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當DeepSeek橫空出世時，我聽到或看到大量用AI生成的音樂、詩歌、評論以及小視頻，并將這些AI生成的詩歌與人類自身創作的詩歌相對比，分析人與機器的創作之間的區別。面對狂浪般涌來的AI作品，新質生產力所誕生的新技術讓文學在傳播、創造方面充滿向外擴展的張力，它背后隱含著人類社會在未來會呈現一種革命性的變化，將把人類帶入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一個全新的時代將要開始。

二十多年前，當互聯網進入我們的生活，它打開了文藝創作者的作品傳播和知識獲取的新途徑，“在細小的網絡背后有一座座無形的圖書館”，這是我第一次上網后最大的感受。網絡時代讓在流水線上打工的我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互聯網技術”帶來的文化平權后的紅利。通過互聯網，我可以迅速地閱讀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了解文藝思潮、掌握文學動態；通過互聯網實現文藝創作者之間平等而自由的交流，獲取信息與知識的通道變得前所未有的方便，大眾獲得學習的機會不再受到局限。當時的我借助互聯網新媒體的力量，能夠跨越地域、語言和學歷等障礙，便捷地獲取詩歌知識，在工廠的機臺上寫下自己對工廠生活的感悟，分享在五金廠對鐵的新認知與感受，把自己的詩歌發表在互聯網等新媒體平臺上，直接面對讀者，跟同行與讀者交流。這種交流讓沉悶封閉的我迅速地打開文學創作的窗口，激發了我的創作熱情，也讓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詩歌與打工者的生活。

以人工智能與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對于普通大眾來說，不僅僅是一次信息的普惠與平權，它重塑了人與自我、世界之間的新型認知，開啟了新大眾文藝發展與繁榮的道路，拉近了大眾與精英之間在獲取知識和傳播方面的距離。比如在溫雄珍的詩歌中，我們可以讀到她寫燒烤攤生活的詩歌，也可以讀到作為一個中國基層女性關注到巴以戰爭的詩歌，兩種題材在一個中國基層生活的女性詩人筆下找到了一種恰當的平衡點，顯示出一種共生共存的和諧性。我覺得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件，在以AI與網絡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的加持下，我看到的是中國一個新時代的崛起。新質生產力正在書寫我們普通大眾的認知史，新技術讓大家更加快速地縮短自身與世界的距離，我們正進入一個更加開放、自由、平等、包容的世界。當新的技術加快了普通人在認知上的覺醒與自由，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用詩歌、小說、散文、視頻、自媒體等方式表達自我的感受，它們構成了新大眾文藝的主體。十幾年前，我寫作了一首《工業時代》的詩歌：“美資廠的日本機臺上運轉著巴西的礦井/出產的鐵塊，來自德國的車刀修改著法國的/海岸線，韓國的貨架上擺滿了意大利的標件/比利時在角落等待出售，西班牙跟新加坡/在檢測，俄羅斯被搬運工放入倉庫，黑非洲/站于露天場的原料，智利的訂單如它的國土/那樣狹長，我的四川方言有些守舊，湘西話/更難聽懂，福建的閩南話跟臺灣人交談/粵語的香港只是停靠站，如果我愿意/把印度，阿拉伯阿富汗，巴基斯坦安排在/澳大利亞附近，伊拉克和美國緊靠著/以色列搬運到加勒比海眾國中央/英國與阿根廷握手，日本和墨西哥……/在這個工業時代，我每天忙碌不停/為了在一個工廠里和平地安排好整個世界”。詩歌寫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工人如何在車間重構世界與自我的關系，我在許多國家朗誦過這首詩歌，跟他們分享在一個信息與技術全球化的時代，一個中國女工的生存體驗與世界的關系。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于當下，在未來，我們這種緊密關系會進一步地加深。在抖音直播中，一個貴州山區的寶媽可以通過AI語音同步翻譯與歐洲、西亞、南美的買家實現實時同步交流，她背后陳列的是來自中國工廠的箱包、鐵鍋和有中國特色的工藝品，買家可以在視頻直播中挑選自己滿意的產品。

當普通大眾通過新質生產力獲取知識的成本越來越低，獲取知識的寬度越來越廣，新大眾文藝的出現是一種必然。抖音、小紅書等網絡媒介發展實現了傳統精英與普羅大眾在發表與傳播機會上的平權化，新媒體以近乎顛覆性的方式倒逼傳統媒體重新界定文藝作品在大眾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多的普羅大眾憑借自身獨特的經歷和感悟創作出一大批文藝作品，這些文藝作品扎根于他們當下的日常生活。比如快遞工作者、燒烤攤的服務員、煤礦工人、清潔工人、流水線工人、建筑工地工人等這批新型文學創作者的作品中，我深刻感受到這批作品的在場性。他們不僅僅是身體的在場， 更是生活的在場、生存的在場，乃至精神與心靈的在場。這種“在場”的深度生存經驗讓他們的作品充滿了具有人情煙火的現實在場感。讀王瑛的作品，我讀到的是一種在具體而真實的保潔工作生存狀態下的身與心的在場感，而非旁觀者式的，更不是那種在精妙得可以隨時抽身而出的體驗式或者采訪式的“在場”。在她的作品中，既不忽視生活皺褶間的失意、焦慮與掙扎，也保持著對星空的渴望和生活本身的質感。對于新大眾文藝中生活在基層的這個寫作者群體，他們真誠地記錄日常生活里微小的凡人生存切面，傳遞出最溫情的煙火味。

（作者系《作品》雜志社副總編輯）