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東莞素人寫作者的涌現受到廣泛關注和熱議，普遍認為，“素人寫作”是“打工文學”發展到新階段的表現。作為“打工文學”的實踐者，和東莞“素人寫作”的支持者，我想從“打工文學”到“素人寫作”的同與異談一點淺見。

眾所周知，“打工文學”這一概念自提出伊始就飽受爭議。四十年來，爭議聚焦在兩個點，一是“打工文學”的藝術水準，二是“打工文學”概念的準確性。以至于，廣東的文學工作者形成了某種心結，說起“打工文學”總顯得不那么自信。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四十年來，伴隨著改革開放和“民工潮”而興起的“打工文學”，在爭議與質疑聲中，一直在忠實地記錄著改革開放以來廣大勞動者的生活。從上世紀80年代寫下《深夜，海邊有一個人》的林堅，到90年代寫下《我們INT》的張偉明，到新千年后的王十月、鄭小瓊、塞壬等，再到現在蔚然成風的“素人寫作”，大眾拿起筆書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一直是廣東文學的重要特色。因此，在新大眾文藝的視野下觀察當下的中國文學，廣東、東莞自然極其具有代表性。

我們都知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必然要回應這一時代最具體的社會生活。

改革開放以來，數億農民離開故土來到廣東，用廉價的勞動力托舉起中國制造，無疑是過去40年來廣東最廣闊的社會生活；因而，城市化進程，也是這四十年來中國最廣闊的社會生活。文學記錄這一進程中數以億計的打工者的喜怒哀樂自是應有之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沒有“打工文學”，將是中國文學的嚴重缺失。當然，主流作家早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賈平凹的《高興》、王安憶的《民工劉建華》等，都將關注的目光聚焦到了這些普通的進城務工者；20年前的底層文學熱，也是基于對這一廣闊現實的文學回應。但這種基于他者的觀察，和身在其中者的體驗自有其本質的不同。“打工文學”更具備新大眾文藝的特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打工文學”可視之為“新大眾文藝”的先聲。

作為一名“打工文學”的創作者，我到《作品》雜志任編輯之后，本著對打工者樸素的感情，一直特別留意來稿中的“打工文學”。但較長一段時間，我是有些不滿的。很長一段時間，我讀到的“打工文學”，和林堅、張偉明，甚至和我本人筆下的打工生活并沒有太多的變化。直覺告訴我，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必定有不一樣的“打工文學”。但這是怎樣的“打工文學”，我并不能提前規劃，只能期待從來稿中發現。現在，我終于欣喜地看到了這個變化，就是我將要談論的“素人寫作”。

有人也許會問，“打工文學”和“素人寫作”究竟有什么不同？特別是東莞的這些素人寫作者，他們中大多數依然是打工者，他們寫下的依然是打工的生活，為什么不將他們的寫作稱之為“打工文學”？“素人寫作”是不是換湯不換藥的命名游戲？哪一個作家在成為大眾熟知的作家之前不是素人？事實上，當《作品》雜志開設“素人寫作”專欄時，我們的編輯也有這樣的疑惑。我對編輯們說，“素人寫作”欄目發稿有兩個要素，一是寫作者是文學圈外人，二是他們所寫的是他們最熟悉的、有自身生命體驗的、帶有鮮活職業特點的題材。

現在，我想繼續就“打工文學”和“素人寫作”更為本質的不同，談一點我的觀察和理解。在我看來，“打工文學”和“素人寫作”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對城市的認同感，如果說“打工文學”是“他鄉敘事”，那么東莞新涌現的“素人寫作”，則可稱之為“我城敘事”。

