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7日，廣東重大現實與歷史題材扶持項目簽約儀式暨全省長篇小說創作推進會在廣州舉行。（資料圖片）

從2019年到2023年，這五年是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五年。在這五年間，先后迎來了建國七十周年、建黨一百周年和黨的二十大。在這五年間，中國人民遇到了重重挑戰，但最終以堅強的領導、堅定的自信、堅韌的勇氣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第一次消滅了“絕對貧困”，成功抗擊了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實現了經濟的恢復與增長，并針對國外種種逆流，提出了中國方案，唱響了中國聲音。這五年的新征程，也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為文學創作指明了新的方向。

對于廣東文壇來說，這五年也是極不尋常的五年。在這五年間，廣東作家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講好中國故事”的號召，堅持扎根生活，努力創作，推出了許多精品佳作。特別是在長篇小說創作領域，堪稱大豐收。人們用“文學粵軍重拳出擊”來形容這五年的成績。這五年的“粵軍北伐”，與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陜軍東征”一樣，都引起了全國文壇矚目。

一、反映深廣的內容

在這五年，廣東作家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心，深入生活，擷取題材，推出了近百部長篇佳作。合而觀之，這些長篇小說題材多樣，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面。

廣東曾是一片蠻荒之地，直到秦征南越，才納入中國版圖。張況的《趙佗歸漢》（廣州出版社2021年）再現了秦將趙佗征南越、建王國、并最終歸漢的恢弘歷史，發掘出了廣東本土歷史對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啟示意義。

廣東是中國重要的通商口岸，有著漫長的中外交流史。五年來，廣東作家大量閱讀文獻，并深入實地調研，充分發掘了中外交流這一題材的意義。鐘道宇的《仙花寺》（花城出版社2020年）以晚明時期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駐足肇慶時與當地官員、士人和平民的交往為題材，第一次在小說中呈現了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交流的歷史。林棹的《潮汐圖》（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以奇幻的想象和大量文史資料為佐證，勾勒了一幅晚清時代的嶺南風物圖和中西交流史。陳繼明的《平安批》（花城出版社2021年）講述了潮汕人民下南洋當番客，在異國他鄉艱難創業、并寄款回國建設家鄉的故事。陳柳金的《彼岸島》（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年）講述了20世紀上半葉客家人背井離鄉下南洋打拼的故事。

廣東同時也是革命的策源地，有著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五年來，廣東作家深入發掘黨史、軍史題材，弘揚紅色文化，致敬革命先烈。王溱的《第一縷光》（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講述了20世紀20年代農村少女阿四妹追尋廣東第一個女共產黨員高恬波走上革命征途的故事。陳華清的《竹魂》（花城出版社2021年）描寫了大革命時期“南路江姐”鐘竹筠為革命事業英勇就義的故事。張新科的《驚潮》（花城出版社2021年）講述了李家姐弟和國民黨反動派、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的故事，再現了“創建潮州地下黨組織”“開辟粵閩贛紅色秘密交通線”“鳳凰山游擊抗日”等重大事件。黃河文的《九龍嶂英雄》（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描寫了土地革命時期九龍嶂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鞏固和發展故事。龐貝的《烏江引》（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以紅軍長征時突破烏江為背景，書寫以曾希圣、曹祥仁、鄒畢兆為主力的中革軍委二局，與國民黨軍展開情報戰并最終獲勝的故事，展現了一段保密已久的情報戰史。陸偉文的《西海保衛戰》（嶺南美術出版社2022年）描寫了抗日戰爭時期廣游二支隊在順德縣西海村抗擊日寇的故事。

廣東還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全國人民創業的舞臺。魏強的《大鳳來儀》（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描寫譚志遠在家電行業的創業史，展現了順德在改革開放時代翻天覆地的變化。翰儒的《流年河》（花城出版社2021年）描述了客家山區一群六十年代出生青年的奮斗經歷。莫華杰的《春潮》（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講述了小鎮青年緊跟時代趨勢、抓住機會創業的故事。王溱的《同一片海》（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講述了年輕人在橫琴從事高新科技企業的經歷。熊育群的《金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以廣東江門赤坎古鎮為原型，講述了新時代對古鎮進行大規模旅游開發引發的風波。吳君的《萬福》（花城出版社2020年）以改革開放為背景，描寫深圳萬福村土著居民從逃港到回村的滄桑變化。

