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史詩”的文學內涵與品格

“人民史詩”的文學包含兩個最本質性的元素：一是中華民族百年奮斗歷史的“史詩性”。二是以“史詩”的形式與品格來書寫這百年歷史。十余年來，新時代文學向著“人民史詩”的方向和目標堅定前行，創作景觀繁榮豐富，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進入新時代，文學的發展隨著社會的變革迎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進一步實證了中國當代文學一個“新時代”的開啟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同時，提出了“人民史詩”的全新概念：“堅守人民立場，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史詩”概念的提出，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百年革命歷史所取得的偉大業績賦予了新的內涵與品格，為“新時代文學”注入了思想精神與靈魂信仰，也為當下作家的創作指明了新的前進方向。

關于“史詩”，《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中的詞條解釋比較長，我摘要如下：史詩一般以真實歷史事件為背景，描寫的多為對本民族具有普遍意義的事件。這些事件有口皆碑，世代相傳，因而史詩具有很深的民族根源。由于史詩的廣泛敘事性質和它所包含的深刻社會意義，現在人們常常把比較全面反映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生活的結構復雜、畫面廣闊、內容豐富、意義深刻的優秀長篇敘事作品，如優秀長篇小說等，稱作史詩或史詩式的作品。參考上述關于“史詩”的解釋，我以為，“人民史詩”的文學包含兩個最本質性的元素：一是中華民族百年奮斗歷史的“史詩性”。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接續奮斗書寫的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這種概括與表述，顯然是對這一歷史的性質與品格的升華。二是以“史詩”的形式與品格來書寫這百年歷史。不僅僅要寫人民，還要以“史詩”的文學形式與藝術品格來寫，要寫出“中華民族百年奮斗歷史”所內蘊的思想精神和靈魂信仰。馮雪峰寫于1954年7月18日的《論〈保衛延安〉》一文，關于這部小說的“史詩性”是這樣說的：“在它強烈而統一的氣氛里，在它對于戰爭的全面而有中心的描寫里，這么集中地、鮮明地、生動有力地激動著我們的是這樣的革命戰爭面貌、氣氛，尤其是它的偉大精神。”“在這樣的史詩主題的面前，作家的創造性當然不是表現在被動地服從事件的外表的真實上面，然而一定表現在如何去真正掌握到事件的本質及其根本的、重要的精神上面。”馮雪峰用了很大篇幅，反復論述這種精神，以及作家的創造性。可見，在馮雪峰的“史詩”觀念里，作品所表達的思想精神的重要性。也就是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民史詩”“最恢宏的史詩”，其核心是要寫出“中華民族百年奮斗歷史”所內蘊的“偉大精神”，寫出無愧于這個時代的深刻與高度。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稱得上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期待的真正的“高峰”作品。

十余年來，新時代文學向著“人民史詩”的方向和目標堅定前行，創作景觀繁榮豐富，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在我看來，最顯著的現象有兩個：一是脫貧攻堅、“新山鄉巨變”等鄉村現實生活題材創作的繁榮，二是“革命歷史再敘事”的中、長篇小說的崛起。后者，我參照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1990年代后被稱為“紅色經典”）的相關內涵與特征，將其命名為“新紅色經典”。這兩種現象，我以為實乃一條線段之兩端，“新紅色經典”是脫貧攻堅、“新山鄉巨變”等現實書寫的前提或稱來路；脫貧攻堅、“新山鄉巨變”等現實書寫則是“新紅色經典”的當下延續與未來想象，它們共同呈現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幾代中華兒女，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而艱苦奮斗、勇毅前行的“人民史詩”的歷史過程。這樣的歷史與現實，召喚著“史詩性”與長河般的小說巨著產生，也只有這樣的文學，才能夠稱得上新時代“人民史詩”的文學，才能真正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提出的“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的民族宏愿，真正為“新時代文學”確立起時代的高度。

事實上，我對于“新紅色經典”這一概念的命名，并非對當下這類作品經典屬性的指認，而是基于其題材內容、情感結構、思想主旨與當代文學史上“紅色經典”的內在聯系而提出的一種基于現實、面向未來的文學想象，是在新的觀念、視角、技巧、方法之上持續進行的理論建構。畢竟，新時代文學之“新”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歷史過程，正在經歷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的變革與拓新，蘊含著新的思想向度、敘事方法與美學空間，亟需新的視域觀察、新的觀念引領、新的理論支撐、新的標準評價。

