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二本院校教師黃燈所著的《我的二本學生》引發社會對“二本學生”這樣一個數量龐大而又被忽視的群體的關注，以及對大學教育的討論。

四年后，黃燈的新作《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出版。這部集結她五年漫長家訪旅程的作品，記錄下她在云南、湖北、安徽、廣東等各地村莊、小鎮、山坡、街巷的足跡。

五年來，她乘坐高鐵、動車、長途客車、摩托車，從城市向散落在山海之間的鄉村走去。這種貼近大地、回到起點的走訪，讓黃燈獲得了講臺之外的更多觀察。

而通過傾聽，在感知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相同氣息的同時，黃燈也在一次次行走中，喚醒了自己對故鄉、對工廠、對祖輩、對親人的記憶。感受到教師這一職業的莊重和尊嚴，感受到教育的柔軟、美好和力量。

她在序言中提及家訪為自己帶來的饋贈：“和年輕人站在一起，直面真實的社會、自主抵擋生命的慣性消耗、盡可能和更多的人建立關聯，并在具體的生存細節和生命場景中，以下蹲的姿態，激活各自的生命活力，積蓄可持續的起跳能量和力氣?！?/span>

黃燈與學生及其家人的合影

是什么驅動力讓黃燈老師這樣堅持？面對年輕人的迷茫，面對教育體制現存的一些問題，作為教師還能做些什么？近日，羊城晚報記者專訪了黃燈——

“到現場去”的寫作

羊城晚報：去家訪學生的初衷是什么？

黃燈：學生是我最想寫作的對象群體。在原來的設想中，《我的二本學生》就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基于講臺視角的從教經歷與觀察，其二就是走向講臺背后對學生家庭的尋訪與觀察?！度ゼ以L》這本書算是對第二部分內容的呈現。

我在2018年開始寫《我的二本學生》，但在2017年就已經開始了漫長的家訪旅程。站在講臺上只能看到學生的一個層面，我想更多地去了解他們，就需要看到他們家庭的層面。所以，去學生家里看看是我多年以來的心愿，但真正落實是從2017年暑假開始的。

羊城晚報：什么時候決定把家訪經歷書寫下來？

黃燈：在寫《我的二本學生》的時候，本來準備把家訪也寫進去，但后來發現講臺視角的部分寫完后，內容已經能夠自成一體了，若把家訪部分硬摻進去，結構不太協調。于是就有再寫一本家訪的想法。

羊城晚報：《我的二本學生》出版并引起關注，這對您關于家訪的寫作產生什么影響？

黃燈：原有的寫作計劃沒有改變。家訪是集中對我教學行為的敘述，我看到什么就寫什么，視角相對有限。但《我的二本學生》出版了以后，確實引起較多關注，我得以和一些教育學者有過交流，也參加過相關的教育學術會議，還收到了很多年輕人反饋的感想。

這些促使我對教育產生一些新的思考。比如，關于原生家庭對孩子的影響，是否真像輿論宣傳的那么確鑿？我觀察發現，原生家庭對年輕人的影響是有的，但并不絕對，其中有很多能動性。挖掘這方面的信息很重要，也能讓學生覺得有力量，生活有奔頭。

另外，在和一些教育學者討論后，也有很深的感觸。我不太了解教育學理論，我所做的就是我自己的教育實踐，我對教育的觀察都來自于我對學生的觀察、對我自己成長經驗的喚醒，包括父母對我的教育、我對我的孩子的教育觀察等維度。這些完全都來源于個人的生活經驗。

和一些學者接觸以后，發現他們的研究路徑是不一樣的。在他們看來，我是在做教育學的質性研究，而站在我的角度，其實就是在做非虛構寫作。

這些碰撞讓我的思路更開闊，有時甚至會突然“喚醒”我。例如，現在的我會下意識地在教學中滲透一些教育實踐。上寫作課時，不僅教學生怎么寫，還會觀察他們學完這門課程后有些什么變化。所以《我的二本學生》的出版，讓我感受到教育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是一門科學，很實在，看得見摸得著，可以通過具體的課程來實踐。

羊城晚報：《去家訪》一書涉及大量的信息資料，具體是怎樣寫成的？

黃燈：我做家訪的節奏并不快，每年只去幾戶人家，一去都會待上幾天，跟學生的父母交流，學生也會帶著我去看他們以前生活過的地方，是一種深度的走訪。這持續了5年。當時會拍些照片，記下要點、關鍵詞，重要的訪談也會錄音。正因為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寫的時候就能回到當時的狀態。

但《去家訪》是我寫得最難的一本書。5年的家訪內容，不算上整理材料的時間，僅初稿寫作我就集中用了八九個月時間。那時候是疫情期間，時間稍微多一些，我就像寫博士論文一樣，把自己關進圖書館。那些龐雜的錄音材料和記錄都需要重新梳理，相當于我再重新走了一遍家訪旅程，將其在文字上重現。

