，您近些年作品從揭露冷酷、批判陰暗面逐漸回歸到關注人性溫暖？

張欣：這是一個過程。作家寫到一定程度后就會轉變觀點，最初認為揭露陰暗更深刻，認為玫瑰色理想主義的東西很矯情，后來回歸到關注人們的困境，連接人們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