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工文學作為“底層文學”的一種，多為打工者本人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創作，因而更具時代性和現實意義。《工廠女孩》是丁燕打工文學“工廠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一部優秀的非虛構作品，講述了丁燕隱瞞作家身份在東莞樟木頭鎮工廠流水線打工的經歷。丁燕以介入性的視角觀察變遷下的社會，運用多種寫作手法刻畫了幾位性格鮮明的女性形象，兼具紀實性與藝術性，并通過對底層夾縫中個人的微觀敘事向讀者展示了時代洪流中隱蔽而深刻的社會問題，同時作品融入了作者本人的女性經驗，挖掘出工廠女孩身上的多種主體性，讓讀者看到社會邊緣人身上的閃光之處，為打工文學注入現實深度與思考高度。通過透視社會轉型期打工女性的生存現狀，傾聽那些被遮蔽的微弱聲音，展示了非虛構作品與打工文學相結合特有的現實關懷。

關鍵詞：非虛構作品；打工文學；《工廠女孩》；女性敘事；現實關懷

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的不斷推進，底層寫作領域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打工文學便是底層文學的一種。打工文學的作者“多數是打工者本人,或者是曾經有過很長時間的打工經歷的農民工出身的作家”，“打工文學”的出現，有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和市場社會興起的深刻歷史語境，也是人口在城鄉間大規模流動等現代移民現象的一種文化投射。丁燕作為打工文學作者中獨具個人特色的一員，既是遷徙者，也是勞動者，還曾是一個想象豐富、飽含情感的詩人，在生活體驗、工作體驗與寫作經驗的三重因素作用下，她的“打工文學”既具有強烈的現實性，也在微觀敘事中彰顯出細膩的情感與獨特的現實主義關懷。在創作非虛構作品《工廠女孩》時，丁燕從介入性的視角，以大齡女工的身份，融入了東莞樟木頭鎮工廠的流水線，與三個工廠的底層普通工人一起工作生活了半年時間，她通過與身邊人的接觸，形成了對嶺南和工廠工人的認知圖景，并在主觀情感的傾入下開始對深層現實的探尋與反思。在文字呈現上，丁燕發揮了詩人的情懷與想象，她一方面忠于真實，但又不只是現實的轉述者。不同于貫穿了理性思維的《中國在梁莊》，《工廠女孩》運用了大量比喻等文學修辭，在書寫事實的同時為語言注入審美色彩，這種活躍的文體不僅給讀者以新鮮感，也在情感上引起讀者共鳴。《工廠女孩》是丁燕寫作的分水嶺，當她決定從西北走向東南，也意味著她開始從地方性創作邁向了更為廣闊的時代話題，丁燕與舊時代的崩塌和新時代的重塑齊頭并進，在突飛猛進的變革面前，她選擇融入時代，盡管在扎根工廠的過程中面臨了無數來自生活、采訪和寫作的困難，她依舊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出了屬于自己的“打工文學地圖”，在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參與下成為歷史的見證者。

一、故土與異鄉：差異環境下遷徙者的自我適應

《工廠女孩》是丁燕“工廠三部曲”系列的首篇，也是奠基之作，她開啟了自己以“工廠”為中心的創作生涯，但作品中除了工廠與工作，社會轉型背景下的城鄉差異也是底層打工者難以忽視的問題，“遷徙”成為丁燕無法割舍的重要話題。當數以萬計的人們南下廣東工作扎根，廣東生活也便具有了特有的復雜性與鮮活性，丁燕洞察到這種地域空間的異質性，并將其融入打工文學。