家族題材和成長題材一直是當代文學的硬核題材。郭小東的《十里紅妝》（花城出版社2020年）是其“中國往事”五部曲的最后一部。這五部曲，通過一個家族的百年沉浮，從一個側面再現了20世紀潮汕平原的風云變幻。《有竹人家》（海峽文藝出版社2020年）講述了外婆的前半生故事，勾勒了20世紀上半葉梅縣客家地區的歷史面貌。魏微的《煙霞里》（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書寫了一個出生于1970年的女性的成長史，同時也描述了一個小家庭及其家族的變遷史，以小見大地反映了中國從1970年至2011年的社會變革。厚圃的《拖神》（作家出版社2022年）以19世紀的兩次鴉片戰爭為時代背景，描寫陳鶴壽在汕頭海邊篳路藍縷開創家業的歷史。張偉棠的《商埠風云》（中國華僑出版社2022年）從清末民初一直寫到改革開放，描寫了王家在石塘鎮落腳之后的家族史。陳璽的《珠江潮》（花城出版社2022年），講述了獅門大戶佘家在20世紀后半期的歷史。向梅芳的《向家灣》（北京日報出版社2022年）講述了一個家族五代人在20世紀的愛恨悲歡和人生傳奇。郭建勛的《清平墟》（湖南文藝出版社2022年）以20世紀40年代至改革開放時期為背景，書寫了以楚家三兄弟為代表的清平墟人的傳奇命運。陳再見的《出花園記》（花城出版社2020年）寫的是三個潮汕青年的成長故事。張黎明的《細妹》（廣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描寫了細妹楊芊羽從2000年到2020年間的成長史，也間接反映了20年來細妹一家的生活史和深圳發展史。黃召暉的《師范生》（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以嘉應師范專科學校為原型，講述了幾個師范生的成長故事。

這五年間，粵菜題材日益走紅。葛亮的《燕食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以葉鳳池、榮貽生、陳五舉、露露等為代表的幾代廚人的命運遭際，生動詮釋了“粵菜師傅”的傳奇故事。《燕食記》除了展示博大精深的飲食文化，表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還深入發掘粵菜師傅背后的故事，巧妙地在廚房油煙之外展現了近代百年嶺南的歷史煙云。

音樂題材在當代文學中是一個罕見的題材。梁鳳蓮的《賽龍奪錦》（花城出版社2021年）是第一部表現廣東音樂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講述了廣州番禺沙灣“何氏三杰”創作《賽龍奪錦》《雨打芭蕉》《晚霞織錦》《陌頭柳色》等經典曲目的傳奇故事，呈現了廣東音樂流傳百年的宏闊歷史。

廣東雖然整體富裕，但各地經濟發展并不均衡，也有脫貧攻堅的艱巨任務。林永澤的《高山上的紅杜鵑》（羊城晚報出版社2021年）再現了對口幫扶粵北山區紅石村脫貧致富的全過程。吳奇兵的《與鷺共舞》（花城出版社2020年）描寫了香山市干部在赤豐縣桃河鎮（即海豐縣陶河鎮）扶貧的故事。

還有一些作家選擇了都市題材，書寫都市人的感受。墨心人的《他的憂傷你無法抵達》（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0年）寫的是深漂青年唐璜在深圳的奮斗與困境，寫出了其心靈深處的“喧囂與騷動”。楊爭光的《我的歲月靜好》（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書寫的是現代社會的各種煩惱和主人公對都市生活的哲理思考。此外，還有鐘二毛的《有喜》（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擇取了生育題材，講述四個不同的家庭嘗試種種辦法終于“有喜”的故事，郝周的《白禾》（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2020年）描寫殘疾兒童的成長。

