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塊土地上，產生幻想的不是本地人，而是一個時代的闖入。虎門這個小鎮(zhèn)，每個世紀的到來，是時間說了算……”

今年初，《作品》雜志刊發(fā)了5萬字的長篇散文《清潔女工筆記》，引發(fā)了多方關注與討論。這些質樸自然的文字并非源于專業(yè)作家之手，而是流淌自清潔女工王瑛的筆端，記錄著她在一家售樓部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

2025年第1期《作品》

《作品》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王十月鄭重地為這篇散文寫下推薦語——“她的文字既有對保潔生活的如實記錄，又有從低處的生活中生出的對星空的渴望……她的文字有著毛絨絨的生活質感，正是這質感，使得文中偶爾對星空的仰望顯得格外真切動人……”

在東莞，像王瑛這樣來自各行各業(yè)、書寫與眾不同生活經驗的作者還有很多，從燒烤店員工、石材廠工人，到街道主任、體育老師……他們一度隱沒在大眾視野之外，如今卻像一股股南粵大地深處涌現的潛流，匯聚成“新大眾文藝”的奔騰江河，為當代文學提供了新的可能和經驗。

帶著“生命印痕”的深刻寫作

時間撥回2008年。那一年，王瑛從汶川來到東莞發(fā)展，成為一名學前教育老師。退休后，她應聘到一家樓盤的售樓部當清潔女工。工作的間隙，她總是會用手機的備忘錄記錄下生活中的點滴感受，下班后再對這些內容進行修改。

后來，這些由一條條備忘錄沉淀而來的文字，被投給了《作品》雜志社，并幸運地遇到了“伯樂”。而《作品》等文學期刊之所以能成為發(fā)掘業(yè)余寫作者的重要陣地，與東莞多年前興起的打工文學潮流關系密切。

王瑛

王十月與《作品》雜志社副社長、副總編輯鄭小瓊都是東莞打工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在他們通過寫作上演命運逆轉的傳奇、實現身份的華麗轉變之后，發(fā)現和培養(yǎng)更多的業(yè)余寫作者便成為一種天然的使命。這一“傳幫帶”機制，正助力東莞形成良好的文學代際傳承。

與王十月發(fā)現王瑛的過程類似，鄭小瓊也發(fā)掘出溫雄珍。這位小學五年級輟學、15歲從廣西來到東莞的女性，白天擺地攤，晚上在燒烤店打工。有幾年因為丈夫出車禍受傷，孩子還小，家里的重擔壓在她一個人肩上。但生活的磨難沒有令她屈服，對文學的熱愛讓她堅持寫作，忙碌奔波、“煙熏火燎”的生活，為她的詩歌創(chuàng)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

2015年，溫雄珍被一位文友拉進詩歌群，在這里，她得到了許多師友的耐心指導，對文學也有了新的認知。“剛開始寫詩時，還有很多錯別字，我就從認字開始。”慢慢地，溫雄珍的思路發(fā)生了轉變，“每天我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每個人背后都有故事。我就在想，怎樣把身邊的故事用文字表達出來”。

“游走在約古宗列曲的綿羊/到了晚上，把群星帶回人間”“碾碎荒漠，在原有的土地上/開出屬于我們的花朵”“沒有人能從那場炙焰中把你解救出來，除非你/找到了那把梯子……”溫雄珍的作品，既有對遼闊“遠方”的詩意想象，也有對“生命印痕”的深刻審視。

鄭小瓊留意到溫雄珍的才華，在《作品》雜志刊登了數十首她的詩歌，東莞市作協主席胡磊則以“溫熱生活中蓬勃煙火氣”為主題，為她的作品寫了數千字的評論。這種對業(yè)余寫作者的全力托舉，一直讓溫雄珍心存感激。

在為18歲的女兒寫寄語時，溫雄珍寫道：“一個人無論處在什么環(huán)境，都要努力向上，開心健康。”這是她對女兒的溫暖祝愿，也是自己多年來在東莞追逐文學夢想的心得與體會。

“這種不斷地發(fā)現、培育人才，是東莞業(yè)余寫作群體很突出的一個特點，也體現了‘新大眾文藝’強調的平等特質，城市里的每一個人都能被文學之光照耀。”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柳冬嫵評價說。

