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作家、學者。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

主持：宋莊

談談你童年時代對書籍或閱讀的印象，有沒有睡前讀本？

葛亮：我的閱讀是一個從被引導到自覺閱讀的過程。最早的時候，我父親引導我讀書，在閱讀《世說新語》《閱微草堂筆記》之前，睡前他會給我講《尼爾斯騎鵝旅行記》《湯姆·索亞歷險記》等等。前者基本建構了孩童時代對外部世界想象的輪廓。尼爾斯騎在鵝背上，從他的故鄉瑞典的斯郭納出發，跟隨著大雁周游各地，給我留下鮮明印象，多年后我看到這本書的全貌蠻意外的，和童年的記憶有些反差。《尼爾斯騎鵝旅行記》全書是很厚的一本，有關于瑞典的山川地理、民間風物，里面有大量知識性的容納，與其說是童話故事，更似有關這個國家的百科寶典。

在以上書籍里，有你特別喜歡的主角嗎？

葛亮：尼爾斯。《尼爾斯騎鵝旅行記》讓我的代入感很強。首先因為拉格洛夫在巨細靡遺的耐心敘事中，也在建構一些認知世界的基本觀念。比如愛與責任，自由與崇智。少年的我喜歡尼爾斯成長的過程，在行萬里路中成長。成年后喜歡旅行，并覺得這是人生中的要項，多少和這本書的影響有關。

你近年有枕邊書嗎？

葛亮：以前的閱讀相對寬泛，現在階段性地希望深入某個領域。比如有一段時間集中看有關園林的書，有一段時間集中看有關陶器的書，寫《燕食記》的時候常常翻《隨園食單》《山家清供》《食憲鴻秘》等等，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就成為枕邊書。

集中閱讀和寫作有關？你會記筆記嗎？

葛亮：集中閱讀某一領域或同一類型的書，除了知識上的必要之外，更多為自己建立某種專業情境。比如寫《書匠》時，關于古籍修復的閱讀，任何在細節上的共情，都在默默疊合筆下人物的人生輪廓。閱歷和閱讀，這時就會發生對話。我閱讀是習慣做筆記的，這也是在閱讀中整理自己思路的過程。在寫《北鳶》前，我做了一百多萬字的筆記，當然那時有撰寫非虛構作品的考慮。閱讀的成果，最后呈現在創作中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筆記本身讓人心里踏實，尤其隨著年齡，記憶能力發生變化。筆記提供了某種有關知識的信任。

所以我覺得你的閱讀其實是兩部分：書房和田野。

葛亮：書房閱讀有些和田野是相關的，這里涉及一個尊重原則。做田調過程中，我會同時與一些專家見面訪談。專業領域內的交流，需要保證和對方的知識匹配度，這是一種尊重。他們在行業里的知識儲備是專精的，和他們的交流的意義，是基于知識結構有關觀念的獲得。所以準備得越充分，交流就越深入。當然我喜歡的一類專家，很善于舉重若輕。會以日常的方式表達相對專業的內容，比如我遇到的不少非遺傳承人，會往往講一些行內的故事。但講述過程中，又涉及一些他們看來耳熟能詳的知識點作為交流的默契，如同行業密碼。這時前期的積累就體現其重要性。當然做這些工作，甚至涉獵的題材，有時并不是主觀選擇。比如為何寫《書匠》，就是因為我祖父的手稿遺稿要修復，有很重要的感情的成份在里面。

我想你最常讀的書一定是祖父的《據幾曾看》？

葛亮：對，這本書對我蠻重要，也是日常翻讀的枕邊書。三聯書店的版本用的是影印本，祖父的手稿得以完整地呈現，翻讀的過程就如同是在看原稿，因為是家人寫的書，見字如面。祖父除了幫我建立了藝術審美的標尺，更重要的是治學的信念，寫作需要信念。

除了《據幾曾看》，還有沈從文的《長河》。《長河》是偉大的長篇，其中常與變的概念，對我啟發很大。所有的文化傳統，都需要放在現代語境里評估。我寫《北鳶》《朱雀》《燕食記》，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希望貫穿式地探討這個理念。一個民族相對穩定的文化符碼，相遇目下的變動不居，其交匯點非常重要，在《長河》中，呂家坪就是這個交匯點。

你最理想的閱讀體驗是怎樣的？

葛亮：在閱讀的過程中，除了知識的汲取，和作者有大量精神上的共識，甚至是神交的狀態。兩者兼具的閱讀是非常愉悅的。

有什么書曾激發你的寫作欲望嗎？

葛亮：觸發寫作一定是有一個點，但很難以一言蔽之。寫《書匠》是因為祖父的書要修復，寫《飛發》是走進老式的上海理發店的一剎那帶來的撞擊感。不一而足。寫《燕食記》是因為祖輩關于粵式點心的一些筆記，提供了類似吉爾茲所指的“地方性知識”帶來的觸動。

對你來說，寫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在創作過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最困難的呢？