進入新時代，現實主義寫作倫理獲得普遍的認同與推崇，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寫作正在試圖將曾經被沖決、顛覆、打碎的歷史、思想、審美重新彌合、編織、建構起來，寫真實、寫整體、寫宏觀的吁求亦越發強烈，總體性思想、史詩性觀念以及宏大敘事的美學范式重又展現出巨大而迷人的魅力。這里有個問題需要引起作家、批評家的關注，許多作家有意或無意地將“中華民族百年奮斗歷史”分割成“歷史”與“現實”兩大題材領域，每個題材領域又切割成無數的線段。當然，對作家而言，他熟悉或研究某一時段的歷史與現實，重點就寫這一時段的歷史與現實本無可厚非；但從“史詩”的角度論，必要的時間長度與空間廣度是不可或缺的。

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就是最好的例證。作家深刻地意識到生活的變化和流動是整個時代圖景的底色，意識到個人的隱秘心理、情感和動機與時代主潮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敏感于這種變化和聯系并給予真切詳實地記錄。于是，小說真實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形象同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緊密聯系在一起，作家的反思性、批判性、科學精神、客觀風格也熔鑄于作品的總體性之中。將個體之生命、生活之日常與國家民族等集體性存在交融并置，最終將個體的命運融入社會、民族、國家這個共同體之中。這樣的寫作倫理既體現為作家對待日常生活的現實態度，也隱藏在歷史傳統和經典文學構建的文化記憶中。

要想對時代進行整體性、穿透性和概括性的觀察與表達，無疑是重要且艱難的。換言之，新時代中國作家的“史詩”觀念與意識亟待加強。

二、“新紅色經典”及其敘事動力

“新紅色經典”的產生，是中國社會進入新時代后的十余年來，社會現實的歷史性巨變對作家召喚的結果，是作家們重新認知和審視“革命歷史”后的思想升華，更是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尤其是“人民史詩”概念的提出與引導的積極回應與正面表達

從個人批評的角度，我比較看重文學現象，它們是一個時期，甚至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學的體現，其影響之大、之深遠都是不可估量的。對文學現象的研究無疑有助于單一作家與作品的批評。或言之，在文學現象里看作家與作品，會有更清晰透徹的認知與判斷。進入新時代，一個嶄新的文學現象逐漸引人矚目，這就是“革命歷史再敘事”，我亦稱之為“新紅色經典”。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百年奮斗歷史”，再度成為作家傾心的敘事資源，諸多作家以不同的文學觀念、歷史視角與敘述方式、語言風格，創作了眾多革命歷史題材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比如，獲“茅盾文學獎”的《牽風記》（徐懷中）、《千里江山圖》（孫甘露），獲“茅盾文學獎”提名的《遠去的白馬》（朱秀海），以及龐貝的《烏江引》、徐貴祥的《英雄山》、張慶國的《老鷹之歌》、傅汝新的《一塘蓮》、石鐘山的《我的喜馬拉雅》、王筠的《長津湖》《交響樂》《阿里郎》、海飛的《回家》《驚蟄》等長篇小說，以及馬曉麗、西元、王甜等的中短篇小說，達數十部之多。這批作品重回“革命歷史”的正史講述，對“革命歷史”的認知與理解，有了比以往其他時期的“革命歷史敘事”更加宏闊的思想視野和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作家們以更加開放的文學觀念和更加自覺的歷史責任感、現實使命感重述“革命歷史”，彰顯了新時代“人民史詩”的文學深厚的“人民性”底色和藝術探索的巨大潛力。

