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廣東省作家協會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閉幕，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省作協主席團成員。謝有順當選省作協第十屆主席。

從知名學者到省作協主席，謝有順是如何看待這一身份轉變所帶來的挑戰？如何讓文學成為灣區人文精神的載體？技術是否正在重塑“好文學”的標準？

大會閉幕后，羊城晚報記者第一時間對謝有順進行了獨家專訪。

1、讓“文學粵軍”心有所屬、情有所歸

羊城晚報：首先，祝賀您當選為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請問當選后的感受如何？這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樣的責任和使命？

謝有順：謝謝你。能當選為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是我的榮幸，之前沒想到，當選后深感責任重大。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省作協是服務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機構，文藝承擔著成風化人的職責，而作協主席的責任和使命，主要就是“服務”，以自己的專業精神來服務大家。

這個崗位對我也是一種要求。我希望自己能真正崇德尚藝，把為人、做事、從藝統一起來。緊扣“做人的工作”，辦好“作家之家”，讓“文學粵軍”心有所屬、情有所歸。

羊城晚報：從學者到作協主席，您如何理解這一身份轉變帶來的挑戰？

謝有順：《世說新語》里有句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我想，無論何種身份，我還是我，我一直有自己的原則，也有自己的努力方向。寫作與研究依然是我的立身之本。我向往的人生境界一直是，工作時有能力選擇休息，想說話時能選擇沉默，失望時能重新燃起希望。

但既然擔任了主席一職，肯定也要有站出來為大家服務、為作協工作效力的自覺，我會以自己的專業精神來配合省作協黨組做力所能及之事，目的是希望作家們有自由、向上的創作氛圍，廣東的文學事業能健康有序發展。歌德說，“這世界對有為者并不默然”，只要努力，就一定會有收獲。

2、要學會從嶺南的現代文化中找尋寫作資源

羊城晚報：您如何評價廣東文學在全國文學版圖中的地位和發展現狀？

謝有順：廣東的寫作人口最多，嶺南文化底蘊深厚，生活經驗的類型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最具代表性，各地為作家創造的寫作條件也領先全國，廣東有自己獨特的寫作領地和藝術風范，作家們要有文化自信。

或許，我們還缺一些標志性的作家作品，但整體實力是很強的，前景廣闊。尤其是廣東文學中的現實感和時代性，是別的地方難以匹敵的，它是了解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側面。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廣東能認識到這個時代最大的“時”和“事”就是生活的現代化和思想的現代化，寫作要圍繞這個最大的“時”和“事”展開。

羊城晚報：您認為廣東文學的優勢和挑戰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謝有順：中國文化的強項是向后看，是回憶，是講述中國悠久的歷史，這是優良傳統，但也可能是歷史負累。所以我想強調，嶺南文化的優勢不是追憶、回望，而是面向現在和未來，廣東的作家更是要有未來和前瞻的眼界。在廣東，我一直不太贊成過度強調歷史，至少歷史不應是文學敘事的重點，粵港澳大灣區有多少輝煌歷史？一百多年前，香港就是個漁港，幾十年前的深圳很多地方也還是個漁村。

廣東經常有一個思想迷思，往往過度強調傳統文化，甚至只講歷史的悠久和厚重，而沒有多少人意識到，嶺南文化最大的價值是在于1840年以后的現代文化。中國近代以來的各個時間節點，嶺南都是領風騷的。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到四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所謂“殺出一條血路來”的精神，這就是現代文化，這也是嶺南文化對中國最大的貢獻。

如果不強調這種現代文化，就把嶺南文化的優勢弄丟了。好比你讓深圳去講悠久的歷史，而不是著重講深圳這四十多年來貢獻了什么樣的前所未有的經驗，是怎樣的城市精神可容納數以千萬計的外來人口在這個地方生活，并讓不同的文化在這里激蕩、生長、融合，那深圳這個城市有何特殊？只有通過強調現代文化，才能真正把嶺南文化做得有特色，做得與眾不同。