丁燕三十歲時決定舉家從西北遷徙到嶺南，東莞和烏魯木齊的差距不止在于經緯度、溫熱帶，而在于風土人情，二者之間存在著清晰的鴻溝。當過去的生活經驗被消解殆盡，丁燕如同其他南下的打工者一樣，成了“赤裸裸的新人”，經歷過排斥，卻也在不斷適應中讓東莞也成為“自己的東莞”，正所謂“日久他鄉即故鄉”。感受差異并接受差異，只是打工者適應的開始。新疆是丁燕寫作離不開的話題，她在《工廠女孩》中也多次提到“哈薩克人”和“維吾爾”，那是植根她內心深處的故鄉情懷，也是她獨有的“地標性建筑”，打工者基于在故鄉的經驗逐漸產生對新環境的認知，每個人的故鄉都成為某種精神符碼。比如在《工廠女孩》中，看到被剝奪姓名、被簡化濃縮到只剩下數字編號的工人，發覺到被喚作“118號”的自己，丁燕打了個寒噤。她想起哈薩克對待自己的羊群的每一只羊都能夠賦予稱謂，小羊的稱謂不同于工人的工號，它們都是主人傾注時間與精神耐心觀察樣貌特征得來的，這是對生命的親近與尊重，也是對個性的認同。相比起來，機械排列的工號冰冷無味，隱藏在數字背后的工人會“忘記自己的私人身份”，被裹挾在森嚴的等級之中，東莞工廠的團體格局在對比中鮮明起來，人情味不再是貫穿群體的基本要素，每個人都成為可替代的一環，個體的獨特性被淡化。丁燕在工廠流水線——這一最能代表東莞社會特色的場景中，感受著前所未有的沖擊，東莞的城市特色也這樣埋伏在無所不在的生活中，可能只是一道線條、一句低語、一聲微響，不知丁燕打了多少個“寒噤”才摸索出在現代化轉型推動下東莞這座城市的時代意味。共享差異，才是適應的終章，也是丁燕的打工文學中潛藏的呼喚與期待。丁燕深知盡管深圳到烏魯木齊的距離已經是“遙遠的五千公里”，但是內地人與新疆人的心理距離不止于此，新疆以外的人們只能通過電視上“大美新疆”的廣告語認識新疆，在這種簡化了的標語中，地區的多樣性被忽略，強行塑造了一個不存在的形象，丁燕不僅作為一個新疆人而厭棄這種刻板印象，更作為一個遷徙者批判這種地域間的隔閡，她相信任何一個地區的文化和歷史都是多元的，陌生感不應加深標簽化的認知，遷徙者可以從自己的內心出發，下潛至城市的深處，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感受城市的溫度，用語言化解誤解與刻板印象。丁燕曾列舉兩個她剛到東莞的情景，她在市場買魚時一定要問清楚魚的品類是什么，而魚販只是一再告訴她，魚是“小魚”，沒有名字，卻不曾解釋這種“約定俗成”的背后是什么深層的歷史原因；這種“沉默”也發生在丁燕身上，在別人問起為什么她身為新疆人卻不會跳舞之時，丁燕也一時語塞，只能尷尬地解釋“并不是每個新疆人都會跳舞的”，她不會跳舞的背后，是新疆民族融合與變遷的復雜的文化原因，丁燕面對這個問題的無力頓時讓她明白了當時魚販的含混，她意識到地域之間的溝壑原來比之前想象中的更加深沉，歷史和文化的積淀讓每個地區都擁有了獨一無二的底色，這些底色值得被說出，也值得被傳承，正如丁燕所寫，“當這種沉默讓多元化消失后，生活便變得簡單而粗糙。寫作的意義何在？也許，就是在表現恢復多樣性上”。通過描寫自己在嶺南感受到的風土人情，丁燕也希望讓簡化了的生活和文化以肌理豐富的形態再現。丁燕已從一開始創作《工廠女孩》時在“厚街”失語，轉到如今將自己的十年生活化作一本《東莞轉身》，嶺南的綠慢慢消融了北疆的雪，酒店與菜場、豪宅與工廠、精神花園與粗鄙物欲相互糾纏掙扎，混亂與蓬勃都在細微之處得以彰顯，不同于宏大的敘事與抽象的哲思，這些具體的瑣事如同顆粒一般拼湊出富有文學意義的生活圖景，丁燕的轉變過程也為其他擁有遷徙經歷的打工者提供了借鑒。