概而言之，從題材上看，廣東文壇這五年的長篇小說，可以說是全面開花。廣東作家積極回應時代的要求，反映了生活的“深”與“廣”，因此給人以“厚重”的感覺。

二、展現文化的魅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故事的魅力植根于獨特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是中國故事走向世界的名片。”廣東文壇的這五年的長篇小說，大都具有講好故事的自覺意識，它們用懸念牽引、戲劇沖突結構故事，并在講故事時傾注感情，因此能吸引讀者，并引起讀者的共鳴。更為關鍵的是，其中的一些優秀之作，將故事的魅力植根于獨特的中國文化，在小說中注重展現中國文化的風采，這就使得它們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

飲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與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審美觀念和中醫營養學密切相關。葛亮的《燕食記》正文十六篇加上“引首”，每一篇開頭都征引中國文化古籍，從《周禮》到《論語》，從《廣東新語》到《南方草木狀》，從袁枚的《隨園食單》到朱彝尊的《食憲鴻秘》，從李漁的《閑情偶寄》到紅杏主人的《美味求真》，打造了一席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盛宴，營造出濃郁的文化氛圍。《燕食記》被評論界譽為穗港的文化名片、灣區的文化名片、中國的文化名片，良有以也。

魏微的《煙霞里》展示了中國的世情文化。這里有空間方面的，如李莊的農村習俗、青浦小城的氛圍，還有江城與廣州的雙城對比。作者在不同地域生活過，對各地世情的差異深有體會，如作者對“務實、淳樸、榮辱不驚”的“廣州味”的把握，就頗為會心；還有時間方面的，小說善于捕捉時代氣息，對八十年代那種“太多新鮮事兒、令人眼花繚亂”的社會氛圍，對90年代那種“荷爾蒙集體爆發”“那種自由感、解脫感、年輕旺盛感、想去創造、想去犯規”的“活力”，作了準確的描述。《煙霞里》既展示了地域文化，也展示了時代文化，具有雙重的文化特色。

《賽龍奪錦》是廣東音樂的名曲，由廣州番禺音樂家何柳堂創作，表現龍舟競渡的熱鬧情況。《賽龍奪錦》在中國傳統的絲竹樂器之外，增加了嗩吶和打擊樂器，借鑒外來作曲技巧，大量使用模進和變形等手法，具有濃郁的廣東音樂特色。梁鳳蓮在同名小說中，傾注了對嶺南音樂尤其是音樂人精神氣節的贊賞之情，她在文中寫道:“如此美好的故園，萬物豐茂、草長鶯飛，何家八百年來就在這片土地上春種秋收，怎么可能就流離失所了？要有信心！”這既是對何家的認可與鼓勵，也是對中國文化的信任與期待。

下南洋的廣東人，在國外定期將錢銀寄回家里，作為生活費用，同時會附上一封信報平安，這就是“平安批”。2013年6月19日，分布于廣東潮汕、珠海、中山、陽江、江門，福建漳州、泉州、廈門、福州以及海南海口、文昌、瓊海、萬寧等地的20多萬僑批檔案正式申遺成功，成為“世界記憶遺產”。陳繼明的《平安批》對這一世界記憶遺產進行了深入發掘，小說引用了大量“平安批”原文，讓人具體感知到“平安批”中蘊含的家國情懷。

郭小東的《十里紅妝》以潮汕地區為故事背景，小說打開了潮汕文化的“百寶箱”，對潮汕地方的民俗文化作了詳細、精確的描寫和介紹。陳再見的《出花園記》，書名就具有潮汕特色。“出花園”是潮汕地區一種特殊的成人禮俗。厚圃的《拖神》，借用潮汕地區特有民俗活動“拖神”命名這篇小說。拖神，是潮汕人在農歷二月二十二舉行的一種游神活動，是潮汕地區特有的民俗活動，潮汕人以扳倒神偶、痛打神偶的方式，懲罰警醒神明，祈求來年豐收富足。別地的神都得供著，誰也不敢褻瀆，但在潮汕地區，人們將神游行示眾，痛打一頓，以求讓神感受人間疾苦，保佑人間幸福，這種獨特的敬神方式，充分體現了潮汕人敢打敢拼的剽悍民風。這種獨特的民俗文化，這種獨特的民風，正是潮汕人敢于闖蕩天下的底氣和動力。

