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到香港參加文學活動。履新不久的游江總編安排了一次餐敘，十多人與會，舊雨新知，其樂融融。游江曾于北美執事多年，頗有想法和行動力，文界早有耳聞。那次餐敘，他只閑談雜事，不多聊刊務。本是聚會中心人物，但并不饒舌。合影時，居旁，不占中間。我不由私下揣想，總編風輕云淡間，也許讓人們更用心于他所服務的《香港文學》。行事風格如此，潤物細無聲，文人辦刊，盡顯君子姿，從中足見一斑。這也是《香港文學》歷任總編的一貫風格。

一

劉以鬯是《香港文學》的第一位總編。于香港文壇，倘若不知劉以鬯，幾乎難以想象。但在業界之外，或許未必有太多人知曉這個姓名。在王家衛《花樣年華》之后，“劉以鬯”這個名字一度成了熱詞。劉以鬯的《酒徒》被視為中國最早的意識流小說之一，與《對倒》一同啟發了王家衛拍攝電影《花樣年華》和《2046》。《對倒》，對倒于空間，內核為懷舊、鄉愁。在《花樣年華》片尾字幕中，王家衛向這位“上海情結”先驅致敬。自此，劉以鬯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劉以鬯的作品在香港文壇，果然呈鬯茂狀，長盛不衰。

1991年，《臺港文學選刊》于11月號刊出《劉以鬯專輯》。該專輯刊載了六篇短篇小說：《天堂與地獄》《赫爾滋夫婦》《鏈》《一個月薪水》《蛇》《為什么坐在街邊哭》，分別寫于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同期刊發其自傳與作品年表，以及柳蘇的評論《劉以鬯和香港文學》。編者于扉頁簡介：“這輯小說猶如六朵風姿綽約、色彩各異的花朵，采摘自作者飽經人生滄桑的心田。每一篇小說都凝聚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具有作者構思奇特、刻意求新的鮮明風格，十分耐人咀嚼。”

該專輯外，《臺港文學選刊》還曾不間斷地選載劉以鬯的中短篇小說和微型小說，比如《喝了幾杯白酒》《第二天的事》《龍須糖與熱蔗》《寺內》《椰風蕉雨》等等。三十多年間，我和劉以鬯或在香港作聯或在《香港文學》社，曾多次晤面。每逢正式場合，劉先生向來藹然周正，作為晚輩，我自然對其肅然起敬。

1995年初夏，當《臺港文學選刊》一行五人造訪《香港文學》社，來訪者中有楚楚，他喃喃重復了一遍“楚楚”，接著便順口叫開了，“瑜瑜”（宋瑜），“珍珍”（蔡江珍），我順理成章地成了“嵐嵐”。各位哄然大笑。他也綻開笑容，喜笑顏開地注視這幾位閩地訪客。這位馳譽八方的文壇大家，瞬時化身為風趣幽默的鄰家大叔。帶隊是福建省文聯負責人季仲，當時他尚兼任《臺港文學選刊》主編，因季仲年長一些，劉先生自有分寸，“區別對待”，沒調侃季先生。這些記憶中的情節依然動人。如今，憶及往昔，仿佛還能清晰記起《香港文學》社的有聲有色的這一幕。

二

1984年9月，《臺港文學選刊》面世。創刊號選載白先勇、楊青矗、繁露的短篇小說，于右任、余光中、彭邦楨、拾虹的詩歌，林海音的長篇小說《曉云》（連載），陶然的中篇小說《天平》，王曉波的紀實作品，李昂的特寫，黃維樑的評論，等等，顯然都是臺港文壇力作，均為一時之選。

陶然的《天平》原載1984年3月期的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臺港文學選刊》迅即選用，于創刊號第一時間推出。“編者附記”如是評析陶然的中篇新作：表面看，它似乎是個三角戀愛故事，但細讀全文，就不難看出其豐富內涵。它是利用愛情故事的形式，暗示香港幾種人對于“前途”的心態。“‘香港前景’正是目前香港街談巷議的中心問題，陶然能迅速地捕捉這一題材，足見他的敏感和忠于現實。”敏感是作家亟需而珍貴的特質。陶然，出生于印尼萬隆，1960年入讀北京華僑補校，1964年考進北京師大中文系，1973年移居香港，2000年接任《香港文學》總編輯，2018年卸任。幾個特殊時間節點，幾處特殊活動區域，幾段特殊心路歷程，鑄就了陶然的特殊人生，也成就了他的文學生涯。

回顧既往，《臺港文學選刊》和《香港文學》在數月內接踵而至，先后面世。香江文壇上，文學期刊屈指可數，《臺港文學選刊》始終將《香港文學》視為具有指標意義的重量級雜志，既借鑒其開闊的文學視野，嫻熟的編輯技巧，又采納其風格各異、題材多樣的新作。每當表明轉載意愿，陶然從不回絕，也從不提出其他相應要求，毫無門戶之見。

《臺港文學選刊》創辦十周年，陶然以個人名義致賀：“即使身在香港，由于報刊眾多，時間緊張，往往要通過‘選刊’我才能夠讀到新知舊雨的佳作。十年來，貴刊所付出的努力和獲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值此《臺港文學選刊》創刊十周年之際，謹向貴刊全體工作人員致意，衷心祝賀你們。”時屆創刊二十周年，又收到《香港文學》的賀詞：“《臺港文學選刊》是一扇窗口，讓我們有機會欣賞華文文學園地的優美景色。”

2018年底，福建省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在武夷山舉辦學術研討會。陶然先是到晉江參加著名詩人蔡其矯先生紀念活動，而后即趕赴武夷山參會。回想1978年春末，我調至福州擔任《福建文藝》（《福建文學》）編輯。初來乍到，一間辦公室暫時成了棲身之地，對門便是蔡先生住處（也暫居辦公室）。后來，我搬至鄰近的宿舍，又與蔡先生為鄰。再后來，我分到一套居室，和蔡先生還是樓上樓下。日常相處，我常從蔡先生口中得知陶然的事。陶然向來對蔡其矯先生恭謹有加，執弟子禮。蔡先生仙逝后，陶然極其用心地為其編輯出版了紀念文集。

這一幕，多年之后，仿佛又重現了。陶然離世，繼任總編輯周潔茹也是盡心盡力地籌措紀念活動，編就《悼念陶然先生專號》，第一時間在《香港文學》2019年4月號推出。本人寫了篇短文《言猶在耳》，略表哀思。一年之后，周潔茹寄來了個人散文新著《我在圣弗朗西斯科做甚么》和陶然散文遺著《今夜菜街歌舞沉寂》。

周潔茹15歲就開始寫作，2000年旅居美國，2018年接任《香港文學》總編輯。對于這位新銳作家，《臺港文學選刊》同樣十分關注，多次轉載其作品。從劉以鬯到陶然，再到周潔茹，每人間隔了三十年左右，而他們之間，卻無“代溝”的阻絕，反而預示著繼往開來，代際傳承。

當年《劉以鬯專輯》中，曾選發了劉先生所撰《香港文學》發刊詞，現在讀來，依然讓人感到，先生所言發人深省。香港地位特殊，在加強聯系、促進交流上擔當重要角色，各地華文文學存在不能擺脫也不會中斷的血緣關系，是一條拆不開的“文學鏈”。深切的囑托，熱誠的期望，歷久彌新。而今，《香港文學》已屆四十載，游江撰文《四十不惑》，他寫道：“不惑的是我們的文學初心，不惑的是我們的堅守和信念。”

時光流傳，山高水長。

（作者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監事長，福建省作家協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