二、工人與作家：身份游離下記錄者的真實建構

“打工文學”經過評論界的討論，最終被普遍界定為“打工者”完成的作品。不同于作家置身事外的創作，打工文學富有生動而鮮活的經驗與生活氣息，這是打工者發乎自身情感的宣泄，取材于自我，為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提供了窺見弱勢群體的一手資料，也彰顯了發展中國家社會轉型中作家的“底層意識”。這種底層意識既不摻雜遠離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對底層生活的臆想與過度同情，也沒有身處底層的工人作者為了給自己打氣而刻意加入的理想色彩。在《工廠女孩》中，丁燕在工人與作家的雙重身份下游走，在外人面前，她不再是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專職作家，而是時刻警惕“禿鷲般”的巡邏組長的高齡女工，她并非浮于表面、以粗淺的體驗式視角展開敘述，而是將肉身作為楔子深深扎根于工廠，摒棄了知識分子的俯瞰和想象。她將身體完全交出去，認為“她們不是別人，她們就是我，我就是她們”。在工廠工作的這段時間里，她也會吃“如同豬飼料般粗糙的飯食”，喝“沒有商標的可樂”，在身份的隱藏中，她接觸到了真實。

但是，《工廠女孩》并非全然是一個“打工者”的自述，丁燕作為2010年首批入駐東莞樟木頭鎮“中國作家第一村”的作家之一，是以走入社會為渠道、以文學創作為目的的先行者，這意味著她不能僅僅作為行動者轉述真實，而是肩負著當代文學“現實主義”革新的責任，在以打工者身份融入工廠、挖掘生活本真的同時，也要以作家的身份解構真實、創造性地重構真實。縱然現實中大多數人的生活不如虛構作品那么充滿戲劇色彩，日常素材的創造性收集與運用卻可以編織成靈動的網，正如丁燕所說，她不僅用文字記錄“睜著眼睛”看到的街道，也會記錄“閉上眼睛”在眼瞼內所喚醒的記憶，哪怕在流水線旁做啤工的時候，她手上麻利的動作是工人的守則，她無法停下的思考卻是作家的本色，每當遇到引起思考的素材，她就會沖進廁所、拿筆潦草記錄自己的想法，工人與作家的身份游走之不易也可以在部分段落中顯現：丁燕試圖融入工廠，但從底層工人爬到管理層的人們只認為她在“客串”和“演習”，笑臉相迎的中產階級也只是假意熱情的陌生人，正是在這種融入的嘗試與受挫中，丁燕以更為清晰的視角以不同階層的身份認同洞悉到了工廠社會的階層結構特點。丁燕在二者之間徘徊的同時，也在平衡文學與現實，這種既嵌入群體之中又游離于體系之外的獨特定位，也讓丁燕有了更為全面客觀的視野，對于丁燕來說，打工生活并不是虛擬的點綴或殘缺的背景，而是作品的核心，她以此為基礎構建真實。當文筆稚嫩粗糙的打工文學被主流文壇俯視和排擠之時，很多打工作家都急于擺脫打工題材，但丁燕不曾拒絕“打工作家”這一身份，而是以平和的心態對待這一頭銜，始終堅定自己的文學立場。

