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得2018年，周齊林攜散文集《少年與河流》作客“廬陵會客廳”，年少青衫薄，意氣風發。接下來的幾年，陸續收到他寄來的作品《大地的根須》《跪向土地》，我知道他的創作母體，依然是對故鄉和南方工業生活的思考。

這些年，他忙于結婚生子，忙于寫作與生活。最近讀到他的新書《老漂一族帶娃記》，一個個鮮活而動人的“老漂”故事里，疼痛與溫暖、悲憫與滄桑，無不令人動容。我知道，這一次，齊林的寫作進入了全新境界。

在城鄉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之下，在巨大的水泥森林里，對于老漂一族，何處才是他們的“吾心安處”？以下是記者與周齊林的訪談。

記者：齊林好，《老漂一族帶娃記》戳中了許多讀者的淚點，也喚醒我們對“老漂”一族生存困境的重新審視與理解、憐惜與悲憫。你用非虛構手法真實記錄他們的生存狀況，說說你眼里的老漂一族吧！

周齊林：這本書出版后，收到許多陌生讀者的反饋，一些讀者在讀完全書后通過我的個人微信公眾號加到我微信，說讀了很感動，幾度落淚。記得有一個讀者是浙江人，她在上海幫兒子帶娃八年，讀了這本書之后從我的微信公眾號得到我的聯系方式，還特意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感謝我寫下老漂這個群體。這樣的反饋在我以往的寫作中是沒有的。這對于作者而言是最大的肯定。細讀這些留言讓我感到很溫暖，覺得當初寫這本書，為老漂這個被遮蔽的群體發聲是值得的。

相比于北漂、深漂，“老漂”對于許多人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字眼。但關于老漂的場景大家卻十分熟悉。在城市的各個小區，經常會看見許多老人推著嬰兒車或懷抱著嬰兒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嘮家常，也有一些性格比較孤僻或者不太會說普通話的老人獨自帶著孫子或孫女，圍繞著小區一圈又一圈地轉圈，直至暮色完全覆蓋，才往回走。這些老人來自全國各地，身份年齡也各異，有五十出頭的，也有年過七旬的，更甚者有年過八旬的；有種了一輩子地的老人，也有剛從體制內退休，每個月有退休金的老人。

一個寫作者與一個題材的相遇是一種緣分，我寫這本非虛構《老漂一族帶娃記》源自我的親身經歷。我的父母也是老漂的一員，親身經歷所帶來的疼痛和困惑激發了我的創作欲望。我從自身的困境里看到了他們命運的倒影，也從他們的命運里看到了自己生命的鏡像。我試著去融入這個群體。從起初的禮貌性打招呼問好，到后來的逐漸熟悉，彼此訴說著各自家庭的煩惱和困境，他們的故事迅速在我腦海里扎根下來。

國內有1800萬老漂，其中專門來帶娃的有近八百萬，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作為80后，回顧過去會發現，20世紀90年代，父母在農村把我們撫養成人，幾十年過去的今天，還是這一代人，她們拖著年邁的身軀，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給我們帶孫子孫女。一個孩子的出生，把三代人聚集在一個房子里。

遷徙早已成為常態，老漂現象在城鄉快速一體化的當下更為集中、更為突出。

記者：讀完之后，一股滄桑與凝重感漸漸彌漫于胸，所以這是一本嚴肅的書，寄予了你怎樣的責任與擔當？

周齊林：我不是刻意去寫這本書這個群體的，而是自己身處其中，母親年邁而疾病纏身，沒人帶娃所帶來的撕裂感讓我如鯁在喉，我是有感而發。身邊與我處境相似的朋友很多。責任和擔當談不上，只是心里有話要說，不吐不快，這是我最初的寫作動機。尤其當我身處其中，那種切膚之痛愈發強烈，感觸更深。但當我一個個去采訪，跟他們聊天，嘮家常，慢慢深入這個群體，我心里慢慢有了想好好寫完這本書，寫出這個被遮蔽的命運的念頭。

記者：這本書里，你寫了自己的母親、嬸嬸、姑姑等親人，還做了一些田野調查式的采訪。雖是非虛構寫作，但還是有一些小說的寫法。非虛構寫作難在哪里？談談這次非虛構寫作的經驗與感受。

周齊林：非虛構寫作我覺得難在田野式調查上。當然在當下寫作同質化現象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寫什么，選材也尤為重要。當確定好一個素材后，如何深入，捕捉到豐富而動人的細節，尤為重要。走馬觀花、蜻蜓點水似的采訪很容易浮于表面。只有靜下心來，摒棄浮躁，做足腳下功夫，才能寫出好的東西來。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說我這次采訪做得好。

寫《老漂一族帶娃記》時，我除了重新去走訪自己的親朋好友，還去東莞的一些鎮街采訪了一些老漂媽媽。東莞橫瀝有一個老漂媽媽群體，起初，當地婦聯向我推薦了四五個家境比較好的有退休金的老人過來接受采訪。深入了解一番之后，發現故事有些平淡，后來問她們可否推薦一些沒有退休保障的老漂媽媽過來接受采訪。她們毫不猶豫地幫我聯系了七八個。