來自生活“第一現場”的沖擊力

如果說打工文學是東莞40多年來高速發(fā)展的見證，那么近年來“新大眾文藝”的寫作者及其表達的主題，早已超出了“打工”的范疇，為東莞的城市敘事注入新的色彩。

作為一個以外來人口為主的城市，東莞的人群來自五湖四海。他們帶著不同的口音、不同的記憶、不同的生活觀念來到此處，碰撞與交融時刻發(fā)生。

曾經在石材廠當工人的曾為民寫了幾百首“石頭詩”，他用“一塊風餐露宿的石頭”，記錄下自己對親情的刻骨思念：“讓我想起漂泊多年的父親/也是這樣悄悄風化/以至于，我想不起他/曾經的容顏”；賣菜為生的黃立明在凌晨的雨夜中，完成一首大氣磅礴的《世界神農》，“東方魔稻/滿世界揚花吐蕊/世界因您而安康/世界正走在告別饑饉的路上”，表達了一個普通人對“當代神農”袁隆平先生的由衷敬意。

曾為民

放眼全國，業(yè)余寫作也變得越來越普遍與流行，從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到王計兵的《趕時間的人：一個外賣員的詩》，從“奶奶作家”楊本芬的《豆子芝麻茶》到高校教師楊素秋的《世上為什么要有圖書館》……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用文字安放精神和靈魂。

“這些業(yè)余寫作者，他們用自己的肉身去感受過的、用自己的手摸過的、用自己的腳丈量過的經驗，更具有‘第一現場’的沖擊力。”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謝有順表示，這些“活生生、毛絨絨”的經驗，是文學寫作的血肉基礎，遠非一些藝術修辭、藝術技巧可以替代，“我們眼中那些蒼白無力的寫作，都可以從業(yè)余寫作者中的作品里獲得啟示。”

有評論認為，業(yè)余寫作者的文字書寫，已與當代中國社會生活建立了一種對應性同構關系，通過“新大眾文藝”的生產與傳播，演變?yōu)楝F代化進程的一種隱喻。

“業(yè)余寫作在這個時代具有特殊意義。”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李敬澤指出，在高度流動的、復雜的社會中，業(yè)余寫作有助于打破人們僅以職業(yè)身份發(fā)生關系的局限，促進人與人之間相互打開、交流，實現相互認識和聯結。

用文藝賦能經濟社會和諧發(fā)展

不僅如此，發(fā)軔于東莞的“中國作家第一村”、橋頭文學模式、長安文學現象及其他文學群落，也正愈發(fā)受到文學圈內外的重視。

“中國作家第一村”

“這些寫作是‘新大眾文藝’現象的有機組成部分，人民群眾進行文藝創(chuàng)作的愿望和機會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真正形成了人民書寫、書寫人民和人民接受、人民評價、人民傳播的文藝景觀。”東莞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張彤飚表示。

從打工文學的興起到作家簽約制度的建立，從“作家村”的自發(fā)形成到政府因勢利導，打造出實體版的“中國作家第一村”，從具有現象級傳播影響力的寫作群落的出現，到如今業(yè)余寫作者的集中涌現……東莞這座城市，多年來一直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沃土。

近年來，隨著網絡平臺、社交媒體等新興媒介的興起，業(yè)余寫作者擁有了更加廣闊的展示空間。為了發(fā)掘新文藝群體、發(fā)展“新大眾文藝”，東莞市文聯做了大量工作，如出臺《東莞市推進文藝精品創(chuàng)作生產機制》，聯合花城出版社實施“全鏈條”培育項目，舉辦各類寫作培訓活動，搭建文學交流平臺等，實實在在為業(yè)余寫作者提供全方位支持。

據悉，圍繞“中國作家第一村”與“新大眾文藝”熱潮，東莞將重點打造成集創(chuàng)作研討、版權交易、影視改編、文旅融合發(fā)展等為一體的文學聚集示范地，激活文學IP轉化動能，整合資源推進“揭榜掛帥”項目，實施“文藝群落倍增計劃”，構建“主村引領、多點開花”的全域文藝生態(tài)，推動文學惠民、文化產業(yè)與鄉(xiāng)村振興雙向賦能，力爭打造“新大眾文藝”賦能經濟社會和諧發(fā)展的生動案例。

李敬澤也表示，中國作協高度重視來自基層的寫作者，各級作協要以各種方式向他們提供支持，熱心幫助他們不斷成長。

另據花城出版社社長、《花城》雜志主編張懿介紹，對于王瑛這樣的業(yè)余寫作者，花城出版社高度重視，將盡快出版王瑛的作品，同時還將從“灣區(qū)·新大眾文藝”的角度切入，通過發(fā)表出版、推介傳播、評論研討等方式，發(fā)掘更多優(yōu)秀的作家作品。

謝有順期待，業(yè)余寫作者寫出更多的好作品、大作品，從而帶動更多的作家，通過東莞來認識中國、書寫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