三、抒情與紀實：比喻修辭下親歷者的情境渲染

如果說嶺南是丁燕需要適應的完全陌生的地域，那么紀實文學便是丁燕初次涉獵的創作風格，20世紀80年代，丁燕從事詩歌創作，她的詩歌中充滿了比喻與想象。地理的遷移為她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丁燕在不斷克服生活和寫作的困難中實現創作風格的轉型，成功將非虛構寫作文體應用于打工文學。丁燕的寫作起始于烏魯木齊綠洲上的葡萄園，在葡萄園的靜謐與芬芳中，少女時代的記憶被定格在烏魯木齊的夏天，細膩的情感流淌在詩集《午夜葡萄園》的字里行間，讓讀者從中細嗅絲絲縷縷的浪漫。面對草原和雪山，詩歌無疑成為抒發心中所思所感的絕佳表達。她在詩作《葡萄開門》中寫道：葡萄沒有自由/一棵向上的葡萄/只有一間/屬于自己的單身牢房/愛我/就來到我的單身牢房/在這個時刻/葡萄是我短暫的憂傷/是我交代給命運的韁繩/是我隨著歲月/返回人間的那一刻。[7]丁燕憑借《葡萄開門》當選第三屆“中國當代十大杰出青年詩人”之一，葡萄在詩中被賦予了象征性含義，它象征了少女短暫的憂傷和對命運的坦然，青年時期的丁燕，充滿了詩人特有的解脫束縛、追尋愛意的渴望，字里行間都顯露著關于自由的遐想，這些語言簡潔而富有意境，充滿著對人生不同階段轉換的感知與思考，想象力和感性對于一個詩人來說，永遠也不過時，彼時充盈著浪漫色彩的丁燕還不曾設想十年之后她將會去往五千公里外的東莞，物質世界的差異將會改變她的精神世界，屆時她的寫作風格也將發生巨大的變化。面對陌生的東莞與工廠，她的抒情之味大大減少，昔日安定的消逝讓她驟然來到了新的意識領域，丁燕由過去沉浸在詩意的詞語挖掘轉向追尋生活的血肉與肌理，一頭扎入打工世界。葡萄園是隱秘的、工業園卻可以被赤裸裸地直視，詩歌難以再描摹出邊走路邊吃盒飯的工人的匆匆，也無法負載流水線機器不絕于耳的轟隆，前者抒情、后者紀實的寫作方式也像是天經地義一般被確定下來。但是，多年習詩的經驗與感悟無法讓丁燕滿足于攝像機似的記錄，雖然她刻意摒棄多彩的形容詞和修飾語，但隱含在描寫中的情感卻在文學筆法的加持下如遠星般閃爍，這也使她的打工文學具有了難得的美學意義。