那么，“新紅色經典”作為一種新的文學現象，其敘事動力源自哪里呢？

我以為，最重要的因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以及世界正在發生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發展與國際秩序遭遇嚴重挑戰，復雜的國際局勢與深刻的時代變革，深度影響著當下中國的現實與未來。在這一嚴峻復雜的背景里，中國作家看到了，也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強大的經濟、科技與軍事實力，尤其是民族自信心、凝聚力與民族精神，是無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甚至連基本的生存都難以保證。因此，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和思想精神的傳承，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所創造的“中華民族百年奮斗歷史”，對于當下的中國人民不但具有巨大的凝聚、鼓舞和激勵作用，對當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也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在長期奮斗中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錘煉出鮮明的政治品格。歷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傳。我們要繼續弘揚光榮傳統、賡續紅色血脈，永遠把偉大建黨精神繼承下去、發揚光大！”放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敘事中，“革命歷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用鮮血和生命創造的、具有超越性的獨特人類文明，是純粹的中國故事、中國經驗與中國理論，其內蘊的中國精神沒有因為時間的消逝而式微；相反，日益彰顯其內在的思想與光芒。

概而言之，“新紅色經典”產生的根本動力，不是單純的文學自身發展規律使然，也不是作家文學風格與觀念相近的聚合，至為重要的因素當是中國社會進入新時代后的十余年來，社會現實的歷史性巨變對作家召喚的結果，是作家們重新認知和審視“革命歷史”后的思想升華，更是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尤其是“人民史詩”概念的提出與引導的積極回應與正面表達。

三、“新紅色經典”的文學性特征

“新紅色經典”與此前各個歷史時期的“革命歷史小說”的根本差異，就在于“人民史詩”的文學思想的確立。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況為：敘事的整體性與“史詩”意味；超驗的美學理想與先鋒敘述；作為主體的普通民眾與民間傳奇……呈現出開放與探索的多樣化敘事姿態

在中國當代文學多個不同歷史時期里，“革命歷史敘事”都不曾缺席，都有優秀的重要作品問世；但其歷史觀念與敘事方法及文學風格卻有很大不同。在我看來，“新紅色經典”與此前各個歷史時期的“革命歷史小說”的根本差異，就在于“人民史詩”的文學思想的確立。這樣的“革命歷史再敘事”與“十七年”的“革命歷史小說”可以說是一脈相承，但有了更加開放的視野與宏闊豐富的內涵，以及多樣化的敘事風格。結合幾部小說作品，簡略談一下其主要特征。

第一，敘事的整體性與“史詩”意味。“新紅色經典”作家并沒有停留在正史講述的一般性描寫之上，不再延續“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的敘事傳統，將“革命歷史”的“歷史”切割成某一時段，構成一個閉環敘事系統，并以“勝利大團圓”的方式，實現小說結構的完整性；而是將“革命歷史”的“歷史”與之后所延續的“現實”作為一個敘事整體進行思考與描述，進而實現對“革命歷史”所蘊含的豐富復雜的意義進行深度挖掘與再闡釋。由于時間的長度與空間的廣闊，小說的“史詩性”成為可能。誠如盧卡奇所言，“史詩賦予內部完美的生活總體以形式；小說通過賦予形式，試圖揭露和構筑被隱藏的生活總體”。總體性指稱文學反映生活的整體，或從整體的視角反映生活。總體性往往勾連著思想性和價值判斷，講述歷史，也描摹生活，進而使生活變得真實而有意義。

朱秀海的《遠去的白馬》通過對女主人公趙秀英漫長一生的整體呈現，將特定個體和局部的革命故事，轉換為有關中國革命歷史的元敘事，在更廣闊的視野和更高層面對歷史與現實進行溝通與整合，完成了以往“革命歷史小說”罕見的“一個人的史詩”的宏大敘事，具有強烈的本質色彩和文學整體性。趙秀英既具有傳奇色彩，又樸實無我，而且艱難無奈的人生，內在的卻是一場自我革命與理想道德的升華。而這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我參加革命時的初心”。作家沒有駐足于傳統“革命歷史小說”的頌歌模式，而是如1980年代的李存葆一樣，對戰爭后的現實進行了極具深度的開掘與思辨。