我能感知到那些細節，當時我的處境、心理狀態，都是刻骨銘心的。所以，我認為一定要到現場去，去和不去的收獲肯定不同，不去是不踏實的。

寫二本學生是自然而然的事

羊城晚報：除了寫法上的，家訪過程中有什么困難？

黃燈：我寫作的核心都是在理解學生的成長，敘述他們的成長，所以寫作的難度也主要表現在這方面，要去理解不同的學生，他們的成長處境千差萬別。其他倒沒什么困難，無非就是買張票，和學生家長溝通好。整個家訪過程在心理上是很舒適的，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而且很享受這個過程。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家訪的重要性在哪里？

黃燈：在大多數家庭里，孩子跟父母平時很難一本正經地去聊一些事情，但如果有外在力量的介入，可以達成一個聊天的氛圍，說些平時沒有契機傾訴的話。在家長、學生和我三者都在場的時候，交流的氛圍都很好。

有的孩子可能在過去對父母會有一些誤解，在我去家訪以后，他們其實有了一個重新認識對方的契機，因為家訪這一行為帶來了一種融合，像催化劑一樣，促進他們之間的交流溝通和理解認識。

羊城晚報：家訪要花費很多時間，這不得不犧牲自己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黃燈：這幾年的寒暑假我主要都在做家訪，稍遠一點的地方只有假期才能去。我兒子曾經抱怨說，從沒帶他出去旅游過，對比別的家庭，哪怕放三天假都會有旅行規劃。在他小時候，我確實因為太忙較少帶他出去玩，他后來也表示能夠理解。

但是我很看重對兒子的陪伴。只要有機會，基本上每周都會堅持和他進行一次深度聊天，兩個人認真且沉浸式地進行對話。他愿意和我講很多心里話。同時我很支持他的興趣愛好，盡可能地滿足他所熱愛的事情。比如他喜歡汽車，我會抽時間帶他一起去看車展，他想開卡丁車，哪怕在高中期間，只要有空，我也會帶他去。他會覺得媽媽是理解他、支持他的。

羊城晚報：這么多年來您堅持非虛構寫作，是否出于一種責任感、使命感？

黃燈：我不覺得非虛構寫作有多高大上。但是做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二本學生這一重要群體居然沒人關注，我會很奇怪。從開始教學起，我就很關心學生的生活狀態，也非常感興趣，這些年學生給我寫的短信、發來的郵件、他們的作業、試卷我都保留了下來，積累多了就會有感覺，覺得應該有個人發起一個話題來集中討論這個群體。當然寫一個作品出來就是最好的話題，所以寫二本學生是自然而然的。

羊城晚報：在寫作中您對自己有怎樣的要求？

黃燈：非虛構寫作在很多方面與深度調查有些相通，都傾向于對真相的探尋的。在任何一個年代，老百姓都會對真相感興趣。

我對寫作的要求非常嚴格：材料掌握到什么程度，他們關于一件事談到什么程度，我就寫到什么程度，不加任何編造，如實地呈現。書中哪怕是一條公路都是很清晰的，為了讓地理方位更準確，我會打開地圖仔細對照，看看我們經過了哪條路?？梢哉f按照我書中的指引就能去到學生家里。

其實這個寫法很累。打個不恰當的比喻，非虛構寫作就是用文字拍紀錄片，速度快不起來，因為每一句話都要落到實處。我在2003年寫過20多萬字的隨筆，只花了20多天在房間里就寫完了。我感受過寫作的速度，那時候寫得快因為是對我個人經驗的一種表達，而我寫非虛構就會覺得進度很慢。

老師對學生應該是有愛的

羊城晚報：您很容易和學生打成一片，成為他們信任的人。如何做到這點？

黃燈：我跟學生之間沒什么距離，學生在我面前很自在，很多人說我就像他們的家人一樣，沒有隔閡?？赡芨业男愿裼嘘P。我很簡單直率，待人也真誠，不說假話?，F在大學生的困惑也很多，有個傾聽者很重要。他們可能對于我這種性格特質的人容易產生訴說的意愿。

羊城晚報：對于學生傾訴的困難，老師應該如何引導？

黃燈：其實老師能做的很有限，有時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他們需要精神力量，需要有人看見他們、懂他們的心思，能夠疏導、指引他們看到別的角度。比如有的學生不知道如何規劃學業，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歡什么，這個時候老師就能提供一些具體的建議。

還有些學生向我傾訴困難，可能與學業無關，我也會先聽他們訴說，結合我自己的成長經歷，盡可能引導他們坦然去面對。既然學生找到我傾訴，作為老師，就算不能給到實際的幫助，也可以提供精神和心理支撐，老師對學生應該是有愛的，能讓學生感受到“老師是理解我的”。