葛亮：幫助一個人沉淀。香港的生活和工作節奏要比南京急促，我有時候會覺得，需要有件事情讓我投入、沉淀下去。寫作過程是比較自洽的，那種感覺很好。寫作對我來講有點像Meditation（靜修），筆下的世界和你休戚與共。寫《北鳶》時文字上相關的掌故、風物會營造情境，在某種意義上幫助你成為歷史的在場者；《靈隱》在為香港某一個時間節點或空間造境。道法自然。當一座城市的基本面目繁雜且同質化，人和自然相關的部分會被動阻斷。我希望把這個鏈條重新完整起來。寫作的過程也是如此。

《靈隱》看上去不是很厚重，但承載了很多內容。

葛亮：《靈隱》寫得不輕松。它是一個案件，你需要壓抑自己表述事件邏輯的傾向，并且在某種程度需要克制作品走向戲劇化的可能性，比如教授殺死妻子的具體手段、因由。你需要把這些東西沉下去，提取最純凈的、心靈史一樣的部分，簡而言之需要克制僅執著于故事本身的欲望。我的導演朋友說很期待這部小說，一開始以為會寫成社會推理派小說。看完后發現和他們想象的不一樣，反饋給我的是目前小說狀態帶來更深刻的觸動。過去的長篇寫作是在大敘事背景下，更多涉獵的是群像，而這本書更集中地講個體命運的發展。《靈隱》的意義是強調個體的意義，由一個人進而燭照時代，是另一種史觀表達面向。

你的處女作《無岸之河》就有關知識分子，20多年過去，知識分子又在《靈隱》中得以接續；2019年寫了《書匠》，后來《瓦貓》也是集中關注匠人。包括《北鳶》《燕食記》里也有對匠人的描寫。你的很多作品中，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關注民間，關注傳統文化。有一種觀點認為，作家終其一生都在寫一部作品。你認同嗎？

葛亮：可能要看具體的寫作階段。我近年有一部分作品在關注非遺。中國傳統文化是理想的容器，可以承載一系列文化元素的碰撞，因為有傳承必然涉及代際。對匠人的關注，大概從十多年前的《泥人尹》《于叔叔傳》等作品開始，一直延續至晚近的《瓦貓》，《飛發》《靈隱》都有類似的細節。我對在文學中進行歷史表達的興趣是一貫的，“匠人”群體本身就是一枚歷史切片。他們的審美取向，乃至于對民生所向的敏感，無不精準地嵌合于時代之中。我的寫作風格從早期到現在變化還是挺大的，當然也有些一脈相承的部分，視乎具體作品。

在怎么處理細節方面，談談你的經驗。

葛亮：首先要和筆下人物共情，共情就會要求自己進入場景。對我而言，進入場景之后就是對某一個主題舒展的過程。另外還有格物部分，寫到細節的肌理方面，知識很重要。比如書中提及“祭孔大典”，雖然只是一個段落，你要事先對府縣兩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辭格式、祭服的具體樣式都詳盡查證，背后是有知識體系支撐的。這是重要的。

無論是題材還是語言，你完全做到了既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己。

葛亮：重復自己的寫作是我不想看到的事情。我記得一位前輩作家說，好的作家是不應該被讀者捉住。聽到這話的時候我還年輕，當時就很觸動，我想在未來的寫作部分，要給自己提個醒：當你發現在復刻自己的時候，是需要警惕的。文字特質一旦形成是雙刃劍。形成辨識度當然是有意義的，這是審美的積累的成果。但過猶不及。這是求變的意義，所以為什么加入不同的語言元素，語言有造境功能，是敘事鏈條中間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也不能讓自己每一本書都較前作“面目全非”，還是有一脈相承的部分。

如果概括起來，你的創作過程當中最重視什么？

葛亮：就是磨礪，或者沉浸。如寫《北鳶》的時候我讀了大量的民國時期的報刊，磨眼睛、磨耳朵，幫助造境。讓自己作為創作者也成為情境中的一部分，積極而自然地融入。寫作必然是一種沉淀和釋放，不得不下苦功夫笨功夫。

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你想見到誰？你希望從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葛亮：肯定是沈從文。我受他的精神滋養很大。除了小說家，沈從文還是杰出的歷史文物研究者。我近年在寫的作品有關非遺。有一個題材一直想寫，是家鄉南京的云錦，作為皇家的絲織貢品如何進入民間，見微知著，反映中國晚清至民初流轉過程中，民間整個社會結構及運轉規則的改變。我想和沈從文聊一聊這個常與變的過程，一定會很有意思。

假如可帶三本書到無人島，你會選哪三本？

葛亮：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砂明德的《江南》、唐德剛的《袁氏當國》。

若策劃一場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你會邀請誰？

葛亮：我可能會邀請吳敬梓、曹雪芹、甘熙、賽珍珠，這幾位的人生都和南京有關，和他們聊聊對這座城市的體驗應該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