第二，超驗的美學理想與先鋒敘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基本上都是“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產物，這與作家創作時充滿革命激情和建設新中國的熱情的時代背景是一致的。徐懷中雖然經歷過革命戰爭，但他的文學風格卻是唯美與婉約一脈的。《牽風記》大膽采用了新時期以來小說中極其少見的“超驗主義”風格，書寫了殘酷的革命歷史的另一面，對英雄主義做了另類描寫與再闡釋。小說敘事內核是對生命的自然之美的極力贊頌與張揚，是對人性終極價值的思考與觀照，尤其是將人放逐到自然本性之中，再賦予其革命初心與某種神性，安放肉體也安放靈魂。極致浪漫的審美觀照對應極端殘酷的戰爭背景，其震撼人心的程度可想而知。《牽風記》是一個富于理想主義的“革命歷史再敘事”文本，是一種超越具體歷史語境的新的文學建構與想象，是一種已經鮮見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的張揚，彰顯了作者對“革命歷史再敘事”的獨特認知與理解，以及強大的文學自信。

孫甘露是1980年代“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曾以語言狂歡的極端方式獨樹一幟。在《千里江山圖》中，他以法國“新小說”般冷靜客觀的描寫與細致縝密的敘述方式，講述了一個我地下黨組織護送中共高級領導過境上海的“諜戰懸疑”故事。由于地下工作的隱秘性與復雜性，小說的表層形態呈現出神秘、緊張、驚險的色彩。以語言狂歡著稱的孫甘露居然著重寫故事和情節了，而且寫得跌宕起伏、懸疑叢生，伏筆與隱匿的設置、細節處榫卯般的精準對接，讓人絲毫感覺不到生澀與慌亂。孫甘露寫作這樣一部“紅色革命歷史”小說，當然是抱著對當年那些年輕革命者們極大的熱情與崇敬態度，尤其是作品中無法掩抑的信仰光輝，那種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精神，都證明著孫甘露對這段革命歷史的真誠緬懷、對這些革命者的崇高致敬。

第三，作為主體的普通民眾與民間傳奇。“新紅色經典”作家更為關注“革命歷史”中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以及被戰爭裹挾著的民間傳奇。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革命歷史小說”中的“革命英雄傳奇”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們試圖還原歷史真相，呈現歷史自身邏輯的演變軌跡，這似乎成為他們創作的普遍自覺。傅汝新的《一塘蓮》通過東北鄉村三個年輕女性被卷入解放戰爭的命運書寫，鮮明呈現戰爭歷史的另一面。作者沒有刻意描寫她們的進步與崇高，她們是在自覺與不自覺中經歷并參與了那場波瀾壯闊的革命戰爭，也就是說，她們的命運是被革命浪潮所裹挾的。歷史的不確定性，以及個體命運的偶然性，成為小說敘事的自在邏輯。而革命勝利后，三姊妹又重歸原初普通民眾的平靜生活。以往“革命歷史小說”中更多作為背景出現的土匪、士紳在小說人物譜系中的地位被強化，他們對革命的貢獻甚至犧牲，并不完全是對時代大勢的理性選擇，更多地基于江湖義氣與人情世故，進而呈現出民間文化的傳奇色彩。

在海飛的《驚蟄》《捕風者》《棋手》等諜戰系列小說里，交織著忠誠與背叛、存在與毀滅、情愛與幻夢；有戰爭的血火、偉岸的英雄，也有高蹈的理想、忠貞的信仰；有壯闊詭譎的歷史，亦有樸素綿密的尋常日腳。小說中的人物彼此間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糾葛。復雜的人物關系如同一張巨網，兜起了親情、友情、愛情、戰友情等等不同類型或者說難以歸類的情感。作為革命者形象存在的主人公有著各自的職業身份，包括電影傳譯、裁縫、鐵匠、理發師、廚師、教師、棋手等等，諸如此類的行當無不與最平凡、最瑣碎、最世俗的生活經驗緊密相連。海飛強化了民間傳奇的寫作立場，將“人的歷史”與“歷史的人”并置，既書寫了國家、民族、政黨、階級及集團之間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和血肉橫飛的激烈戰斗，也描繪出普通民眾的主體性和自覺性。《捕風者》中，女主人公蘇響永遠是女人的形象大過革命者的形象。一個女人對情感的執著、對丈夫的忠誠、對孩子的摯愛，都被海飛纖毫畢現地完整記錄在案，以此最基礎的生存本能來隱喻最高蹈的革命精神。海飛將一個“女特工”的英雄事跡還原為對一個傳統女性心路歷程和情感世界的鉤沉與復現，說到底體現出的是對人的尊重和對生命的敬意。