這七八位年過七旬的老人背井離鄉來到東莞帶娃已十多年。其中有五個講到自己帶娃的故事禁不住淚流滿面，一個是重慶人，她老家的木制老屋在十年前的一次暴風雨中早已坍塌，老伴前幾年因老年癡呆癥離世，她想回老家卻又回不了。我問她準備何時回老家時，她忽然沉默了一會兒，而后看著我說道，等我死了，讓我兒子把我和我老伴的骨灰一起帶回老家。這句話如一根針一般刺疼了我。當初，她和老伴是歡歡喜喜，滿懷期待來到這里的。說完這句話，一滴渾濁的淚從她眼角溢了出來。一股命運的蒼涼感深深擊中了我，讓我感到深深的憂傷。她們的故事深深打動了我。看著她們溝壑縱橫的臉和樹皮般的皮膚，我腦海里就浮現出我母親的身影。

除了采訪這些老漂媽媽，我也去采訪了十幾個育嬰師。大部分育嬰師很忙，我說接受一次采訪給兩百塊錢紅包時，她們才答應接受采訪。育嬰師是這本書的一個延伸。

記者：你從早期書寫自我困境到如今書寫他者困境，你和你的書寫都變得遼闊了。你認為這本書會是一個分水嶺嗎？我知道你大學畢業后就去了廣東東莞一帶，打工、寫作、教書，一晃也有十多年了，你的寫作題材也在鄉村與工業社會中切換。你如何看待你的書寫？

周齊林：不是一個分水嶺，只是因為這本書是集中去寫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相對會更加顯眼一些，給大家造成這樣一個印象。

我出生在永新文竹鎮，那是我的胞衣之地，是生命的根所在。2007年大學畢業后來到東莞，至今已18年，東莞自然成了我的第二故鄉。一直以來，我的寫作都是圍繞著這兩個地方展開。故鄉始終是我創作的源泉和動力，身處異鄉，夜深人靜之時，閉上眼，故鄉的人和事便浮現在我腦海里，遙遠而又清晰。我如刻舟求劍者，在記憶之舟上刻下深深的印痕，卻不知時光已流逝多年。我對故鄉的記憶停滯在2004年之前的那些時光里，2004年之后，我去讀大學，而后在外面流浪謀生、頻繁搬家，從這里搬到那里，直至在某個小區定下來，但心卻是飄著的。

在我的潛意識里，回家是回永新文竹那個家，而下班后回的則是小區。潛意識里，老家才是真正的家，是生命的根須和血脈所在，而我居住的地方，只是鋼筋混凝土筑就的房子。這種疏離感具有普遍性。我曾在散文《憂傷的土地》里寫到辦理完戶口遷移手續后的感受：客觀上，戶口的改變，意味著從某種程度上，我與故鄉斷了關系。我盯著新的身份證默默發呆。身份證上的住址清晰地寫著廣東省東莞市南城街道西平宏偉路，而我的身份證號前六位依然是362430，這是永新的代碼，它清晰地指明了我無法更改的來處。這個細節讓我煩躁的心忽然變得安靜下來。我小心翼翼地把身份證揣在褲兜里，仿佛揣著整個故鄉，揣著故鄉的土地。

故鄉是一座富礦，值得我這樣的寫作者去深挖，特別是在城鄉快速一體化的當下，鄉村所呈現的復雜度和孤獨感令人震驚。

其實我一直在寫故鄉，寫這四十年來，故鄉那塊巴掌大的土地上那些人的命運變化。故鄉一直在變化，它在崛起，也在淪陷。我寫命運變化的一面，也寫不變的一面。我寫自己的故鄉，也寫別人的故鄉。我祖父祖母在村莊里生活了一輩子，從未離開；我的木匠父親在外謀生了大半輩子，暮年又帶著一身的疾病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故鄉，命運讓人心生恍惚。我雖扎根下來，但時常被一種濃郁的疏離感淤積著。我的孩子在這個城市歡快地奔跑，她已把這里當作了第一故鄉。離鄉、返鄉，頻繁往復，如鐘擺般，直至蒼老，是一代代人的命運。

《老漂一族帶娃記》依然是寫故鄉的人和事，當然，我不僅寫了自己的故鄉，也寫了他者的故鄉，他們的命運是相連的。寫作就是構建自己文學意義上的精神故鄉，當我在寫他者的命運時，我常把他們放在故鄉那塊熟悉的土地上來寫。

故鄉如一滴水映射出這個世界的模樣。我想寫出故鄉就是寫出這個時代，這個世界。

記者：日暮相關何處是？對老漂一族，你認為社會應該做些什么，來讓他們找到自己的歸處與“吾心安處”？你有怎樣的思考與答案？

周齊林：面對復雜的現實，常有一種無力感。老漂這個群體背后涉及養老、醫療、家庭代際沖突、教育、生育等諸多社會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截至2023年底，國內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接近3億，領退休金的才1.4億，也就一半不到。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生活在農村的60歲及以上人口1.2億，占農村總人口的23.81%，比城鎮高出了7.99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在農村地區，幾乎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位60歲以上的老人，農村養老問題比城鎮嚴峻得多。2024年,國家對農民基礎養老金已經上調。當這群養老保障堪憂的老人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帶娃，他們的醫療、養老、精神會遭受更殘酷的沖擊。老漂一族的“吾心安處”，可謂任重道遠。

作者簡介：周齊林，永新文竹人，現居東莞。中國作協會員，魯迅文學院41高研班學員、第四屆青年作家培根工程入選作家，廣東文學院第五屆簽約作家，曾獲第三屆三毛散文獎、第四屆在場主義散文獎新銳獎，著有小說集《像鳥兒一樣飛翔》，散文集《被淘空的村莊》《少年與河流》《大地的根須》《跪向土地》，長篇非虛構《老漂一族帶娃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