光講歷史，深圳、東莞講得過西安、鄭州嗎？可為什么深圳這樣一個看起來沒有多少歷史感的城市，它的文化產業做得比西安好、比鄭州好？就是因為文化產業是現代文化，與歷史悠久不悠久并無直接關聯，作為產業的文化，是有可能在另外一種形態上超越歷史、自我發展的，關鍵要有開新的氣魄。廣東作家要學會從嶺南的現代文化中找尋寫作資源。

3、日常生活才是文化永不破敗的肉身

羊城晚報：生活，作為寫作的源泉，想寫好并不容易，作家張欣曾提到最難寫的就是不起眼的日常生活。您也經常強調“從俗世中來，到靈魂里去”。在您看來，一個作家的寫作，怎樣才算真正走進了生活？如何才能寫好日常生活？

謝有順：作家毛姆說，一個人能觀察落葉、鮮花、從細微處欣賞一切，命運就不能把他怎么樣。一個人能在細微處發現美、欣賞美，也意味著他有好的生活態度，并且能和生活和解。有好的生活觀，才能有好的藝術觀。我經常說，日常生活才是文化永不破敗的肉身。

以前講文化傳承，以為就是博物館、美術館、名勝古跡，而很少想到，文化傳承最重要的載體是日常生活。只要這種生活方式還在，沒有被顛覆，只要生活血液里流淌的東西還在，文化就還在。如果一種生活沒有了，一種日常性沒有了，這種文化就被掏空了。

我在云南施甸看過一些所謂契丹族的古跡，以及他們的家傳，很有意思，遺憾的是，現在五十六個民族里沒有契丹了。為什么？因為這個民族不重視自身的文字、文化及其傳承，尤其當這個民族的生活消失了，文化也就被連根拔起了。這是真正的滅亡。所以，如何寫出日常生活的傳承，寫出日常生活中對美、善的堅持，這種對日常生活的守護，和守護文化古跡同樣重要。

羊城晚報：這幾年，全國各地作協紛紛開展“深扎創作”計劃，廣東作協的相關計劃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您又是如何看待這些“深扎創作”計劃的？

謝有順：你提到了“深扎創作”，就是要作家進到生活深處，了解生活末梢，洞察生活真相，寫出真正的“實感”生活。但這還不夠。我覺得，當作家真正領悟到“深扎創作”是一種“讓你的靈魂成長的方式”時，才算觸到了魯迅所說的“靈魂的深”。靈魂成長了，寫作才能漲破生活的殼，真正觸碰到時代精神的敏感點。

4、“新南方寫作”要重新認識海洋的意義

羊城晚報：在談“新南方文學”時，您有個觀點特別吸睛：“海洋性”就是“新南方文學”最為重要的精神根性。還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詞匯“嶺海”。為什么“海洋性”對于南方文學來說如此重要？

謝有順：海洋是一個敘事空間，也是一種視野，寬闊，遠大，通向天空。這多么令人向往。“新南方寫作”要重新認識海洋的意義，它可以是一個故事的發生地，也可以是一種寫作倫理。作家黑塞說：“全世界的水都會重逢，北冰洋與尼羅河會在濕云中交融，這古老美麗的比喻，讓此刻變得神圣。即使漫游，每條路也都能帶我們回家。”這話值得回味。

羊城晚報：很多學者都提到“讓文學成為灣區人文精神的載體”。當我們把粵港澳大灣區當作一個文學的、審美的、想象的空間時，又該如何去書寫這個空間里的新經驗、新生活？

謝有順：《歐洲夢》一書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認為，今天的世界有兩大精神潮流：一、在一個日益物質化的世界里，尋找某種更高的個人使命的渴望；二、在一個逐漸疏離、冷淡的社會里，尋找某種“共同體”意識的需求。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也是一個文學的精神共同體。扎根于此，研究和鉆探它，一定可以找到寫作的富礦。