在整體性視野下，“新紅色經典”的文學性特征還有很多，諸如“英雄敘事”的袪魅化、戰爭歷史的“個人化”與“日常化”、張揚的女性書寫、重回“真實性”的時間與空間、懸疑與諜戰——類型化小說的魅惑等等。概而言之，呈現出開放與探索的多樣化敘事姿態。

四、建構新時代紅色經典之“新”

“新紅色經典”之“新”，概而言之就是“新時代”之“新”、“人民史詩”的文學內涵之“新”、“革命歷史再敘事”的歷史觀念之“新”。這幾重“新”中當然也包含史詩性的思想精神與總體性的文學方法。其廣闊的題材空間、深邃的思想蘊含，以及開放與探索的多樣化敘事姿態，都昭示著這一現象向著未來持續延伸的藝術魅力與創造活力

現在，要回到本文的原點——“經典”與“紅色經典”，然后再進入主旨“新紅色經典”。

“經典”一般用來指稱宗教的主要典籍以及具有權威性的學術著作。文學經典是指那些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并在漫長的歷史中經受考驗而獲得公認地位的偉大作品。南帆在《文學史與經典》一文中提出：“經典的認定無疑是至關重要的權力——經典的認定與某種公理的確立密不可分。許多時候，個人無法獨享這樣的權力；經典的最終確立是一個文學制度共同運作的結果。”文學史顯然是文學經典傳承與認定的最直接、也更具權威性的載體，它通過高校一代代學生的傳播，其影響力是巨大的。

然而“紅色經典”并非文學史命名，在新中國成立后四十余年的當代文學史中，它的主要說法是“革命歷史小說”。創作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被納入這一譜系，那一時期也被文學史家稱為“革命歷史小說”的噴涌期。這類作品大致包括以《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稱為“三紅一創，青山保林”）以及《烈火金鋼》《鐵道游擊隊》《平原槍聲》《敵后武工隊》《戰斗的青春》等為代表的長篇小說，數量其實有百部之多。這些作品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以滿腔熱忱和質樸的表現方法，謳歌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社會主義建設等不同歷史時期我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代表了那一時期我國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成就。

關于“紅色經典”，有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個后文革詞匯，1980年代被用來指稱文革期間創作的革命樣板戲，主要有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現代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海港》、交響音樂《沙家浜》，后加上《龍江頌》《杜鵑山》《平原作戰》《磐石灣》等。1990年代這個概念才流行起來，不再局限指稱革命樣板戲，而是泛指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指導下創作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政治運動和工農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也就是“革命歷史敘事”，包括了前面提及的1950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紅色經典”由此被泛化。但這一概念的出現助推了1990年代之后的文學藝術的市場化、商品化和消費化轉型，“紅色經典”被“二度消費”，產生一些消極影響。不過深究其里，不能僅看作是藝術上的一種策略，或者懷舊的意緒。“紅色經典”作品中的家國情懷和崇高英雄，彌合了人們情感結構中的裂隙，某種程度上撫慰或紓解了彼時社會上流行的焦慮與頹廢情緒。

作為一種正在崛起的新的文學現象，“新紅色經典”之“新”，概而言之就是“新時代”之“新”、“人民史詩”的文學內涵之“新”、“革命歷史再敘事”的歷史觀念之“新”。這幾重“新”中當然也包含史詩性的思想精神與總體性的文學方法。“人民史詩”的文學內蘊著整合、概括和超越的文學觀念，強調一種新的宏觀視域和總體性的美學原則；強調整合中國人共同的生活經驗和精神狀態，凝聚成共同的思想共識、情感基礎和價值標準；強調展示中國立場、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民族特色；強調包納日趨復雜多變的價值判斷，概括漸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處理和提升日益復雜且快速變化的中國經驗。而對“新紅色經典”的理論建構也正蘊含在對“人民史詩”的文學的總體性書寫之中。

“新紅色經典”創作目前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文學成就，且方興未艾。它在賡續弘揚“革命歷史”傳統，激勵人民在新時代踔厲奮發、勇毅前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偉業中，發揮著強大而獨特的精神引領、思想砥礪和情感支撐作用。其廣闊的題材空間、深邃的思想蘊含，以及開放與探索的多樣化敘事姿態，都昭示著這一現象向著未來持續延伸的藝術魅力與創造活力。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