美國詩人史蒂文斯曾說，“沒有隱喻，就沒有詩”，丁燕作為曾經的詩人，恰恰偏愛著比喻的手法。對于作者來說，比喻不僅是一種修辭，更是一個情感的載體，是作家想象力的體現，與作家本人的個性風格相伴相生。丁燕將比喻融入環境描寫、人物描寫、心理描寫，讓比喻與作品整體語境相統一，以此作為自己的情感鋪墊。在非虛構寫作這種特殊的文體之中，多樣化的比喻手法恰恰成為兼顧情感與真實的絕佳表達。例如在描寫工廠流水線作業時，丁燕形容“時間是一堵用鋼筋和水泥堆砌而成的墻。”此處暗喻十分巧妙，在突破讀者認知的同時給讀者以逼真的現實之感。人們對于“時間”的感知十分抽象，但對鋼筋水泥墻卻是熟悉的，通過將“墻體”的特征轉嫁給“時間”，讀者對時間的認識便也清晰了。在電子廠中，時間并不是緩緩流淌的，而是堅硬的，它的“堅硬”一方面是“看得見”的，它來自流水線永不停息的滾動，冰冷的機器堅不可摧，工人們卻是“軟”的、被動的、無可奈何的，她們麻利的動作無聲但可視，流動的產品也成為時間的具象；另一方面，時間的堅硬體現在看不到卻又無時不在的壓迫感，這種壓迫是無形的墻，撲面而來、直抵鼻尖，工人們緊張的心理展現得淋漓盡致，哪怕不曾在工廠工作，也能透過文字感受到時間帶給人的壓抑氛圍，從而能在后續的閱讀中以更強的代入感理解人物。除了環境描寫中的比喻，丁燕也在人物的刻畫中使用大量被賦予情感的比喻手法，更為直接地讓讀者感受到每個個體的狀態。例如，在描寫工作效率極高的女工阿鳳的時候，她曾用這段文字描繪阿鳳的雙手：五指粗短，像被煙熏過的木棍，指甲烏黑，看不清掌心紋路，左手大拇指內側，有幾道印痕（她削東西時總是刀片朝內），像毛筆蘸著白漆在黑紙上劃過。此處連用兩個看似頗具怪異感的比喻，“被煙熏過的木棍”和“黑紙”給人一種樸素而粗獷之感，而后的“白漆”則更突出了這種視覺沖擊，這些刀痕在明暗對比中無比清晰，而一個“劃”字似乎既能讓讀者看到因力度之大而變得鋒利的尾端，也能讓讀者聽到因速度之快而旋起的風聲，在讀者面前，阿鳳的那些傷口不是靜態結果的呈現，而是在她飛快的作業中截取的動態片段，乍一看風馬牛的本體和喻體在人意料之外碰撞出精彩的火花，讓人感受到幡然醒悟的淋漓，一個勤勞、剛強、果斷而富有力量感的女性赫然走出了文字，也給讀者留下足夠的想象空間。比喻作為丁燕的描寫工具，將情感與現實交融。她非常明晰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界限，在借助虛構小說家的寫作工具時，謹慎地保護著人物的真實性，將展示和渲染真相作為自己的首要責任。但同時，丁燕的非虛構寫作削弱了報告文學的批判性基因，強大的文體活力得以釋放。