盡管寫作是進入一個想象的世界，但這個想象，終歸是從一種生活根系里長出來的。因此，作家和地方的關系，不僅具有地理學的意義，它也必然是一種倫理關系、道德關系——這些地方的一事一物，都可以作為個體人生的見證人，記錄和刻寫下他曾經的悲傷與快樂。

沒有一個作家可以擺脫對事物的記憶，因此，那些和自己的成長經驗相關的事物，就自然成了個人精神自傳的重要材料，比如，魯迅筆下的中藥鋪，周作人筆下的烏篷船，沈從文筆下的水，莫言筆下的高粱，賈平凹筆下的包谷或紅苕，王安憶筆下的弄堂……分析作家筆下的地方主義經驗，以及經驗形成的環境，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寫作。

盡管布羅茨基曾說，一個人無法抓住他的經驗，但越是無法抓住的事物，作家可能越是想抓住，越是想書寫和澄明它，這就是寫作的難度，克服了這個難度，寫作就進入另一個境界了。

5、要重視Al時代的寫作變化

羊城晚報：在不久前的采訪，您提到，“很多人焦慮AI會取代寫作，我覺得這種焦慮也為時過早。”現在DeepSeek可以說席卷各個領域，包括文壇。能否結合當下的AI熱潮談談您最新的思考？技術是否正在重塑“好文學”的標準？

謝有順：用了DeepSeek之后，我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它太強大了。才幾天時間，科技的進步就給我上了一課。這讓我想起心理學家威廉? 詹姆斯的話：“很多人覺得自己在思考，而實際上，他們只是在重新整理自己的偏見。”我知道，很多作家對Al有偏見，這很危險，要重視Al時代的寫作變化。盡管它還取代不了真正的原創性寫作，但大多數平庸的寫作，尤其是人云亦云的舊體詩詞、文學評論等，可以休矣！Al寫作現在就可以取代它們。要正視這個嚴竣的事實。

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避技術帶給他的影響。但我也想強調，技術多數時候是中性的，有強大的積極意義，我對它持歡迎態度；但不能因為技術進步了，閱讀更便捷了，我們就失去了對技術的警惕。技術應該服務于人性，而不是替代人性。正如喬姆斯基所言，真正的智能不僅僅是處理信息，而是理解、創造和感受。

在這些方面，人類仍然是無可替代的。尤其是文學，終歸是生命的學問、靈魂的獨語，如果寫作普遍失去了和生命、靈魂遇合的可能性，沒有精神的內在性，沒有分享人類命運的野心，沒有創造一種文體意識和話語風格的自覺性，文學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

畢竟，好的寫作不是為了使我們生活得更快，而是為了使我們生活中的慢不致失傳。這就是人類寫作與AI 寫作的不同，人類的同理心、主觀感受、自我意識、道德判斷，以及對生命意義的不懈追尋，才是Al時代最珍貴的部分。

6、文學青年是一個地方的文學希望

羊城晚報：青年是文學創作的重要生力軍，您覺得目前廣東文學青年人才的創作狀況如何？您對年輕的文學研究者和評論者有哪些建議？

謝有順：任何時候，文學青年都是一個地方的文學希望。我羨慕他們，也看好他們。我想給青年人才送兩句話，一句是王安憶說的：“這些年來，有一個最重要的、越來越明顯的變化，就是我對小說的認識越來越樸素。我覺得小說就是要講一個故事，要講一個好聽的故事，不要去為難讀者。”

Al時代來臨了，大家尤其要記得，“不要去為難讀者”，這是讓自己的寫作活下去的重要提醒。另一句是王陽明的話：“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功夫說閑話，管閑事。”在追求寫作理想的過程中，要有“心痛”的感覺，要保持專注和執著，有朝一日才有可能拔地而起。

羊城晚報：最后，能否請您分享一下您的個人創作或研究計劃？未來您在文學領域還有哪些新的目標或探索方向？

謝有順：愛因斯坦說，任何有價值的問題，都不會在其最初的構想中得到解決。那些還在計劃中的事，就不說了吧。忘記背后，努力面前，進一寸有進一寸的歡喜，這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