林棹的《潮汐圖》，大量運用粵語，還插入了廣州地區的咸水歌、粵諺、民謠，同時也描寫到疍家的一些獨特民俗，還展現了澳門那種中西合璧的文化圖景。熊育群的《金墟》也充滿了豐富而有趣的嶺南民俗細節，如關于凈地儀式的描寫，就非常有意思。

還有不少長篇小說展示了廣東本土的風俗民情。如魏強的《大鳳來儀》，在書寫主人公創業史的同時，也描繪了順德的美食、早茶、新年習俗、千人宴、競投燈等，十分詳細生動。張偉棠的《商埠風云》展示了珠三角古鎮的老街、老榕樹、古碼頭和地方風土人情。向梅芳的《向家灣》中，粵西地區的風物與風情隨處可見。陳冠強的《有竹人家》，描寫了客家地區的圍屋、山歌、飲食及各種禮節儀式，洋溢著鮮明的客家文化氣息。陳柳金的《彼岸島》也呈現了富有客家民間風味的生活圖景。郭建勛的《清平墟》、陳璽的《珠江潮》也有濃厚的嶺南文化氛圍。

吳君的《同樂街》和張黎明的《細妹》，都以深圳為背景，既寫出了嶺南傳統的韻味，也寫出了現代化大都市的特色。

一段時期內，廣東曾給人以“文化沙漠”的印象。應該說，廣東文壇這五年來的長篇小說，以濃郁的文化氣息，高尚的文化品位，在中華文化園地內豎起了嶺南文化的旗幟，令人對嶺南文化刮目相看。

三、創造嶄新的形式

對于長篇小說來說，有了好的內容，還得有好的形式，這樣才能相得益彰。形式的創新，給了長篇小說作家很大的壓力。令人欣慰的是，廣東文壇這五年的長篇小說，不少創造了令讀者眼前一亮的嶄新形式。

比如葛亮的《燕食記》，借鑒了中國古詞的形式，將全篇分為引首、上闋和下闕。這一形式設計，表明葛亮把小說當作詞在寫。詞，曾被稱為“詩余”。詩一般句式整齊，格律嚴謹，較為緊湊；詞則句式長短變化、參差錯落，流轉蕩漾。詞比詩更多變化，更精微，更纖巧，更曲折，因此更適合表現那種含而不露、欲言還休的“幽約悱怨不能言之情”。《燕食記》上闋共九章，下闕共七章，從香港同欽樓的興衰講起，一路娓娓道來，由香港的茶樓追溯到廣州的食肆酒家，最終又由同欽樓的落地香港，以男主角“叛逃”師門改做上海本幫菜為引，牽出香港百年來同廣東、上海的同氣連枝、一脈相承。整部小說，故事情節頗多流轉，抒發的情感相當精微，作家的筆墨也非常纖巧，風格確實像“詞”。

《煙霞里》借鑒使用了史書中的編年體，以時間為線索，從1970年寫到2011年，每一年為一章，共寫了41章。眾所周知，編年體是史書的一種體裁，編年體史書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順序記述史事。編年體這種形式，以時間為經，以史事為緯，能給人以明確的時間觀念，容易反映出事件發生和發展的時代背景，還容易反映出同一時期各個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但是，編年體不能集中敘述每一事件的全過程，難以記載不按年月編排的事件，也不易集中塑造同事件有密切關系的人物形象。如果用編年體來寫小說，很容易把故事講斷，并割裂人物。魏微在借鑒編年體之時，也改造了編年體。她運用文學的閃轉騰挪手段，運用回敘、補敘、預敘等敘事手法，把不同時期的事件措置一處，使事件相對集中。在每一年中，又以一個人物為中心展開敘述，便于塑造人物形象。運用改造過的編年體，《煙霞里》將41年來的國家大事與個人生活編排在一起敘述，實現了個人與時代的對話與映照。