我們知道，上世紀90年代，“打工文學”最著名的一部小說是《別人的城市》。一度，“別人的城市”這個小說標題成為了流行短語，它準確地概括了那一時期打工者對城市的心態。2000年，我在打工期刊《大鵬灣》做編輯，主持兩個欄目，一個叫“人在他鄉”，一個叫“故鄉的云”。這是《大鵬灣》最受歡迎的兩個欄目，也是來稿最多的兩個欄目。從這兩個欄目名不難看出，當年的打工者，對所打工的城市普遍沒有歸宿感和認同感，我們不以城市建設者自居，我們身在城市、心在農村，身處他鄉、心懷故鄉。從心理上，我們自覺地將自己當成城市的過客，就像鄭小瓊的詩中所寫，“風吹走了一切，我剩下的蒼老，回家”。在“打工文學”中，打工者是無根的浮萍，我們知道，終有一天我們會回到故鄉。正如張偉明的《我們INT》，INT是電子廠的質檢術語，意指接觸不良，這部小說表達的正是農民脫離土地成為工人后對工廠和城市的不適應。人在他鄉的漂泊感，是當時打工人的一種普遍情緒。在當時，廣東幾乎所有的電臺都有諸如“人在他鄉”“出門人”“城市屋檐下”之類的節目。而當時，我們打工的城市，也沒有將打工者當成是“自己人”，打工者被稱之為撈仔撈妹、北佬北妹、盲流、三無人員、農民工等。很長一段時間，打工人在城市生活，需要一張暫住證，他們是暫時在此居住的人。可以這樣說，“打工文學”最大的母題就是“人在他鄉”。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化，城市開始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接納這些打工者，以東莞為例，打工者被稱之為“新莞人”。正是這種包容與接納，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打工者的心態，從而改變了“打工文學”。同樣是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同樣在城市里勞作，東莞近期涌現的素人寫作者筆下，“人在他鄉”不再是廣為書寫的母題，也不再是普遍的情緒，甚至基本看不到這種情緒的表達。在王瑛的《清潔女工手記》中，作者寫下的是清潔工的生活日常，她關注的是“人”，而不是“外鄉人”。從“外鄉人”到“人”，這是一個偉大的轉變；同樣，夜晚擺攤做燒烤的女詩人溫雄珍，她的詩中也鮮有漂泊主題；在石材廠工作的詩人曾為民，他專注于對石頭的熱愛與書寫，創作了幾百首以石頭為主題的詩歌，但他更多展現的是對生命和美的思考。他們不約而同地將“外鄉人”還原成“人”，他們的筆下，東莞、深圳不再是“別人的城市”，而是自己的城市。從“他鄉人”到“人”，從“他鄉”到“我城”，這絕不是文學的自覺，而是現實生活的感受使然。

我們還可以做以下對比：

“打工文學”的故事發生現場主要聚集在工廠、城中村，事件主要聚焦在找工作、工傷、勞資糾紛、查暫住證這一類相對激烈的沖突上，“素人寫作”書寫的生活場景更加多樣，他們走出了工廠、城中村，走向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打工文學”更專注于“生存”，“素人寫作”更專注于“生活”；“打工文學”直接、熱烈、重視主觀疼痛感，“素人寫作”委婉、平和，重視客觀日常化；“打工文學”多是緊張的，人在他鄉的迷茫、安全感的缺失、前途未卜的憂心、勞資關系的嚴峻、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等等，造就了“打工文學”他鄉敘事的精神底色，而“素人寫作”的時代背景與當年大為不同，當年的諸多問題如今已不再成為問題，而今天的打工者面對的問題，已經和城市居民沒有根本上的不同，至少今天的打工人面臨的問題，和本地人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涇渭分明。如果說改革開放40年來，廣東文學從“打工文學”到“素人寫作”的變化，是從“他鄉敘事”到“我城敘事”的變化，是從關注“外鄉人”到關注“人”的變化，那么，從本質上來講，這也是中國這幾十年來，人們從對物質豐富的向往，到對精神豐盈的追求最真切自然的呈現。

另外，作為有30年寫齡和20年編齡的文學從業者，我之所以在閱讀這些素人的作品時會感到眼前一亮，不僅僅是因為素人寫作者筆下所呈現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素人寫作者普遍呈現出來的那種不為文學而文學的寫作狀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受“純文學”觀念的影響，我們的文學已經變得越來越小，路越走越窄，這些素人寫作者也在提醒我，要時刻保持一種素人寫作的狀態——忠于生活、忠于自我。

（作者系《作品》雜志社社長、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