四、個別與群體：社會隱痛下觀察者的現實關懷

非虛構寫作的出發點便是民間立場和個人視角，帶有揭示性和批判性地直面社會問題，卻又不失人道主義關懷，這與打工文學的書寫要義不謀而合。中國東南沿海工廠密布，工廠中女工大多來自全國各地的鄉村，她們為中國GDP的增長貢獻了汗水與被壓榨的青春，但其生存境況卻是無人問津。丁燕在撰寫《工廠女孩》時，不只是忠實的記錄者，更是一個思考者和建構者，為讀者搭建著表層鏡頭背后復雜的社會問題，這和其他創作打工文學的草根作家有了質的差別。《工廠女孩》中，《深夜尖叫的蘭花》一章讓讀者沉默，該章講述了常年外出務工的“70后”母親羅春花和已經長大的“90后”留守兒童趙蘭花母女之間的沖突與隔閡，丁燕通過運用大量的語言描寫，將母女二人一次異常激烈的沖突推到讀者面前，在工業園的一家川菜館里，許久未見的羅春花與趙蘭花并沒有親昵而歡樂地講述自己的近況，而是由一開始的“生鐵般冰冷而疏離”演化為激烈的相互斥責——一切的導火索都是羅春花講述了自己當年因沒有暫住證在收容所躲避追查時不小心捂死了一只亂叫小狗的故事。女兒并不知道收容所這團打工者的“陰影”為何物，更不知道當時母親如果被追查的人發現將意味著什么，直接跳起來厲聲斥責母親為“劊子手”，而憔悴枯槁的羅春花無可辯駁，只留下了婆娑的淚眼和無盡的尷尬，正如她也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兒第一次獨自經歷月經、飽受身體痛楚與精神空虛時，面臨了怎樣的失落與窘迫。當話題又回到重復了無數次的金錢與陪伴，一旁的丁燕也在為中國鄉村千萬個這樣“零碎”的家庭而感到心痛：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飛速發展的當下，這樣的代際隔閡幾乎成為常態。流水線工人動蕩的打工生活，無法讓他們的子女享受當地的教育資源，只得被迫將孩子留在老家放養。繁重的工作讓身心俱疲的父母在電話中只剩下只言片語的訓誡，父母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長期缺席讓留守兒童內心深處留下難以愈合的疤痕。當“父母”逐漸成為一種空洞的象征符號后，家庭中的裂隙和鴻溝在相顧無言中便一步步加深。GDP數字節節攀升的背后，會有經濟學家計算環境成本，但千千萬萬個鄉村家庭的情感成本卻被淹沒在時代的洪流之中。丁燕透過趙蘭花與羅春花，看到了社會轉型之下更為隱蔽的犧牲，便堅定地利用文字的力量，將時代之殤殘酷地暴露在讀者眼前。除此之外，丁燕也關注到了女工的精神世界與生活方式，以及由此顯現出的本地人與外鄉人之間的壁壘。在這個熱鬧升騰的南方小城里，生活是點綴著現代化大都市的色彩的，但這種色彩將衣著工裝的“打工仔”們排除在外，他們膽怯的眼神和不時髦的頭發與環境格格不入，經濟地位和社會處境的差異在此刻暴露無遺。買完東西出門，超市旁的攤位上，陡然響起節奏感強勁的打擊樂。這時，無論是進的人，還是出的人，都被音樂攝住，頓下腳步，癡愣片刻。在這個以利潤為最高宗旨的工業園旁，在這個十年前充斥著哭聲和喊聲的收容所旁，這陡然響起的音樂，如一股潛流，汩汩流淌進人們的骨縫，讓廢鐵般焊死的身體變得柔軟。她詳細描寫了工人們常去的超市，與高檔的大超市不同，收容所旁邊的超市旁邊有一大片廣場，店鋪里播放著動感的打擊樂。丁燕將這陡然的音樂比作“汩汩的潛流”，讓工人們廢鐵般焊死的身體變得柔軟，他們成群結隊，在工業園附近的大排檔享受著片刻的放松。丁燕將聽覺描寫與動作描寫融入環境的勾勒，給讀者以豐富的感官體驗，直觀呈現了工人們休憩場所的圖景。丁燕特意強調這里的音樂是“節奏感強勁的打擊樂”，既不是舒緩的情歌，也不是高雅的古典音樂，與商場的氛圍迥然不同，與機器打了一天交道的工人，內心的激情需要極大釋放，仿佛只有這種高強度的鼓點才能讓被流水線禁錮的身心得到舒展。接著讀者跟隨丁燕的視角來到播放音樂的影像廳，也來到了工人們的精神世界，但當丁燕看到借閱次數最多的目錄冊充斥著性元素的時候，她感到一陣死寂從四面八方包抄過來，不禁捫心自問：“正在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給艱辛勞作的打工者，預備了怎樣的精神盛宴？”聚光燈下，農民工討薪問題日益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到了物質層面的匱乏，但精神層面的貧瘠卻隱匿在角落，他們的隱痛無人問津。丁燕一次次將深埋在夾縫中的社會問題直白地展現，哀傷透紙而來的同時，也讓讀者對打工世界產生了更為深層的認知。她并未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展露批判的鋒芒，在這種飽含了體恤情感的文字中，人道主義情懷的思考被盡數折射。基于此，丁燕提出打工文學應該進一步深化，要寫出更為復雜的人性和更加多變的生活現場。