《拖神》采取了“多聲部敘事”，奇數章節采取鬼神的視角進行敘述，如第一章、第七章、第十三章以女鬼如花的視角進行敘述。第三章、第九章以三山國王的視角來敘述，第五章、第十一章以天后媽祖的視角來敘述。偶數章節則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講述人間世態、世事、世情。人、神、鬼的多聲部敘事，拓展了小說的敘事時空與維度，為小說提供了游刃有余的講述空間和想象空間，同時，這些視角彼此審視、生成了多音齊鳴、眾聲喧嘩的效果。讀這部小說，如聆聽一場“交響樂”。在這部小說中，萬物有靈，世間事、人鬼情，彼此交融，不僅徹底打破了鬼界、人界、神界之間的區隔，并將歷史、現實、神話、夢境融為一體，制造出五彩斑斕、意味無窮的藝術效果。

《潮汐圖》采取了嶄新的敘述視角。這篇小說描述了一只珠江水域的巨蛙，周游廣州、澳門及西歐的傳奇經歷，小說以巨蛙為敘述者，由巨蛙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作者自陳，《潮汐圖》最初想寫的是19世紀早期的廣東女性，不過當時女性社會地位低下，活動范圍也有限，因此便以兩棲動物“蛙”為主人公，來突破空間的界限，更加自由地呈現故事。以動物視角來寫長篇小說，雖非林棹首創，但仍具有一定新意。以巨蛙為敘述者和主人公，使這部小說產生了一種獨特的陌生化的審美效果。

鐘道宇的《仙花寺》設置了雙主人公，不僅讓利瑪竇用第一人稱講述故事，也讓瞿太素（其中一章是徐光啟）用第一人稱觀察利瑪竇的言行。第一人稱敘事本來就能制造出一種親切真實的感覺。雙第一人稱的使用，更具有合理性。因為在中西交往中，交往雙方對彼此的來歷和心理都并不知曉，對每次交往的過程進行各自表述，比單一角度的敘述更能呈現出事件的全貌。《仙花寺》創造性地使用雙第一人稱，為歷史小說創作趟出了一條敘事新路。

熊育群的《金墟》，聚焦“赤坎墟”成為“金墟”的前世今生，采取非線性的交叉敘事，按照奇偶數的小說章節，分別講述司徒文倡民國時期的建城經歷以及司徒譽現今主持的古鎮振興工作，這種交織穿行的敘述策略，串起了一座城與兩代人，使得發生在不同時空的故事，構成了一種遙相呼應的效果，給人一種時空穿梭之感。

吳君的《萬福》講的是一個村莊的故事。全書沒有設置唯一主人公，而是讓阿惠的外婆、阿惠的大舅、阿惠的老母、阿惠的小姨、阿惠等人物輪流擔綱，從他們的視角講述故事。這種敘事設計符合生活的“網”狀結構，具有一定新意。郭小東的《十里紅妝》，以二十四節氣為每一章的章名，也給人以新奇之感。

長篇小說創作的難度，現在越來越表現在形式上。這五年來，廣東作家在長篇小說的形式創新上，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因此引起文壇熱議。

四、結語

總的來說，這五年來，廣東文壇的長篇小說創作屢創佳績，涌現了《燕食記》《煙霞里》《平安批》《拖神》等一批精品佳作。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國不乏生動的故事，關鍵要有講好故事的能力；中國不乏史詩般的實踐，關鍵要有創作史詩的雄心。”我們相信，伴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發展戰略，廣東作家將獲得一個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們期待廣東作家牢記創作人民史詩的雄心，錘煉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在新時代的新征程中，譜寫出體現這個時代的風貌、抵達這個時代的精神高度的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