羊城晚報：您對學生的挖掘和書寫是否也是在回顧自己，書寫自己？

黃燈：我在寫作的時候有一些代入感。我對二本學生算是觀察得比較深，也是因為我和他們其實是一樣的。一方面我看到學生的成長，另一方面我看到自己的成長。

我在寫《大地上的親人》的時候，會想到書中那些人群，我的外甥、侄子、堂弟，那些80后、90后，如果沒有遭遇留守兒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經歷，如果他們考上了大學會有怎樣的命運。其實《我的二本學生》系列就回答了這些疑問。我所教的學生年齡跨度囊括了上述各個年齡段的親人。

老師這一職業讓我擁有機會預設親人的另一種面向、另一種生存。而我的學生家長基本算是我的同齡人，家訪讓我獲得了和他們直接交流的機會，我對他們又有了進一步觀察和理解。

每次走進學生家，我都懷有特別的期待和真實的雀躍，見到家長的那一刻，內心充盈著一種久違的溫情。這種讓人放松、沒有隔膜、彼此敞開的關系，固然來自師生之間的信任，更來自我和我的同齡人——學生家長之間，因為共同的時代記憶所產生的共鳴，在以家訪名義的遙遠回望中，不需要語言，我們就能跨越具體的現實處境，滋生出一種別樣的理解和默契，感知到彼此的心心相通。

羊城晚報：老師的科研壓力、生存壓力及家庭壓力，和他們教書育人、關心關愛學生，這些要怎么平衡？

黃燈：其實對我來說，授課、寫論文、做課題沒有太大難度。我在2014年已經評上了教授，我現在的寫作對科研成果或是職稱評定沒有任何影響，純粹是出于喜歡才去做的。

但是剛入職的年輕教師很難有這種精力，所以不能要求每個年輕老師像我這樣去家訪，這完全看個人選擇?？陀^說來，現在年輕老師的壓力比我們讀大學時老師的壓力大很多。

有學校領導問我怎樣調動老師的積極性，我就說：“學校對老師好，老師就會對學生好?！睂W校給老師盡可能地減負，減少一些事務性工作消耗他們的精力和時間，他們就會有時間和精力去管學生。老師天然是愿意帶學生的，這是教師這一職業成就感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學生不是老師的麻煩，而是老師的幫手，也是讓老師成長的動力源。所謂教學相長就是如此。

成就來源于熱愛和激情

羊城晚報：如今老師的教學科研壓力大，大學對學生科研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以及就業環境越來越“卷”，您認為一個負責任的好老師應該怎么做？

黃燈：既然身為老師，應該都會覺得年輕人的成長是個重要話題。寫論文、評職稱當然很重要，但在我的工作理念中，最重要的，是盡最大可能把學生培養好。學生的順利成長，找到好工作，他背后的家庭就會安定下來，這具有社會意義，對老師而言也有成就感和獲得感。

那么回到老師的生存壓力和對于學生的關心二者之間的平衡，我覺得年輕老師要做好自己的規劃，一方面不能對學校的評價體系完全置之不理，另外一方面也要去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羊城晚報：現在網上有些教授說家境普通的學生慎選文史哲專業，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黃燈：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很多人總以為大學教育是萬能的，這不一定。好多人沒讀大學，但是出于自身的喜愛，在文科方面也能做得很好。雖說這樣的畢竟是少數，但其實每個人都有他所擅長的一面，就看有沒有發現自己的特長，以及是否被破壞掉，是否堅持下來。

我見過很多這樣的學生：找不到自己的所長，什么事都能應付，也可以憑借聰明才智完成任務，但并沒有很強烈的熱愛和激情。這樣其實很容易內耗，也很難將事情做到極致。很多人覺得自己很普通很平凡，因為他們沒有找到內心的驅動力到底是什么。這就是現在學校教育的有限性。

千篇一律的應試教育標準破壞了學生對特長的發掘和堅持。一個社會人只要有一個長處就可以在社會立足，尤其在智能時代。但是現在的教育已經定好了標準，要求人不能有任何一塊短板，而且每個板子的齊整度要差不多。所以真正成才的人畢竟不多。

一件事情做到極致一定是來自熱愛和激情。我對我的學生持續地關注和記錄也是因為對人的成長始終是感興趣的，所以才會不斷地去分析它。

羊城晚報：接下來您有什么寫作計劃？打算寫小說嗎？

黃燈：暫時沒有打算寫小說，以后有些合適的題材可能會寫一些散文。當然我會持續保持對學生、對年輕人的關注，繼續走進學生家里。

原文載于2024年3月10日《羊城晚報》A8百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