五、動蕩與穩定：時代變遷下參與者的女性敘事

珠三角正處在變幻莫測的十字路口，隨著中國勞動人口紅利逐漸被挖掘，東莞也迎來了動蕩的變革。丁燕認為，這種變化不會停止，打工世界還會不斷壯大。她并沒有將眼光局限于局部的變化，而是在女性的內心深處找尋更為穩定的力量，這種力量沉淀于人類固有的精神品質中，在時代的催化下變得強大且富有蓬勃的生機。書中雖然存在批判，但丁燕并不是要將每個工廠中的打工女孩都塑造成時代的“犧牲者”，這種“犧牲者”的刻板印象已經根深蒂固。市場上有部分打著“打工文學”旗號實則以娛樂為目的消費女性的作品，這些打工文學已經被這樣的消費主義文學話語所侵襲和劫持,變異為迎合市民趣味的地攤文學。相反，丁燕總在尋找每個女孩身上的“主體性”，維護著打工文學的話語目的和訴求。在《工廠女孩》中，丁燕描繪了打工女性對時代與社會結構的回應，她們具有不同的面孔與復雜多元的情感，洞察他者無疑是作家的基本功，但丁燕卻在聆聽他人故事中剖析自我，從個體出發卻又不拘泥于個體，描述事實卻又從瑣碎中掙脫，她描述的個體呈現出的是東莞這座城市乃至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縮影。在一個采訪中，丁燕表示自己并不喜歡“凌空蹈虛式”的創作，她希望讀者能通過她的作品讀出時代的痛感與情懷，而非只有“陽春白雪的格調”。

讀完通篇作品之后，才發現《工廠女孩》所描繪的個體并非刻板印象中的底層打工者的形象，女孩們的生活也并非只有大眾想象中那么苦澀、心酸，她的文字并非為了迎合城市讀者的獵奇心理，也并非只是試圖喚起國人的憐憫，而是為了交匯成中國當代打工世界的現代圖景與內部肌理。那些女孩并不是為了淪為流水線中的螺絲釘而進入工廠，而是為了自己的家庭、眼界、能力而選擇了更加廣闊的世界；她們的內心并非麻木而封閉，她們的形象也并非模糊含混，如強悍能干但又深陷賭桌的阿鳳、為了逃離鄉村父權壓迫而進城務工的于瑪麗、在工廠中主動學習粵語和裝扮的孤兒阿月、獨自外出務工多年而面容滄桑的單親媽媽羅春花等。中國在邁向全球化的同時，投身打工大軍的個體也在積極擁抱時代，他們都在為著掌控自己的未來而努力。工廠中的女孩在掙扎，也在摸索，流動的是崗位，不變的是人性深處的底色。丁燕筆下的女性形象，總能在不經意間突破讀者的固有認知，這些形象并不是臉譜化的描寫，而是豐富多彩的、活生生的人。讓讀者感到尤為振奮的是永遠“仰仗自己”的雨荷，十八歲的她深信女人可以靠自己能力獲得想要的生活，拒絕了曾幫助自己實現從流水線到辦公室這一“階層飛躍”的上司的求愛，毅然孤身遠赴黑龍江爭分奪秒地學習日語。雨荷深知自己與清華上司之間的鴻溝，也深知這個中年男人對她的喜愛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內心的優越。丁燕通過大量心理描寫和語言描寫，展示了一個擁有強烈自我意識的女孩的形象，工廠的實踐活動讓雨荷的女性意識日漸蘇醒，“個人之崛起”這些宏大敘事就這樣被揉碎進她的動作、話語、神態，讓讀者為之動容。丁燕并不知道雨荷最后是否真的憑借自己的力量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她用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引起了讀者無限的遐思。一陣寒風吹過，女生像從夢里醒來，搖搖腦袋，繼續朝前走。雪地上出現一行輕輕淺淺的腳印。“腳印”這一暗喻尤為貼切，雨荷既孤身一人走在黑龍江的雪地上，也風雨無阻地走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從流水線女工到辦公室文員，再到專科學生，雨荷始終在自己的道路上徐徐前進。她沒有像同學阿薩一樣依靠男友的英菲尼迪代步，也沒有答應上司求愛而踏上“捷徑”，這些“輕輕淺淺”的腳印都是她一腳一腳踩出。在黑夜寂寥的雪地上，讀者似乎看到了雨荷那堅毅而倔強的背影。再如丁燕對女商販梅嬌的描寫，梅嬌出生在一個綿延千年的大家族中，縱使來自祠堂的約束常年縈繞，縱使年歲徒增仍孑然一身讓她在家鄉受盡指點，縱使在感情中遭遇過欺騙，她依然不為外界聲音所動。丁燕在章末結尾寫道：她會等，干干凈凈地等，而不能讓混亂先侵占了自己。丁燕用一個“等”字道盡梅嬌的淡然，梅嬌在自己的世界中，無需焦急地將自己推遠，也并不消極厭世地對所有情感避之不及。丁燕雖然沒有對這種松弛發表任何主觀意見，但透過文字，讀者卻可以從梅嬌的清醒中看到女性的力量。這種“力量感”也體現在丁燕對梅嬌工作狀態的描寫上，丁燕詳細描繪了自己同梅嬌一同去服裝市場進貨的經歷，連用兩個比喻，將梅嬌在生意場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梅嬌不僅擁有對市場需求和潮流的把握，并且殺伐果斷、自信干練。她殺價、殺價、再殺價，身體里迸發出激越，憑借絕對自信，像鋼琴家按住琴鍵，每一下都穩、準、狠，那被砍殺的數字如花瓣紛紛墜落，腳底一片猩紅。丁燕首先將梅嬌的動作與鋼琴家的動作進行類比，凸顯了梅嬌在殺價過程中的激越和堅定，進而又將被砍價的數字比作飄落的猩紅花瓣，營造了視覺上的強烈沖擊，讓讀者感受到了梅嬌砍價時的激情和緊張感，增添了文章的生動性和戲劇性，在這種戰斗的動態過程中，讀者如同親歷者，強烈的情感共鳴由此形成，梅嬌精明強干的形象也在此刻凝結。然而，下文對梅嬌遭遇“殺豬盤”的描寫，又把人們從這一堅不可摧的形象前拉遠、再拉近，當發現銀行卡中錢財已空，遭遇情感與經濟雙重打擊的梅嬌以一種迷茫而無助的姿態重新呈現在讀者眼前，讀者才意識到她的內心同樣擁有敏感而柔軟的部分，人物形象更加豐滿立體。擁有多年采訪經驗的丁燕并不排斥與人交談，這使她在非虛構寫作創作中也更為得心應手。丁燕在溝通與感悟中勾勒出人物的輪廓，不同于小說中沈從文、汪曾祺注重的“貼著人物寫”，莫言提出的“盯著人物寫”，丁燕更像是“描著人物寫”，在基于現實的描摹的過程中，丁燕有自己的筆刷與色彩：她加入了自己對時代的捕捉，也融入了個人的風格，更摻雜了自己作為一名女性的經驗感悟。基于親歷性的體驗所帶來的合法性，原本概念化的底層群體被拆解還原為“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其卑微、凡俗，但豐盈鮮活”。丁燕認為，不是她自己選擇了非虛構，而是打工世界這一“題材”主動選擇了非虛構。但是，社會和時代背景固然為丁燕的非虛構寫作提供了底色，她與筆下人物、所處地域的復雜情感也讓文字不僅成為記錄的工具，而且成為繪聲繪色的講述者，講述中國社會時代變遷下女性形象的多姿多彩。

六、結語

丁燕沒有俯瞰整個東莞，而是選擇以平視的方式觀察生活的真實場景，以介入的姿態反思時代和社會的肌理。在呈現話語時，她沒有高昂地吶喊，也不止步于平鋪直敘，而是融入了藝術性的修飾引人遐想聯翩、流連忘返，她在工人與作家之間游走，借助身份的游離保持冷靜清晰的視角，在描寫夾縫中的個人卻又牽引出深淵中的群體，時代的隱痛得以浮現，展示了非虛構作品與打工文學相結合而特有的現實關懷。丁燕在反思社會不幸時并非悲天憫人式的書寫，而是在清醒克制中挖掘出工廠女孩身上的多樣性與主體性，講述日常中的瑣碎但也勾勒出整體的光亮，底層的生命力和精神在此刻彰顯，女性敘事與女性立場的特色也得以體現。正如學者陳劍暉對非虛構寫作的期待：“渴望讀到更接近生活真相，看到‘比虛構更精彩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